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开始对某个未知的生物群落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对它们的特殊之处感到困惑……这是因为他对这种生物群落的数量以及变种都一无所知……

1899年，我们还在摸索如何对抗黑暗，不过对于得克萨斯的温度，大家已经是听之任之了。在日出前几小时，东方的天空呈现靛青，地平线还是一片沥青色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起床，点起了眼前的煤油灯，盏盏灯火在黑暗中摇曳。从现在到正午之前，有相当于一整天的活计等着大家干，直到能杀死人的热浪袭来，把我们通通赶进门窗紧闭的房子里为止。那时候，每个人都躺在颜色暗淡的高高的天花板底下，边出汗边“挺尸”。妈妈的夏日救急方案，通常是往被单上洒清爽的古龙水—往往一分钟就蒸发殆尽。下午三点，大家又该起身干活了，虽然这时候的温度依然热死人。

高温对所有在芬特雷斯的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女性，她们的束腰和衬裙热上加热（我还好，还得再过好几年才会遭受正统女装的折磨）。她们松开束缚，一小时一小时地唉声叹气，咒骂着热浪和她们的丈夫，盘算着把他们生拉硬拽到考德威尔县种棉花或者山核桃树。妈妈暂时放弃了她的假发，这是她每天都要在头上堆得跟个小山一样的复杂装备，上面装饰着弯曲的刘海和打卷的马毛鼠。这些天，只要一有空，她就会把头伸到厨房的水泵底下，指示我们的混血厨娘薇欧拉给她冲头，直到湿透为止。她严令我们不准因这滑稽的一幕发笑。母亲在热浪面前一步步放弃了尊严，我们（包括父亲在内）都对她退避三舍。

我叫卡波妮娅·维吉尼亚·塔特，不过话说回来，人人都叫我凯莉。那个夏天，我十一岁。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剩下六个都是小子。你说还有比这更糟的事儿吗？我上有三个哥哥—哈里、萨姆·休斯敦和拉马尔，下有三个弟弟—特拉维斯、苏尔·罗斯和吉姆·鲍伊小宝宝—我们叫他J.B。正午时分，小男孩们都被叫去睡觉。有时候他们就像潮湿的、冒着热气的小狗一样蜷成一团。爸爸和其他从田地和轧棉机厂归来的男人们也去睡觉。在把自己扔到吊床上之前，他们总是会举起放在昏沉门廊前的锡桶，用里面的水冲洗一遍身子。

没错，热浪很烦人，但是却给了我自由。在全家都翻来覆去打盹的时刻，我悄悄地从秘密小路去了圣马库斯河边，这里没有学校，没有讨厌的兄弟，没有妈妈，只有休憩享受。没人允许我来，不过也没人说过不成。我能独自前来是因为我在门厅尽头独自拥有一间卧室，而我的兄弟们只能挤在一间房里，这是闲聊的时候他们都很眼红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待遇对我这个家中唯一的女儿来说，还算是相当让人满意的。

一片五英亩的野地把我家和河流隔离开来，这片野地还在扩大。本来这对我去河边是个考验，不过实际上它却成了我的庇护，把狗、鹿和兄弟们都挡在外面，只留下一条狭长的小径，长满了高及头部的芒刺，在我弯着身子滑过窄道的时候，它们还常常拉扯我的头发和连衣裙。到了河边，我脱下裙子，潜入水中，我的衬衣在背后随着轻柔的水流摆动不已，凉爽的河水包围着我。我就是一抹河流中的云朵，在水涡里轻转。我抬头望着高高在上的蜘蛛薄囊，它们悬挂在高大茂密、俯身倾向河流的橡树上。蜘蛛好似我的镜像，它们带着自制的气囊飘浮在苍青的天空中。

那个夏天，除了我爷爷，所有的男人都剃短了头发，刮光了胡子，一个个活像瞎眼的火蜥蜴，要过上几天我们才能适应他们苍白裸露的下巴。爷爷却截然不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热浪折磨人，就算他老人家的胡子已经垂到了胸部。他坚持己见，因为他从来都是个循规蹈矩、按日常规律和习惯办事的人。他从来不在中午前喝威士忌。他臭不可闻的旧燕尾服早在多少年前就已过时，破旧不堪，但他就是不肯与之分离。尽管我们的女仆桑金娜用苯使劲擦它，这件衣服还是发出阵阵霉味，颜色也不黑不绿的，相当诡异。

爷爷和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他这个人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自打他把家族生意交给唯一的儿子—我父亲阿尔弗雷德·塔特以后，他就整天待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验室其实就是以前奴隶们住的破棚子。爷爷要是不在实验室，那不是外出搜集标本，就是抱着他快散架的书躲在图书馆的某个阴暗角落里，在那儿没人敢打扰他。

