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2月，我的姥爷去世了，92岁。我送走了祖父辈的最后一位老人。

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他们走得很早。我跟姥姥、姥爷感情很深。小时候，几乎每个寒暑假都是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长大后只要有空也常回去。他们住在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交界、刘邓大军打游击的地方。

姥姥姥爷的家乡在天津宝坻。姥爷原是一位会计，抗日战争时期携带家小颠沛流离，从天津到哈尔滨，又辗转到了蚌埠。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治理淮河，与苏联专家合作，在大别山区兴建“佛子岭水库”。负责工程的华东水利部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姥爷便响应号召，投身于大坝建设队伍。工程历时近三年，竣工后，姥姥姥爷就在那里安了家。

姥爷是知识分子，会说非常流利的日语。小时候我多次天真地问他：“您过去是不是当过汉奸？”长大后才知道，他没有去过日本，但在哈尔滨学过日语，也有自己的日本朋友。他痛恨战争，但他知道并非每个日本人都是魔鬼。

在姥姥姥爷家，连绵翠绿的群山中有奔腾的大河流过，那里是我童年的天堂：在竹林里奔跑，在大河里捉鱼，用蜘蛛网逮蜻蜓喂鸡，用铁丝弯成弹弓打鸟，和弟弟妹妹们一起被狗追得满地乱跑，直到太阳落山，在大喇叭广播的革命歌曲陪伴下，我们被姥爷从河边赶回家，去吃姥姥包的饺子，喝姥爷泡的茶。晚饭之后，再坐在凉床上守株待兔——伸手去抓那被路灯吸引过来的老鳖和蝴蝶。

父亲总说姥爷溺爱第三代，也许是的。我们小时侯，中国人刚告别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不久，巧克力都还挺稀罕，爸爸妈妈不给我们买的东西，姥爷给买。后来长大些依然如此。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姥爷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装钱的那个口袋外面“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别了个大别针，拎着一个椭圆形的竹篮子，拉着我的手，跑遍小店和商场为刚刚懂得臭美的我买了第一双所谓的“霹雳鞋”。

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一个人坐5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姥姥家，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从小到大，每次听说我要回来，姥爷一大早就会在桥头张望，然后边走边等，微驼着背，手背在身后一直走到长途汽车站。喊一声我的小名就带我回家，一路上向街坊邻居们宣告他的大孙子回来了。而他表达对孙子疼爱的方式，就是去杀一只鸡，然后让姥姥做给我吃。

姥姥姥爷给予的爱，与童年的欢乐记忆、山水印象交织在一起，是我永远的珍藏。和其他最美好的回忆一样，总会在某个瞬间潮水般地涌来，也许在闹市喧嚣的人群中，也许在飞机上，也许在办公桌前，坐在面前的你，如果看见我微微仰起头，闭上眼睛，嘴角多了一丝微笑，请给我一点时间。

人的一生，真正能拥有的财富，其实就是这些记忆。

然而我们有时却不够珍惜。姥姥姥爷越来越老，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忙，有时连父母都顾不上，更别说他们了。

我工作的第一年，姥姥得了重病。我春节回去看望了她，又回到北京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五一就没再回去。电话里听说姥姥的情况还算稳定，就总对自己说忙完这个月就回去，终于有一天，出差的我在飞机降落后接到父亲的电话——姥姥已经突然离开了我们。我赶回那座熟悉的山中小镇，我最亲爱的姥姥已经安详地躺在那里，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了。

妈妈后来告诉我，姥姥五一的时候还不停念叨，问我怎么不回来。每当想起这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除了自责还是自责。

姥姥没有享到我们第三代的福。后来，我们总想将自己亏欠姥姥的关爱，加倍地补偿给姥爷，但我们还是不够快。姥爷也病倒了。姐姐原打算把他接到美国住几个月，成了难以实现的愿望。我呢，一直想搬一个大点儿的房子，接姥爷来北京，每个周末都陪他去天津老家走走看看，可偏偏迟迟未搬。尽管那时，我能够揣着几个月的薪水飞回去，为姥爷付手术费，但却没能在他行动自由的时候多尽一些孝心。

对待老人，想到什么，就该立刻去做。

让我们留住最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