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乌塘下车了。不是我不想去三山湖，而是前方突降暴雨，一段山体滑坡，掩埋了近五百米长的路基，火车不得不就近停靠在乌塘。铁路部门说，抢修最快要两天时间。旅客们怨气冲天，一会儿找车长要求赔偿，一会儿又骂滑坡的山体是老妓女，人家路基并没想搂抱你，你往它身上扑什么呀。没人下车，好像这列车是救生艇，下了就没了安全保障似的。
　　在旅行中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在我已不是第一次了，这里既有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有一次去绿田，长途客车就在一个叫黑水堡的寨子停了整整十个小时。茶农因不满茶园被当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所征用，聚集在交通要道上，阻断交通，要向当地政府讨一个“说法”。茶农们席地而坐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幅乡野的夜宴图。他们有的吃着凉糕，有的就着花生米喝烧酒，有的啃着萝卜，还有的嚼着甘蔗。最后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先口头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这才离开公路。记得当地的交警呵斥他们撤离公路，说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时候，茶农理直气壮地说，霸占了我们茶园就不算违法了？领导先违法，我们后违法，要是抓人，也得先抓他们！
　　乌塘是煤炭的产地，煤窑很多，空气污浊。滞留在列车上的旅客开始向服务员大喊大叫，他们要免费的晚餐，那已是黄昏时分了。车窗外已经聚集了一些招揽生意的乌塘妇女，她们个个穿着质差价廉的艳俗的衣裳，不是花衣红裙粉鞋子，就是紫衣黄裤配着五彩的塑料项链，看上去像是一群火鸡。她们殷勤地召唤列车上的人下车，都说自己的旅店的床又干净又舒服，一日三餐有稀有干、荤素搭配，有几个男人禁不住热汤热水和床的诱惑，率先下车了。我正在犹豫着，邻座的一位奶孩子的妇女撇着嘴对她身旁的一个呆头呆脑的男人说，这火车也真不会找地方坏，坏在乌塘这个烂地方！人家说这里下煤窑的男人死得多，乌塘的寡妇最多。还真是啊，瞧瞧站台上那些个女的，一个个八辈子没见过男人的样子！她鄙夷地扫了一眼那些女人，然后垂头把奶头从孩子的嘴里拔出来，怨气冲冲地说，我这对奶子摊上你们爷俩儿算是倒霉，白天奶小的，黑天喂大的，没个闲着的时候！今晚有没有饭还两说着呢，小东西可不能把我给抽干了！她怀中的婴儿因为丢了奶头，哇哇哭闹着。妇女没办法，只得又把那颗黑莓似的奶头摁回婴儿的嘴里。婴儿立刻就止了哭声，咂着奶。女人骂，小东西长大了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主儿！
　　乌塘寡妇多，而我也是寡妇了，妇女的话让我做了下车的决定。我将茶桌上的水杯收进旅行箱，走下火车。
　　脚刚一落到站台的水泥青砖上，就感觉黄昏像一条金色的皮鞭，狠狠地抽了我一下。在列车上，因为有车体的掩护，夕照从小小的窗口漫进车厢，已被削弱了很多的光芒，所以感受不到它的强度。可一来到空旷之地，夕阳涌流而来，那么的强烈，那么的有韧性。光与光密集的聚合与纠集，就有了一股鞭打人的力量。