我问妈妈是否可以剪头发，我的长发挂在后背上，又稠又密，热死人。她说不行，她不会让我像个未开化的野人似的。这真不公平，我都要热死了。所以我订了一个计划：每周剪掉一英寸，一点儿一点儿地剪，这样妈妈就不会注意到了。若是我表现良好，她一般就不会注意到我。每次我把真实的自己藏在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小姐后面的时候，都能从她近距离的审视下安全脱身。她本身就已经被单调的家务以及无休止的男孩们的吵闹淹没了。你压根儿就没法相信六个兄弟能制造出多少骚乱。再加上热浪也让她的头痛进一步恶化，她要喝下一大勺在妇女们中间享有盛名的排毒养颜的什锦蔬菜汁。

晚上，我握着绣花剪刀，鼓起勇气，心怦怦直跳，剪下了第一英寸的头发。盯着手掌里柔软的头发，我感觉自己正大步迈向光明的未来。再过几个月，就是一个新时代啦。这真是一个重要时刻。不过，我怀揣对黎明到来的恐惧，整夜都难以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屏住呼吸下楼去吃早餐。山核桃煎饼吃起来像硬纸板一样。你猜怎么着？一切照旧，没人注意。我松了一口气，不过也忍不住想：好吧，反正这个家还不就是这样。四个星期过去了，四英寸消失了，都没人注意。只有厨娘薇欧拉在一天早上狠狠瞪了我一眼，不过她什么也没说。

妈妈在持续的炎热下，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在晚餐时点燃吊灯的蜡烛。她甚至接连两个星期都略掉了哈里和我的钢琴课。钢琴课其实还好。哈里边弹边流汗，琴键也随着流淌而出的小步舞曲变得模糊不清。妈妈和桑金娜努力恢复琴键的光泽。另外，我们的钢琴教师布朗小姐也已经上了年纪，跟她同样老不堪言的马每次都要拉着马车从三英里外的普雷里利过来。她们很可能在某次旅程中崩溃倒下，然后卧床不起。从健康角度而言，不上课也不是坏事。

爸爸发现我们要错过钢琴课后，说：“好事一桩。钢琴对男孩来说就跟裙子对蛇的用处一样。”

妈妈不乐意听他说这些。她打算让十七岁的哈里，也就是她最大的儿子成为一个绅士。她已经计划好，到哈里十八岁的时候，把他送到十五英里外的奥斯汀的大学去。报上说，大学里容纳了五百名学生，其中有十七名是带着女伴的年轻小姐，她们修习文科（包括音乐、英语、拉丁文）。爸爸的计划截然不同：他希望哈里有朝一日继承他的轧棉机厂和山核桃园，成为一个生意人，而且也跟他一样加入互济会。爸爸显然完全没有想过钢琴课对我来说也不是好事。

六月下旬，《芬特雷斯指南》报道说，报社外街中心的温度已达41摄氏度。报纸没说阴凉处的温度如何。我在想这是为什么，一个有脑子的人不会在太阳直射的地方待上一秒钟的，除非旁边实在没有什么阴凉的地方可以待，不管是树阴，还是谷仓。我觉得阴凉处的温度在我们镇用处更大。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信寄给报社表达我的观点。让我兴奋的是，报社居然在接下来的那周刊登了我的来信。让我们全家都很吃惊的是，报社也开始报道阴凉处的温度了。看着阴凉处的温度是37摄氏度，我们总算感觉凉快一点儿了。

屋里屋外暴增了大量的昆虫。蚂蚱在马蹄下扎堆，越聚越多。萤火虫更是激增到惊人的数目，人人都觉得这个夏天的萤火虫群是最壮观的。每个晚上，我都和兄弟们在前廊捉虫，还展开一场谁能发现第一只萤火虫的竞赛。获胜是非常刺激和荣耀的，特别是妈妈还为比赛缝制了一个奖章—她裁了一块蓝丝绸，上面还装饰了很长的丝带。在头痛的间隙她用金线缝了“芬特雷斯萤火虫大奖”这几个字在奖章上。我们都对这个奖章垂涎三尺，第一名会戴到第二天晚上。

蚂蚁也史无前例地入侵厨房。它们列队前进，勇往直前地从窗户和踢脚板冒出来，直冲水槽而去。它们迫不及待地想喝水，任何人都别想阻止它们的步伐。薇欧拉用各种武器消灭它们，但是收效甚微。我们都觉得萤火虫是奖品，但蚂蚁是灾难，这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思索，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它们同样是昆虫，同样在干旱中求生存，跟我们人类一样。薇欧拉应该顺其自然，别再对付蚂蚁，不过当我看到鸡蛋沙拉上有黑椒状的不明物体以后，我又推翻了这个想法。

