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是因为肺有问题，让我打小就爱观察、就爱旁观。
“查理的肺跟我的一样，”妈妈总爱这么跟朋友说，“真是有问题。”她总要用力敲敲许愿骨，神情严肃地添上一句。
我觉得没错。四岁的时候，肺炎差点要了我的命，是家里的经验救了我。那次，整整一个星期天，我都神志不清，出的汗浸透了床单。卡拉雷大夫去水库划船，不在家，怎么也联系不上。妈妈为这个，始终耿耿于怀，没法原谅他。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心里有了仇怨，便不依不饶，念念不忘。打那以后，每次提起卡拉雷大夫，他就被冷冷地贬低成“一个辜负大伙信任的家伙。”
那次肺炎像魔咒一样笼罩着我。后来，我常常要犯支气管炎，常常要到40哩外的福特恩镇去住院。看看身边的氧气瓶，还有插到我瘦骨嶙峋的身上的巨大针头，在家里走不成路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一边咳嗽抽搐，一边翻翻购物广告、看看漫画，看到脑子累得实在不愿再看才作罢。吃什么东西由我随意定，热巧克力、全麦薄饼，配上粘粘的甜面包圈，一个一个不停地吃，直吃到再也塞不进去、肚子难受地上下翻动才停嘴。
病情有点好转的时候，妈妈把我抱到起居室的长沙发里，她和收音机一起给我做伴。电热水壶跟在身后，在屋子一角很快烧开了水，把蒸汽放在空中，让我的肺保持潮湿柔润。那时，病情既不好也不坏，算是病得最舒服的日子。即便一直呆在家里，也没觉得特别无聊，没觉得无法忍受。呼吸的时候，胸膛不觉得特别难受。松松的吸痰袋吊在胸前，说明还不用担心要回学校。我挺享受雾气弥漫的赤道型天气，享受妈妈的溺爱，好像自己是一只罕见的热带鸵鸟。
那时，家里还没电视。一生病，我的兴趣和注意力便都集中在周围的事物上。我想把周围所有东西都研究个透。我比一般孩子早知道，要是你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别像其他孩子一样总想让人注意自己，大人便会觉得你跟家具一样，比如就像个靠垫，既不重要、也没头脑。跟妈妈一起，我得以见识成人世界中常见的困苦与流言。
六岁的时候，我还不懂“流产”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伊塔·汤普森已经有过一次。现在，她家的下水道堵住了。透过蒸气弥散的起居室窗户，我能看到老处女库茨纳斯卡在挂洗好的衣服。看到她，我便能证实说她不愿穿内裤的传言。她弯下腰，在洗衣篮里摸索，我能瞅见她硕大的白屁股，在春天孱弱的阳光下发着光。
我还知道（怎么知道的记不太清了），诺玛·拉格斯和卖酒小店有染。每天早上10点50分，她总会经过我家窗外。早上11点，卖酒小店开门营业，她会站在门口。11点15分，她会摇摇晃晃地回家，一手拿着一品脱冰淇淋，一手拎着一个棕色纸袋，里面藏着掺了烈酒的红酒。她脸上原本有红色的色斑，此时，却带着一层羞愧的红晕。
“可怜的姑娘！”只要看到诺玛从窗前经过，看到她破旧的外套和脚下一双男人的大鞋子，妈妈便总要这么感慨。她们是高中同学，诺玛曾是班里的尖子生，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过言。她那时很用功，也很乖巧，现在也一样。酒不是她的，她只是爱吃冰淇淋，酒是她丈夫的。她丈夫是兽医，从战场上回来，跛得很厉害。
总是仔细观察大人让我挺早熟的，或者说，有时我会很明显的“与众不同”，要么就是“这孩子有点怪怪的”。1959年7月的时候，我搬去和奶奶住，她一眼便看出来了。当然，她开始只说了些表面的事，比如说我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她还有点尖酸地说，我有个坏习惯，总是用眼睛盯着她，还说我是个长了一双大耳朵的“小茶壶”，她从没见过这么爱偷听大人话的孩子。
