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的王美生在美国学习了五年英语和银行管理之后，遥望东方破碎的家乡，胸中奔腾着一腔报国热情和远大理想，在跟父亲经过一番巧妙的较量之后，终于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回到了国内。
时光如梭，五年的异国时光眨眼就过去了，当年的情景恍惚就在昨天。五年前出国时，他是在天津的塘沽港上的客船，那时十七岁的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模样，满面青涩，稚气未脱，站在舅舅的身边，踞着
脚尖，不住地朝岸边挥着手，不像是去留学的，倒像是去旅游观光。现在回来了，变成了一个英俊惆镜的高挑青年，举手投足，耸肩摊手，都有了美国人的潇洒风度。要是脱下西装，穿着背带裤的身板更显
挺拔，怎么看怎么像是大有作为的青年才俊。
那天，见到分别五年的儿子，父亲王鸿儒上下左右看个不够，平日不苟言笑的方脸盘上显得非常动容，眼窝里还含着一汪水，晶莹闪亮，随后便是不住地感叹。王美生知道，父亲的感叹有两层意思:一方
面感叹美国的教育就是好，把儿子培养成了一表人才;另一方面还是觉得他不应该回来，应该再读博士。在他回国前，父亲写给他的信上说，现在国内动荡不安，日本人骄横跋启，中国抗日胜利的希望不
大，对日作战犹如鸡蛋碰石头，前途渺茫，好好在美国学习吧。可是王美生偏要回来，他说他倒要看看日本人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怎么中国军队就打不过日本军队呢?首都早已经迁到重庆去了，还让人
家追着屁股轰炸，怎么这样窝囊呢?王美生在信上昂扬地说，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国家有难，不应躲避，应该报效国家。父亲看着儿子激昂的书信，深知儿子柔中带刚的性格，知道拗不过他，只好默许他回来
了。可是，自从回来的那天起，王美生就看见父亲的目光中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给父亲看，不让疼爱他的父亲失望、伤心。
王美生回来后，王鸿儒并没有直接给他在银行里找工作，而是让心高气傲的儿子先冷静下来，让他走一走、看一看，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看一看他的理想与现实有多大的差距，以他年轻稚嫩的肩膀和
双手，怎么能在这烂摊子上建设宏伟大厦。老谋深算的王鸿儒有自己的打算，当儿子看到国内一派萧条狼藉时，再跟他好好谈，然后劝他重回美国去。所以有言在先，不能乱走，更不能走出租借地。王美生
不想让父亲担忧，说到做到，遵从了父亲的意见。
王美生的家在英租界，其实也是早先的美租界。都说天津城有八国租界，实际上最早是九国租界，有美国的地盘。后来美国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对华亲善，放弃租界特权;一面又与英国政府暗中
磋商，私相授受，将美租界并人英租界之内，统由英国人管辖，但美国人依旧享受各种特权。所以在这个早先的美租界、现在的英租界里，还是美国人或是跟美国人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多。王鸿儒就是其中
之一。
王鸿儒早先在天津的美国花旗银行工作，因此早早就把家安在了这里，对于崇拜美国的王鸿儒来说，住在美国人的身边，更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租界乃国中之国，一切不受中国当局管辖，工部局是
租界里的最高机构，有权决定各种事务。外国人就是杀了人，也要由租界当局审判，这叫“治外法权”。虽说八国租界当局对中国傲慢，但对占领中国的日本人还是低眉顺眼的，所向披靡的日本人根本不把
美、英等国的租界看在眼里。日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年，就在英、法租界周围架设了铁丝网，对出人租界的人员进行严格检查。只要想抓抗日分子，闯进来就抓，根本不管租界当局的反应，英、法、美人也不敢
过高的吭声，只能在喉咙里嘟嚷两声，自己给自己听，或最多象征性地抗议两声。有时候租界里的警务处还会配合抓捕，甚至“引渡”抗日分子。但即使这样，租界还是要比华界地安全一点，毕竟日本还没
有跟英、美等国交战，所以对英租界还是有所收敛的，多少还有一点面子。
英租界在天津所有租借地里，面积是最大的，经过三次扩张，已有六千多亩地。能住在英租界里的，都不是简单的人家，腰里都有些银两，许多人上班，都是坐着小汽车去的，最低的也是有黄包车的。
王美生家住着一栋小楼，一共两层，前面是一个不大的庭院，后面是一个不大的小花园。环境幽雅，特别安静。街道上都是大胡子的印度巡捕昼夜巡逻，他们头上裹着高高的包布，手里提着大棒子，棕