这些昆虫泛滥成灾的时候，另外一些却消失了，比如蚯蚓。我的兄弟们抱怨没有钓鱼用的饵了，而去坚硬干燥的地里挖又太困难。你也许会琢磨，蚯蚓也能被训练吗？在这儿我告诉你，绝对能。我是如此操作的：雨后蚯蚓就会露头，给它们制造一场降雨非常简单。我拿来一个锡桶，在五英亩以内的阴凉处找一块地，把水倒在上面，一天重复几次。四天以后，我只需要拎起锡桶，走到那里，这就意味着水来了，蚯蚓就会随着我的脚步声爬出地面。我把蚯蚓收集起来，然后以一打一便士的价格卖给拉马尔。拉马尔缠着我要我告诉他在哪儿找到这些蚯蚓的，我没理他。不过，我把我的理论告诉了哈里—我最喜欢的兄弟，我在他面前几乎（嗯，几乎）没有秘密。

“凯莉，”他说，“我有东西给你。”他走到写字台边，掏出一个口袋大小的红色皮革面笔记本，上面盖着“奥斯汀纪念品”的字样。

“这个，”他说，“我用不着。你可以把你的科学发现记下来。你正经是一个生物学家了呢。”

什么？真的吗？生物学家？我不知道，可是我接下来的夏日时光都消磨在这上面了。如果生物学家指的是记下你身边的事，我会去做好的。另外，我现在也有私人地盘来写东西了，我注意到了许多以前未曾注意的事物。

我第一份记录是关于狗的。为了对抗热浪，它们静静地趴在泥里，看起来跟死了差不多。就算我的兄弟们无聊地用木棍逗弄它们，它们也无动于衷，头也不抬。每次喝水的时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站起来，挪到水槽前，然后再趴下，带得浅坑里一阵尘埃扬起。就算你用猎枪指着爸爸最宠爱的猎狗阿贾克斯的鼻子，它也毫无反应，只是大张着嘴，倒是方便了我数它的牙齿。这样，我还发现狗的嘴巴顶端向后呈很深邃的山脊状，不用说是为了让猎物更方便地推进食管里。我把这个发现记在笔记本上。

我还观察到，狗的眉毛可以传达很细微的情绪。我写道：为什么狗会有眉毛？为什么狗需要眉毛？

我去问哈里，他不知道。他说：“去问爷爷。这类事他懂。”

我不去。这个老男人有浓密凶悍的眉毛，像龙一样趴在他脸上，对我来说接近他就跟一个婴儿要爬一座山似的。在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直接跟他对过话。我都不知道，他晓不晓得我的名字。

接下来，我的研究对象转向了鸟类。出于某些原因，那一年我们这地方拥有数目惊人的北美红雀。哈里说我们有个好收成，这话逗得我发笑。就好像这么大的数量对我们有用似的，就好像我们要收集它们亮丽的充满生气的身体，然后像摆圣诞节装饰品一样，从石子路一直摆到树上。不过，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由于干旱，它们的食物如种子和浆果的产量也都下降了，雄性红雀在每棵朴树上都激烈地争吵。我曾经发现过一只雄性红雀残缺不全的尸体，非常震惊而忧伤。接下来的某个清晨，一只雌性红雀光临了门廊前的藤椅，停在椅背上，就在我身边。我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这令我屏住呼吸。一大块灰褐色的物体吊在她白杏色的鸟嘴上。那东西看上去像只老鼠宝宝，只有针箍那么大，奄奄一息。

吃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件事。父亲说：“卡波妮娅，红雀不吃老鼠，它们只吃蔬菜。萨姆·休斯敦，帮我把土豆递过来。”

“是啊，嗯，我就是这么一说，爸爸。”我回答得很勉强，一股怒火冒了上来，但我没有为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辩护。红雀如此反自然的行为令我震惊。下一阶段就将是自相残杀了。那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我拿了一罐燕麦撒在车道上。在笔记本上，我这样写道：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下，明年我们还能剩下多少红雀？记得收集数据。

下一个进入我笔记本的是出现在这个夏天里的两种不同的蚂蚱。普通的蚂蚁品种个子小小的，行动速度很快，祖母绿的身体上点缀着黑色的斑点。今年，出现了一种个头有普通蚂蚁两倍大的品种，身体呈明黄色，动作迟缓，光滑肥胖，落到草上时会把草压弯。我询问了家里的每个人（除了爷爷），想查明奇怪的黄色品种从哪儿来，可是没人知道，没人表现出兴趣。