　　七八条女人的胳膊上来撕扯我，企图把我拉到她们的店里去。我选中了独自站在油漆斑驳的栏杆前袖着手的一个妇女。她与其他女人一样打扮得很花哨，一条绿地紫花的裤子，一件粉地黄花的短袖上衣。她的头发烫过，由于侍弄得不好，乱蓬蓬的，上面落了一层棉花绒子，看来她先前在家做棉活来着。她脸庞黑红，皮肤粗糙，厚眼皮，塌鼻子，两只眼睛的间距较常人宽一些，嘴唇红润。她的那种红润不刺目，一看就不是唇膏的作用，而是从体内散发出的天然色泽。我拨开众人朝她走去的时候，她冲我笑笑，说，你愿意住我家的店么？我说是。她上下左右地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说，我家的店不高级，不过干净。我说这就足够了。妇女又说，我没有发票开给你。我说我不需要。她这才接过我的旅行箱，引领我走出站台。
　　乌塘的站前广场是我见过的世界上交通工具最复杂的了。它既有发向下辖乡镇的长途客车，还有清一色的夏利牌出租车，以及农用三轮车和脚踏人力车。最出乎意料的，几挂马车和驴车也堂而皇之地停泊在那里。不同的是机械车排出的是尾气，而马车驴车排出的则是粪球。
　　妇女擤了一把鼻涕，把我领向西北角的一辆驴车。车上坐着一个仰头望天的瘦小男孩，也就八九岁左右的光景。妇女吆喝一声，三生，有客人了，咱回去吧！那个叫三生的男孩就低下头来，怯生生地看着我。他穿一条膝盖露肉的皱巴巴的蓝布裤子，一件黄白条相间的背心，青黄的脸颊，矮矮的鼻梁，一双豆荚似的细长眼睛透着某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妇女把箱子放在驴车上，把一张叠起的白毡子展开，唤我坐上去，而三生则拍了一下驴的屁股，说，草包，走了！看来“草包”是驴的名字。
　　草包拉着三个人和一只旅行箱，朝城西缓缓走去。我问妇女要走多久。她说驴要是偷懒的话，得走二十分钟；要是它顺心意，十分八分也就到了。看草包那不慌不忙的样子，我知道十分八分抵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不过，草包倒不像头要偷懒的驴，它并不东张西望，只是步态有些踉跄。它不是年纪大了，就是在此之前干了其他的活儿而累着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喜欢这种慢条斯理的前行节奏，这样我能够更细致地打量它的风貌。所以我觉得雄鹰对一座小镇的了解肯定不如一只蚂蚁，雄鹰展翅高飞掠过小镇，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轮廓；而一只蚂蚁在它千万次的爬行中，却把一座小镇了解得细致入微，它能知道斜阳何时照耀青灰的水泥石墙，知道桥下的流水在什么时令会有飘零的落叶，知道哪种花爱招哪一类蝴蝶，知道哪个男人喜欢喝酒，哪个女人又喜欢歌唱。我羡慕蚂蚁。当人类的脚没有加害于它时，它就是一个逍遥神。而我想做这样一只蚂蚁。
　　乌塘的色调是灰黄色的。所有楼房的外墙都漆成土黄色，而平房则是灰色的。夕阳在这土黄色与灰色之间爬上爬下的，让灰色变得温暖，使土黄色显得亮丽。街巷中没有大树，看来这一带人注意绿化是近些年的事情，所以那树一律矮矮瘦瘦的，与富有沧桑感的房屋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值下班高峰，街上行人很多。有的妇女挎着一篮青菜急急地赶路，而有的老头则一手牵着放学的孩子，一手擎着半导体慢吞吞地走着。一家录像厅张贴的海报是一对男女激情拥吻的画面，从音像店传出流行歌曲的节拍。酒馆的幌子高高挑起，发廊门前的台阶上站着叉着腰的招揽生意的染着黄头发的女孩子。这情景与大城市的生活相差无二，不同的是它被微缩了，质地也就更粗粝些、强悍些。所以有家旅馆的招牌上公然写着“有小姐陪，价格面议”的字样，不似大城市的宾馆，上门服务是靠入住房间的电话联络，交易进行得静悄悄的。
