梅巧16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20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13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70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做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
“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教数学,可谓远近闻名,是这行中的翘楚。论在家里的排行,他并不是老大,可人人都这么叫他,大先生,原来是一种尊称。
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他为她补习数学,真是一点就透。他掩藏着兴奋,试验着,带领她朝前走,甚至是跳跃,甚至设置陷阱,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她就像一匹马,一匹青春的、骄傲的小母马,而数学,则是一片任她撒欢飞奔的萆原。大先生渐渐不服气了,想绊住那马蹄,四处寻来了偏题、怪题,可是,哪里绊得住?她总是能像刘备跨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雪亮,灯焰在她脸上一跳一跳,这使她垂头的侧影有一种神秘和遥远的气息,不真实。大先生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那句判词,“心较比干多一窍”,突然就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现在,梅巧不再是梅巧,而是“大师母”了。所有人的“大师母”。习惯这称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起初,人家一叫她“大师母”,她的脸就红到了耳根,觉得那称呼很讽刺。只有在学堂里,她的同窗们才叫她一声名字。大先生是守信用的人,婚后,他果然送梅巧重返了女师学堂。也只有在那里,梅巧还是“范梅巧”,甚至是“范君”。她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彼此以“君”相称:张君、李君、范君的。
女师学堂设在一座西式建筑里,是那种殖民风格的楼房,石头基座,高大的罗马柱、哥特式的尖顶,走廊里永远是幽暗的,有着很大的回声。从前,梅巧不知道自己是爱这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梅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了。
在七月的暑热季节,她的两只大乳房胀得生疼,乳汁在里面翻江倒海,不一会儿她的前襟就湿透了。巡堂监考的先生关切地停在了她面前,犹豫着要不要递给她一块手帕。那一刻,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她吞咽下羞耻的眼泪,在心里发誓说,再也不要生小孩了!可是,这事哪里由得了她?那些不知情的小生命,那些孩子,还是接踵而来了。有了老二、老三,说话间肚子里又有了老四。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她折腾自己,在学堂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在沙坑里练跳远,两条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那一团温暖的诡异的血肉,就像吸附在她体内一般,坚不可摧。她吃巴豆吞蓖麻油,甚至,还在身上藏了咒人流产的符咒。一切,都没能阻挡那血肉们一天天壮大、成熟。
大先生的娘,她婆婆,在她生下老二时从乡下来看她就发了话,说:“凌香她妈,快别去学堂现眼了,拖儿带女的,就做了女状元,又能咋?”她自己的亲娘也劝她,说:“闺女呀,别犟了,认命吧,人谁能犟过命去?”大先生呢?大先生嘴里不劝,可是那些劝阻的言语都写在了眼睛里。梅巧就回避着大先生的眼睛,坚持着;那坚持可真是需要耐力啊。本来三年的学业,她休了念,念了又休,到第六个年头,这场艰苦卓绝的坚持才见分晓:梅巧终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的毕业证书。
她捧着那证书,跑回娘家,一进门,哈哈大笑,热泪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