最后，我鼓起勇气来到爷爷的实验室前，推开用来当门的麻袋，站在门框前发抖。爷爷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他正站在长桌前往奇形怪状的烧杯和瓶子里倒灰色的液体。他没有让我进去。我磕磕巴巴地把蚂蚱谜团说给他听，他盯着我，好像不知该拿我怎么办。

“这个啊，”他温和地说，“我认为像你这样聪明的孩子自己能观察出来的。等你有了结果再来找我吧。”说完他转过脸去，开始在他的分类表上写了起来。

好吧，就这样。我那长着龙样眉毛的听众。当然，他没有朝我喷火，可是，他也没帮我。也许我该让哈里陪我一块儿来，说不定爷爷会多注意我一点儿。也许是因为我打扰他的工作，所以他不耐烦了，可是他说话很和蔼。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出于某种理由，他想从山核桃液里蒸馏出威士忌。他的理由很简单，既然可以用普通的谷物和平凡的土豆制造烈酒，为何高贵的核桃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可是有六十亩山核桃呢。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思索着蚂蚱谜团。我的瓶子里有一只绿蚂蚱，看着它，我突然有了灵感。我还没抓住过一只大个黄色的那种，虽然它们行动更慢。

“你们为什么不一样呢？”我问。它拒绝回答。

第二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我被负鼠归巢的声音弄醒了。没过多久，我听见桑金娜拉开了我房间下面的客厅窗户。我从高高的铜床上下来，忽然，一个想法闯进我的脑海，肥大的黄蚂蚱是一个全新的物种，迥然不同于绿蚂蚱，而我—卡波妮娅·维吉尼亚·塔特—发现了它们。为何发现者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为新物种命名呢？我要出名了！我的名字将流传到遥远的地方；地方长官要来跟我握手，大学将授予我证书。

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如何公布我的发现呢？我有个模糊的念头，那就是可以写信给华盛顿的某个行政官员，把我的发现写出来，让他们登记在案。

我曾经在饭桌前听到过爷爷和贝克牧师的争论，牧师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在科罗拉多州挖出的恐龙化石感到忧心，担心这些会对《创世记》产生不好的影响。他们谈到自然是如何优胜劣汰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哈博特尔小姐想要忽略达尔文，对这些理论她觉得很困惑。像这样一本论述物种起源的书应该可以告诉我怎么做。但是，我究竟怎么才能拿到这本书呢，特别是现在关于这本书的争论非常激烈，圣安东尼奥甚至出现了一个叫“地球是平的”的分支机构。

随后我想起来，哈里负责去洛克哈特的采购工作。洛克哈特是考德威尔县的县治，镇图书馆就设在那里，书自然也在那儿。我要做的就是求哈里带我去，他从来不会拒绝我。

在洛克哈特办完生意上的事以后，哈里就在角落处闲逛，评鉴着路过此处的女士们近期所穿的流行服饰。我含糊地说了个借口，悄悄地穿过法院门口。图书馆冰冷黑暗。我走到柜台前，一位上了年纪的女馆员拿着几本书，正要递给一位穿着白亚麻套装的胖子。轮到我了，就在这时，一位女士带着个小男孩走进来了。原来是奥格莱特里女士和她六岁的儿子乔治。乔治跟我在同一个钢琴老师那里上课，他妈妈认识我母亲。

不要啊，我最不想要的就是目击证人了。

“下午好，凯莉，”她说，“今天你妈妈来了吗？”

“她在家，奥格莱特里女士。你好，乔治。”

“凯莉，你好啊！”他说，“你来做什么？”

“嗯……来看看书。这儿，你先来吧，不要客气。”

我退后一步，让他们先来。

“哦，谢谢你，凯莉，”她说，“真是贴心。下次我见到你母亲一定要告诉她。”

仿佛过了永恒那么久以后，他们离开了。我扫视四周，看看是不是还会有人过来。女馆员对我皱了皱眉。我走到柜台前小声说：“请问女士，有没有《物种起源》？”

她趴在柜台上，说：“那是什么？”

“达尔文先生的书。你知道，《物种起源》。”

她皱着眉头，把手握成杯状放在耳朵后面。“你大声些。”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达尔文先生的书。麻烦您。”

她一脸刻薄地盯着我，说道：“多半是没有的。我不会留那个东西在我的图书馆里。奥斯汀图书馆倒是有一本，不过你要借的话需要邮寄。邮寄费是五十分。你有五十分吗？”

“没有，女士。”我的脸涨得通红。我这辈子都没有过五十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