　　草包穿城而过，渐渐地车少人稀，斜阳也凋零了，收回了纤细的触角。腕上的手表已丢失了二十分钟，驴车却依然有板有眼地走着。我知道妇女撒了谎，驴无论如何地疾走，十分八分抵达也是天方夜谭。妇女见我不惊不诧，倒不好意思了。她说，草包起大早拉了两小时的磨，累着了，走得实在是太慢了。我便问她驴拉磨是做豆腐还是摊煎饼。妇女说做豆腐呀！接着她告诉我住她家的基本是熟客，老客人喜欢闻豆子的气味。我明白她家既开豆腐房又开旅店，便称赞她生意做得大。妇女说，大什么大呀，不过一座小房子，前面当旅店，后面做豆腐房，赚个吃喝钱呗！我指着男孩问妇女，这是你儿子？妇女说，他是蒋百嫂的儿子，我家和他家是邻居。我儿子可比他大多了，我十八岁就偷着结婚了，我儿子都在沈阳读大学了！她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自得的语气，我的心为之一沉。我和魔术师没有孩子，如果有，也许会从孩子身上寻到他的影子。就像一棵树被砍断了，你能从它根部重新生出的枝叶中，寻觅到老树的风骨。
　　驴车终于停在一条灰黄的土路上，天色已经暗淡了。那是一座矮矮的青砖房，门前有个极小的庭院，栽种着一些杂乱无章的花草。路畔竖着一块界碑似的牌匾，蓝地红字，写着“豆腐旅店”四个字。妇女让男孩卸下驴，饮它些水，而她则提着旅行箱，引我进屋。
　　这屋子阴凉阴凉的，想必是老房子吧。空气中确实洋溢着一股浓浓的豆香气，房间比我想像的要好，虽然七八平米的空间小了些，但床铺整洁，窗前还有一桌一椅。床下放着拖鞋和痰盂，由于没有盥洗室，门后放置着脸盆架。墙壁雪白雪白的，除了一个月份牌，没有其他的装饰，简洁而朴素。窗帘也不是常见的粉色或绿色，而是紫罗兰色的。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在打扮屋子上比打扮自己有眼力。
　　妇女说，这是单间，一天三十块钱，厕所在街对面，晚上小解就用痰盂。饭可以在这里吃，也可以到街上的小饭馆。附近有五六个饭馆，各有各的风味。她向我推荐一个叫暖肠的酒馆，说是这家的鱼头豆腐烧得好。我答应着。她和颜悦色地为我打来一盆洗脸水。简单地梳洗了一番，我就出门去寻暖肠酒馆了。
　　天色越来越暗淡，这座小城就像被泼了一杯隔夜茶，透出一种陈旧感。酒馆的幌子都是红色的，它们一律是一只，要么低低地挂在门楣上，要么高高地挂在木杆上。一辆满载煤炭的卡车灰头土脸地驶过，接着一辆破烂不堪的面包车像个乞丐一样尘垢满面地与我擦肩而过。跟着，一个推着架子车的老女人走了过来，车上装着瓜果梨桃，看来是摆水果摊的小贩。我向她打听暖肠酒馆，她反问我买不买水果。我说不买。她就一撇嘴说，那你自己去找吧。我便知趣地买了两斤白皮梨，她这才告诉我，暖肠酒馆就在前方二百米处，与杂货店相挨着，不过“暖肠”的“肠”字如今被燕子窝占了半边，看上去成了“暖月”酒馆。
　　当我提着梨寻暖肠酒馆的时候，遇见了一条无精打采的狗。它瘦得皮包骨，像是一条流浪的狗。我摸出一只梨撇给它，它吃力地用前爪捉住，嗅了嗅，将梨叼在嘴中，到路边去了。它趴下来吃梨，而不是站着，看上去气息恹恹的。
　　一对老人路过这里，看见这狗，一齐叹了口气。老头说，它这又是去汽矿站迎蒋百去了，主人不回来，它就不进家门！老太太则感慨地说，一年多了，它就这么找啊找的，我看蒋百不回来，它也就熬干油了。哪像蒋百嫂，这一年多，跟了这个又跟那个，听说她前两天又把张大勺领回家了！你说张大勺摞起来没有三块豆腐高，她也看得上！蒋百要是回来，还不得休了她！看来还是狗忠诚啊！
　　未见蒋百嫂，却先见了她的儿子和她家的狗，这使我对蒋百嫂充满了好奇。
　　暖肠酒馆的“肠”字的右边果然被燕子窝占领了。窝里有雏燕，燕妈妈正在喂它们。雏燕从窝里探出光秃秃的脑袋，张着嘴等食儿。
　　未进酒馆，先被一股炒尖椒的辣味呛出了一个喷嚏，接着听得一个女人大声吆喝，再烫一壶酒来！我掀开门帘，进得门去。
