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枝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退了色。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那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
　　“快看，花！哇，这么多的野花……太美了！天蓝得就像要滴下染料来……简直，简直就像世外桃源……”姚佩佩不住地赞叹道。
　　“怎么样？这一趟算没白跑吧？昨天通知你下乡，你还不愿意呢！”白庭禹得意地转过身来，笑了笑。
　　“要照我说，风景虽好，毕竟美中不足。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谭功达若有所思，插话道。
　　“您快说，还缺什么？”姚佩佩眨巴着她那漂亮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县长。
　　“比如说，烟囱……”
　　“烟囱？”
　　“对，烟囱。”谭功达叹了一口气，道：“车开出梅城之后，我就没看到一个烟囱。这说明，我们县，还很落后！我去年参观苏联的集体农庄，那儿到处都是烟囱和高压输电线，真是壮观……”
　　谭功达这一说，白庭禹和姚佩佩全都也没有了刚才的兴致。佩佩的脸色也变得阴郁起来。除了单调的引擎声之外，吉普车上忽然变得一片沉寂。怎么搞的？他们一路上欢声笑语，怎么我一插话，他们全都不吭气了？谭功达只得将目光重新移向那张被他的铅笔戳得千疮百孔的地图。
　　这一看，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在地图边沿的空白处，他用红铅笔写下了这样几个算术等式：
　　44-19=25
　　44-23=21
　　22-19=3
　　这几个等式，是刚才他在不知不觉中写下的。可为什么要写这些等式？每一个数字都表示什么意思呢？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一动不动的盯着这几个数字，仿佛不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写下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希望通过这几个数字给他什么重要的启示。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他盯着这组数字看了半天，眼前忽然猛的一亮，微微红了脸，自己笑了起来。荒唐！我这脑子，想到哪儿去了？他摇摇头，不禁回头瞥了佩佩一眼。车厢内有一股好闻的汽油味，当然，谭功达也不难从中嗅到姚秘书身上雪花膏静静的香气。这时，他看见姚佩佩用手扳了扳白庭禹的肩膀，问了这样一句话：
　　“入、入……入什么呀？”
　　顺着姚秘书手指的方向，谭功达看见窗外不远处一户农舍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幅标语：
　　现在不入，更待何时？
　　白庭禹正要回答，谭功达早已很不耐烦地抢在前面，瓮声瓮气的答道：“还能入什么呀？当然是高级社喽”。
　　县长的语调颇有几分愠怒的火气。姚佩佩吓得吐了吐舌头，立刻不吱声了。接下来出现的一幅标语印证了县长的判断。它贴在一户农家猪圈的门上：
　　单干可耻，入社光荣。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还有一幅标语，用白石灰刷在一排行将坍塌的土墙上，读起来多少有一点令人费解：
　　农民有了钱，不去修犁头，却去买留声机，就会资产阶级化。
　　“佩佩，你知道这个标语是谁的话吗？”白庭禹笑道。
　　“是毛主席？”
　　“不，是斯大林同志。”
　　噢，原来是斯大林。我还以为是毛主席呢！看来，只要一天不学习，思想就会生锈，就会落后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谭功达将那张地图折叠起来，这才发现，原来一直在磕碰他小腿肚子的并不是姚秘书的腿，而是当年他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只公文包，他小心地将地图放入公文包，然后嘟囔了一句：

　　“车到哪儿了？”
　　“前面不远，就到普济。”白庭禹道,“要不要停一下，回家看看？”
　　白庭禹这一说，司机小王就知趣地放慢了车速。
　　“我看就不必了吧。”谭功达身体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水库那边，事情闹得正急，我们还是加紧赶路吧。”
　　听他这么一说，姚佩佩就侧过身来，笑嘻嘻地抓过谭县长的一只胳膊，摇了摇，嗲声嗲气地说：“县长不回家倒也罢了，走了这么远的路，水也不曾喝一口，人家的肚子早就饿得直犯酸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