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的散文史上，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除了鲁迅外，很少有人这样集中地、执着地叙说死亡。
　　20世纪的汉语主题一度是救亡图存，革命解放，阶级斗争，改革开放，那些主题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意识形态霸权。即使救亡，也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而服从服务于一种异己的文明单位：阶级、种族、国家、发展、稳定，等等。死亡，在现当代中国，不再是生命的自然归宿，不再是成熟事物的必然经历；而成为变态、丑陋的生命遭遇。早夭、横死、同类相残、物化。无论是秋高马肥，还是穷极无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游戏中消遣。乡村集中营、土改杀人游戏、党派斗争、路线斗争、改革斗争，军战、商战、文化战、经济战、网络战，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人对生命的夭折毫无顾惜，人们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几千万人战死、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人被斗死之时，人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繁荣、强大、崛起的时代。
　　死亡因此在中国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由革命党人发明的追悼会，大大小小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着，故作庄严、热烈其实空洞地颂扬着死亡。活着的个体越来越恐惧死亡，并在死亡之光的追照下飞快地堕落，变本加厉地糟蹋文明资源：祖先的遗产和子孙的权利。这在文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有着美好而重大的天人境界，生死事大。对中国人来说，生死都得事之以礼，死更得葬之以礼。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却成为没有家教、没有文明的类人孩，那样无心肝也规避心肝地从事死亡的人生游戏。死亡成为语焉不详、避而不谈的事物，成为活人难堪、用尽一切办法遮掩的应付。天灾人祸，都会成为民族精神的化妆事件。成千上万被饿死、被洪水地震等裹埋的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同胞宣讲自身的好材料，成为权力表白恩典的好名目。甚至汉语世界里的英雄圣贤，如陈独秀、瞿秋白、林昭、张志新、赵紫阳、李慎之、刘宾雁等人，在告别这个世界之时及之后，不得不再一次承受权力和流俗的侮辱和损害，因为权力无勇无力叙说他们的生死，因为类人孩们无心无胆深究他们的生死。
　　即使当代众多涉及过死亡的作家，也多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伤痕、复仇、炫耀等等自我心理，远未能将历史、现实的中国人尊之以礼。正是缺乏这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中国作家们提供的文学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诗人廖亦武悲怆地不无愤怒地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个世纪，有着同样情境的俄国缪斯阿赫玛托娃则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在这方面，野夫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权利。生死事大，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野夫写她的母亲：“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写外婆：“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写李盖武：“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写仇老汉：“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写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高尚、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正悲剧中，悲剧人物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毁灭的只是那些歌队、那些残民寄生的物类。因此，在放弃宏大叙事之后，在打量这一个个死亡者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死亡者们自然生存的神性。他们为宏大性所迫害、侮辱、屠戮，因而最富于人性，也最富于神性。
　　历史借助于野夫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懂得，我们生存又厌倦的中国家园，仍有着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我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欲奔向美好明天奔向发达社会，而为我们弃置不顾的当代社会，仍有着可歌泣、可典范、可为之生死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忠诚、中国地主的美德、农民和地主的死亡组成了统一的历史风景，野夫把民众的劳作、国家与时尚的无耻勾勒成一个画面，野夫还原了组织、隐士、文化和爱情。是野夫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多亏了野夫，我们才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有着权力、金钱、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借用勃兰兑斯的话说，野夫的挽歌既是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声的光影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忧伤、从容、无能自主，他们经历了一个个的恐怖或无望的场景，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落寞带有诗意，他们的苦难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野夫笔下的亡者，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情怀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