　　酒馆的店面不大，只有六张桌子，两个大圆桌，四个小方桌。店里只有三个酒客，两男一女。两个男人年岁都不小了，守着几碟小菜对饮着。而坐在窗前方桌旁的女人则有好几盘菜伺候着。见我进来，她扬起一条胳膊召唤我，说，姐们，过来陪我喝两盅！她看上去三十来岁，穿一件黑色短袖衫，长脸，小眼睛，眼角上挑；厚嘴唇，梳着发髻，胳膊浑圆浑圆的，看上去很健硕。她已喝得面颊潮红，目光飘摇。我以为碰到了酒疯子，没有理睬她，拣了一张干净的方桌坐下，这女人就被激怒了，她先是将酒盅摔在地上，然后又将一盘土豆丝拂下桌子。那地是青石砖的，它天生就是瓷器的招魂牌，酒盅和盘子立刻魂飞魄散。这时店主闻声出来说，蒋百嫂，你又闹了；你再闹，以后我就不让你来店里吃酒了！蒋百嫂咯咯笑了，她用手指弹了一下桌子，说，我要是陪你睡一夜，你就不这么说话了！店主看上去是个忠厚的人，他讪笑着摇头，说，公安局这帮人也真是饭桶，你家蒋百丢了一年多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至今也没个交代！蒋百嫂本来已经安静了，店主的话使她的手又不安分了，她干脆站了起来，抡起坐过的椅子，哐嚓哐嚓地朝桌上的菜肴砸去。辣子鸡丁和花生米四处飞溅，细颈长腰的白瓷酒壶也一命呜呼了。蒋百嫂边砸边说，我损了东西我赔，赔得起！那两位酒客侧过身子望了望蒋百嫂，一个低声说，可惜了那桌菜；另一个则叹息着说，女人没了男人就是不行！他们并不劝阻她，接着吃喝了，看来习以为常了。
　　蒋百嫂发泄够了，拉过一把干净的椅子，气喘吁吁地坐上去，像是刚逃离了一群恶狗的围攻，看上去惊魂未定的。店主拿着笤帚和撮子收拾残局，蒋百嫂则把目光放到了窗外。暮色浓重，有灯火萦绕的屋里与屋外已是两个世界了。蒋百嫂忽然很凄凉地自语着，天又黑了，这世上的夜晚啊！

第三章 说鬼的集市
　　旅店的女主人让我叫她周二嫂，因为她男人叫周二。我们研究所的萧一姝，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从称呼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女人结婚生子后，虽然还有着自己的老名字，但是那名字逐渐被世俗的泥沙和强大的男权力量给淘洗干净了。她们虽然最终没有随丈夫姓，但称谓已发生了变化，体现出依附和屈服于男权的意味，她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是女性的一种耻辱。萧一姝原来叫萧玉姝，只因她丈夫的名字中也有一个“玉”字，便更名为“萧一姝”，她说女人接受由自己丈夫的姓氏得来的名字，就是一种奴性的体现。可我愿意做相爱人的奴隶。可惜没谁把我的名字依附在魔术师的名字上。
　　周二原先是矿工，一次瓦斯爆炸，他成了七人中惟一的幸存者，面部被严重烧伤，落了一脸的疤瘌。死里逃生的周二再也不肯下井，用工伤赔偿金和老婆开了豆腐店和旅店。周二做豆腐，挑到集市去卖，周二嫂则开旅店。周二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来赶着驴拉磨，做上几板豆腐。周二卖豆腐，一卖就是一天。即使中午前他的豆腐担子空了，他也不回家，仍混在集市中。跟掌鞋的聊家常啦，和修自行车的忙里偷闲地下盘象棋了等等。周二嫂听说我要搜集鬼故事，就对我说，你不用挨门挨户地寻，你跟着我家周二去集市，一天可以听上好几个鬼故事，那些出摊的小贩子最喜欢讲鬼故事了。周二眨巴着眼对周二嫂说，邢老婆子要在就好了，她说鬼说得好，可惜她也成了鬼了！史三婆也爱说鬼，不过比起邢老婆子那可差远了，不过是《聊斋》中狐仙鬼怪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