色的脸庞上，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四处巡视，仿佛街上游荡着一个个大猫头鹰。
在王家向东的方向，也就是走出这条安静的街道，就是一个圆形的开阔地，有点类似欧洲国家十八世纪的市政广场。如众星捧月般环绕着这个小广场的，是众多的商家店铺。比如说吧，南面有一家菜市
场;北面有一家书店。当然不止这两家，还有什么布匹店、面包房、洗衣店，还有照相馆、花店、裁缝店，再有就是咖啡馆和西餐厅。虽说店面都不大，但紧紧凑凑，看上去非常火爆。
王美生回国后，遵照父亲的指示，真的不走出租借地。因为小广场一带最为繁华，所以王美生经常在这一带溜达，站在广场中间，双臂抱在胸前，左右看了看，最后总会奔向北面。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
那家书店—大陆书店。
书店老板叫潘翔升，瘦高个子，头发略微过长，因为中分的缘故，前面的头发总是不由自主地垂下来，自然地挡住了眼睛，这时潘翔升就会用手把头发背过去，随意的姿势中，倒有几分洒脱。潘翔升比王
美生大一岁，可是看上去特别老成，似乎大了好多岁。
书店靠窗户的位置，有两个茶几，每个茶几旁，都有三把椅子。王美生每次来，先从书架上抱过来一擦书，放在茶几上，然后一边看书，一边喝茶，最后走时肯定要买本书，夹在腋下，摆摆手，微笑的样子
还是像个大学生。有时书店顾客不多，经理潘翔升就会坐过来，跟他喝茶聊天。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聊得很是投机。
记得王美生第二次来书店时，劈头就问潘翔升，中国能打败日本吗?
潘翔升说，能。
王美生见潘翔升说得格外坚决，就问他打败的理由是什么。
潘翔升没有马上回答，扭过脸看了看马路对面的那座菜市场，然后反问王美生，你觉得打不过吗?
王美生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对国内的形势不了解，美国的报纸更关注欧洲战场，对亚洲战场的报道少之又少。
潘翔升问他，所以你就回来了，想看一看?
是呀，所以我要研究一下当前的形势，看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办?王美生说着，拍了拍眼前的一擦书，笑道，你没有发现吗?我看的都是思想方面的书。以前我认为中国要想不受欺负，工业和军事上去了
就好办，现在看来不对，应该注重思想教育，要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随后，王美生滔滔不绝地讲解着自己的教育理论。潘翔升不会插嘴，一句话都不讲，只是静静地听着。
交谈多了，潘翔升知道了王美生的大致情况，甚至还知道了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银行家。王美生思想开放，与人相处，也特别单纯，就像他纯真的目光一样，没有任何防备心理，整个人纯净得犹如清澈
的泉水。
王美生不断地谈他的思想救国理论，并且要潘翔升表态。这天，他又讲了，拉住潘翔升的袖子，让他回答。可潘翔升对于他的“思想救国”理论还是没作表态。
门口垂吊的铃档响起来—有顾客推门进来了。潘翔升笑了笑，站起来，拍了拍王美生的肩膀，然后去前面的柜台照应。王美生摇摇头，又耸了耸肩，然后喝茶，继续看对面的那座菜市场—不看都
不行，菜市场霸占了对面全部的视线。
菜市场一点都不像菜市场，倒像是一座缩小的欧洲古堡。灰色的哥特式建筑，两边各有一个造型别致的角楼，完全对称，仿佛一对双胞胎兄弟。这座菜市场是英租界最大的菜市场，里面的东西特别
贵。到这里买菜来的，都是租界里的上层人家，有外国人，也有高级华人。王美生家的佣人就到这里买菜。尽管王美生每天都吃着这家菜市场里的蔬菜，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可是他却喜欢坐在书店里观
看菜市场进出的人，还有菜市场大门口上方的英文牌匾。那几个硕大的英文字刻在厚厚的长方形的方木上，远远看过去，很有立体感和艺术感。既不像菜市场，也不大像古堡，更像是博物馆。
王美生来书店的次数多了，话题开始广泛起来。他除了跟潘翔升聊关于时事的热点话题，还谈书法。潘经理的书法造诣不低，书店的牌匾就是潘经理自己写的。那四个魏碑体的遒劲有力的大字，
看上去透着深厚的内涵。王美生的书法也是值得夸赞的。别看他的父亲王鸿儒崇尚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但对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还有书法艺术非常看重，从小就教王美生吟诵经典，还要练习大字。美国
五年，王美生对书法有些生疏，听说潘翔升对书法很有研究，他也来了兴趣，经常主动跟潘翔升探讨。有时中午顾客少，二人兴之所至，在长桌上铺开纸张，研磨润笔，争先恐后地在宣纸上笔走龙蛇，互相切
磋，好不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