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学里的校长，就连最称职的，也只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而已。他们的知识有着极大的缺陷，甚至没有足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更不用说对社会诸多弊端有清醒的批判和不屈的怀疑。一校之长丧失掉此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路线，就不可能保护教师独立研究，不受强权意的干扰，也不可能爱护学生自由之思考，甚至心怕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超过了权力所能允许之范畴。自然这与校长之被当作官员任命不无关联，既是官员，也只过政治系统之附庸而已，哪里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不可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发见。就拿执中国大学之牛耳的北京大学来说，我们随意点出几位校长，便可看出一个大学校长权力到思想逐渐弱化的轮廓，教育家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建立了一种至今仍为人们所崇仰的北大精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对“北大之所以为北大”作过精彩的阐释并意欲追随之：“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见《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P171)蔡元培先生不只是北大走向现代教育进程的奠基者，而且也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难得的精神领袖。依我看来，倘若北京大学已不残存这点难得的精神，那么它也只不过是中国众多平庸大学当中的一所罢了。胡适先生亦是一教育家，其思想既承杜威实用主义的进步教育，又赓续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把学生和教师的地位，以及学术的尊严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胡适先生在许多方面特立独行的见解，兼以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范，实应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包括教育界据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绝非那种好贴政治标签，近乎骂娘的所谓对胡适学问思想的指陈，所能够骂倒其在教育文化界的业绩的。
　　　　
　　　　 到了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执掌北大，他虽自知无法抵挡五十年代对高等学校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改造，对学校办学方向的影响已渐趋式微，但他仍以个人的勇毅续写了他倡导的“北大主义”即为“牺牲主义”的观点，后终因提倡“新人口论”而获罪。但并不就此屈服，“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这实在是北大精神要害之所在，也是中国知识当以此为榜样的社会良知。现今之北大，即便像陈佳耳先生这样的中科院院士当校长，其对学校学生的影响与马寅初先生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解放前的学理工出身的大学校长非常多，“如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浙大的竺可桢、云大的熊庆来、中央大学吴有训等等，这些人都理工科出身，但在他们手里，都把大学办得有声有色，这些校长本人是专家，但同时又都是教育家，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才教授、对学术、对学生、对思想、对自由，大体有固定的看法。”(谢泳著《学人今昔》P95，长春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这自然不能完全怪陈先生，或许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太少，校长个人思想可以发挥的余地甚少的缘故。
　　　　
　　　　 事实上，不只是以前的大学校长多半是教育思想家，就是以前的中小学校校长，也有不少教育思想方面的卓越者，有的甚至是开某种教育方法之先河。计有晓庄师范的陶行知、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黄炎培、成都树德中学的校长吴炜、江西幼师校长陈鹤琴等等。国外的亦有前苏联克留科夫铁路职工子弟学校长和波尔塔瓦市立学校校长马卡连柯、乌克兰巴帕雷什中学校长苏霍姆林斯基、莫斯科第110中学诺维可夫(诺维可夫曾著有《校长手记》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不过现今看来，语多不经，观念陈腐。见新潮书店1951年7月初版，译者耒井从英文转译)今日有多少校长——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小学的——能称得上是教育思想家呢，吾未之闻。我们即便再有睁眼说瞎话的绝妙技巧，也不能把上饶镇全德小学、康东小学的校长及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看作是一人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吧，遑论他们是什么教育思想家啊。如果你硬要探究一下现今为什么不肯出教育思想家的原因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星可窥其幽微的蛛丝马迹，五十年代蛮不讲理地大批狠批行乞兴学的武训，以及被称之为人民教育思想家的陶行知，你就会明白还有谁愿去做使他倒霉的、特立独行的教育思想家呢?算了罢，传声筒要保险得多嘛。
　　　　
　　　　 女作家、教育家陈衡哲先生曾就升学与考试，发表过自己精辟的见解：“一个人才的造成，单靠知识是不够的；知识的获得，单靠书本是不够的；书本的了解，单靠数里的功灌注是不够的；数量收入脑海中的程度，单靠考试是不够的。在这一连串大小轻重的关系上，不但会考的一件事，只等于一个不足轻重的陪臣；就是读书的本身，也不过等于一个爵爷罢了。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的呢!”(《青年的健康问题》，见《衡哲散文集》P213，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能切实地注意到“人生”这个君王呢，他们只注意“会考一件事”，自然并不是他们喜欢会考，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注意，因为通过会考的筛选，走过高考的“独木桥”，个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及发展的机会，人生的选择余地也较原来增大。固然也有书读得多的高学历人士失业无工作，但就漫漫人生长路来说，总体上无疑较所受教育有限的人来说，改弦更辙和寻找出路的契机总是会更多，因此无论是长期考虑还是短期打算，人们总是竭尽所能争取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而受教育的机会，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国度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尽管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人的权利的一种，列入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追求的理想。我们常常说人权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说法尽管对人权有以偏概全，甚而偶尔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人权内核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要做到也并不是那容易的。因为一个人要生存和发展，那么必要的教育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倘使一个人是文盲，那么他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和竟争能力，在起步上就吃了亏，就更谈不上追求生存的质量。可以说，由于各种因素，基础教育在政府提出的的2000年内还得不到普及，我们连人权内核中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都还做许多切实可行的工作，以期逐步得到改进。
　　　　
　　　　 而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为解决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做出了法律上的规定，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光有法律，经济发达程度不够，同时又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即便投入了相应的资金(何况我们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管理不善，教育资源浪费严重，甚至教育官员的贪污腐化层出不穷，那么我们的《义务教育教育法》更多的时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事实上，作为义务教育最基本的规定，所谓免除学费，可以说在很多地方都未能实现，而且很多学校是更变本加厉地乱收，使得学生家长不堪重负，这说明政府和法律在限制及处罚学校方面是不力的。作为想受教育而又没有能力的人，政府若不能使其受到教育，那么《义务教育法》只不过是画饼充饥，仅仅有一种向国外做姿态的作用而已。政府都没有因不能做到真正的义务教育，而受到处罚和批评，还有谁把这个《义务教育法》放在眼里呢?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贫困，主要是没有认识到这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父母很有些时候不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当然这里面最为棘手的便是法律中对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的惩处不力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会牵连我们国家在实施法律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司法腐败的问题。当然，还有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修改和完善的问题，“《义务教育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对各类义务教育法律责任问题，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不够具体，不便于操作，有些行为虽有规范，但无具体处罚规定。”(《教育政策法规》P172，李承武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同时义务教育法及“普九”教育的全面贯彻实施，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着一个更为庞大的待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加之教育经费的落实与管理又存在许多弊端，面对众多的受教育人口，就形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人口众多，世界第一，已是妇孺皆知的事。不过，这个轻而易举的世界第一却非什么光荣，反而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负担。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单枪匹马的挑战，最终还是被淹没在强权话语的洪流之中，他那独立孤苦的呼喊，细若游丝，仿佛已变作日后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民众的低泣。现今有谁没被动地分担因人口过多而带来的，如就业、上学、脱贫、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