我之所以要住到奶奶家，是因为那年三月，妈妈的肺病加剧了。大伙都觉得挺意外。熟人都觉得她的病不会严重到哪儿去，其实并非如此。政府出资的X光体检发现，妈妈有肺结核。妈妈脸色灰白、神情忧郁地收拾好东西，准备住到外地的疗养院。
到学年快结束的将近一个月时间，爸爸一个人照看家，还有我。他身材瘦高，性格忧郁，像根耸拉着叶子的野草。爸爸结婚很晚，却很适应家庭生活。我不太喜欢他。
妈妈生病不在家，爸爸心怀抑郁。他拿根破铅笔给她写很长的信，字迹潦草，难于辨认。后来，我不在家了，他每周都去看妈妈。他心肠太软，多愁善感，谁摘下帽子，谁家的猫死了，他都会眼泪汪汪的。他跟他妈、就是我奶奶布拉德利不太一样，他没她那么果断，也没那么硬的心肠。
他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这个老太太挺坚决，没把携带责任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细胞遗传给笨拙的子女。她的孩子一个个生意失败、婚姻破裂，一次次经受失败与灾难，即便往好的说，也总是一次次的战略退却。我父亲算是例外，其他孩子的事业与生活都不稳定。
妈妈从他们身上，也没看到什么可资补救的希望。他们太爱喝酒，说话吵闹，养的孩子也没什么教养，像些堕落的魔鬼，毫无礼数。妈妈总有无数的例子教育我，怕我以后也成那样的人。“你吃东西像猪一样，”她会这么说，“跟那个表弟埃尔文一模一样”，或者跟爸爸说，“你没好好管教他，他会变得跟莫里的小儿子一样说话没礼貌。”
布拉德利奶奶身处在不幸与悲惨的家族中心，如磐石一般。各种问题摊在她门口。我堂妹克丽丝达16岁，肚子被人搞大，不知道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也没法指个罪犯逃逸的方向出来，让大伙声讨。她被送到奶奶家，生下了孩子。厄尔尼叔叔在奶奶家的农场戒了酒。埃德叔叔也跑到奶奶家躲了好几个月，为的是躲避几个买了他预制的、可以自行组装的农用飞机的人。
家庭传统让我一定也得被寄养在奶奶家。当爸爸再也承受不了家庭的责任，而我又大声抱怨晚饭总吃煎蛋三明治时，他甩下脏盘子里变硬卷得奇形怪状的煎肉，跨过灰尘团随风滚动的地板，当即开车把我送到150哩外的农场。
一旦爸爸坐在方向盘后面，他便成了冒险人物。他对任何长途行程总要严阵以待，觉得公路如同丝带般狭窄，风险密布。在他眼中，旅途中的危险无处不在。他双手片刻不离方向盘，眼睛始终盯着公路，还让我这样一个长期受肺病折磨的人，给他不断点烟，小心地把烟放到他干燥的嘴唇之间。妈妈要是看到了，非杀了他。
“你会喜欢呆在奶奶家的。”他不断地说，却没什么说服力，“农场里的夏天，你会真正觉得自己像个男孩了。体力活能让你结实，也有好玩的。现在你还不知道，会有你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让我当个孩子，我都愿意。你会喜欢那儿的，那儿有鸡，啥都有。”
他的话也不全是假的，那儿的确有鸡。但爸爸的那个“啥都有”——就像他话中极力想表达的那么包罗万象、那么引人入胜、那么乐趣无限——其实啥都没有。没有我心中的小马驹、小狗什么的。那儿只有鸡。
奶奶一辈子都在农场过活，最后也死在农场，却并不怎么在意农场，起码对多养点家畜没有兴趣。她养鸡是为了取蛋。她还承认，秋天要杀鸡的时候，她总是情绪很高。
她养的鸡叽叽喳喳、骨瘦如柴，整天在院子前面的泥地里打滚，不是把鸡蛋藏起来，就是像躲豹子一样飞跑，傻不啦叽的脑袋上，长着光亮无神的眼睛，抓到逃命的壁虎以后，便一脚踩住、几下子嘬死。这些鸡里面，只有一只名叫斯坦利的公鸡，我还觉得有点可怜。它浑身脏兮兮的，腿上绑了带子，身后拽着绳子，不能到处跑。斯坦利囚徒一样可怜巴巴的叫声，让人心碎。母鸡在垃圾堆里翻吃的东西，斯坦利会贪婪地盯着，鸡冠绝望地倒向一边。奶奶把它绑起来，不许它跟母鸡交配，蛋黄里便不会有血块。我对吃的东西很讲究，所以赞成她的做法，但也会为斯坦利感到有点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