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惊心动魄、震撼中华大地的“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了。197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已届而立之年。已经蒙上厚厚一层尘埃的这段历史，有必要再翻弄开吗？

　　看来，有这必要。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判定，但也存在若干难解之谜，至今仍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近二十年来，中外作者探讨“九一三”事件和林彪其人的书籍不下几十本，文章则不计其数。这些书籍和文章不乏质高力作，使得别有用心的造谣惑众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但由于探索答案或试图“解密”而衍生出各种揣测，甚至以讹传讹，还有的提出新的挑战性说法，正在走俏。

　　我，作为当年视察过林彪坠机现场的成员之一，和赴京向中央领导汇报的当事人，似应恪尽绵薄，实录真相，释解人们尚存的困惑。

　　并且，“九一三”事件在国外的延伸，是在中苏、中蒙交恶，尖锐敌对的国际大背景下展现的。否则，林彪为何要选择蒙古为出逃路线？为何中国对蒙古的外交交涉受到阻难？为何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割去莫斯科？为何包括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一直被扣留？……

　　“九一三”事件造成的国际影响是险恶的。

　　林彪出逃几个小时后，周恩来总理紧急召集军方领导人开会，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

　　“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在苏联解体后吐露了真情。

　　我于1965年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任职，1973年回国，其间曾任临时代办两年半，经历了中蒙关系严重恶化的全过程。在蒙古，我亲眼看到苏联作战部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轰隆隆开进蒙古边境，看到苏联控制蒙古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深同情蒙古人民的。

　　回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蒙关系，以及林彪坠机事件在国外的处理经过，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尤其是对不够明了真相的年轻人。如果由此能澄清一些讹传，那就更是得之望外了。

　　事隔一代人之久，不少细节记忆不准，殷望诸位读者不吝指正。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

　　1965年冬天，我奉派去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蒙古)大使馆工作。

　　这个冬天，北京少雪、干寒，天气老是似晴非晴，似阴非阴，早晚还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但是，人们的心情却没有因天气而压抑，相反都比较开朗舒畅。天灾人祸酿成的三年经济困难，饿肚皮“瓜菜代”已逐渐远去，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老百姓营养必需的粮、油、肉、蛋，虽然数量不多且要凭票供应，但终究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到，孩子们几年来满是菜色的脸庞，也渐渐重新泛出了红晕。人们当然怀着比过去几年高得多的热忱和信心，准备迎接1966年的到来。

　　但是，我的心情却难能开朗和舒畅。10月上旬，人事部门通知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驻蒙古大使馆工作，给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天哪，短短四十五天那么多事我得干完：交代本职工作，阅读有关蒙古的材料，拜访相关部门领受任务，看望使馆内未见面的几个同志的家属，还有制装。蒙古属于高寒地带，必须有一套抵御严寒的装备，一件皮大衣光制作也得个把月。而且，老母生病未愈，妻子下到河北定兴县搞“四清”回不来，一个孩子刚上小学，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为了安排好所有这些事，我简直是日夜奔忙，头昏眼花，内心一片焦躁，完全没有那个年代能够出国而感到幸运的心情。能否要求宽限一点时间?张不开口!“服从决定，决不讨价”，是五六十年代干部的普遍心态，也是我一直信奉的原则；而且，我反复琢磨，这么急着让我走，必是有点原因。

　　蒙古人民共和国，旧称外蒙古，是一个深居内陆有些神秘的国度。对中国人来说，它既亲近又疏远。

　　我的一个要好的邻居，看我忙得团团转，主动来帮我料理家务。在送走给我老母治病的医生之后，我同他闲聊起来。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到外蒙古算什么出国，那原来是中国的地方，就同内蒙古差不多。”我正在考虑怎样回答，他怕对我太刺激，马上换了一下口气：“当然，这地方离国内比较近，每年能回来休假一次，也不错。”我完全理解，邻居的话并没含有对我出国的轻蔑之意，而是同不少中国人一样，对外蒙古的沧桑巨变不甚了解。

　　毋庸讳言，直到20世纪20年代，外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历史上，它北邻沙俄、东近日本，直接受到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沙俄早在18世纪，就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觊觎着这块人烟稀少、天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官方刊物曾公开声称，俄罗斯在外蒙古有特殊使命，戈壁沙漠是帝国远东和东南部的天然边界。不过，当时沙俄的侵略重点在于鲸吞整个满洲(中国东北)，对外蒙古的入侵还放在次要位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60年清朝政府被英法联军打败，沙俄乘机强迫清廷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去大片大片的领土，并在蒙古地区攫取了许多特权。

　　1904—1905年，在我国辽东半岛爆发了两个侵略强盗之间的格斗——日俄战争。结果沙俄在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失败，遂与日本签订了划分南北满洲势力范围的密约，把南满让给日本，换取日本承认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从此，沙俄把在中国北部侵略扩张的重点转移到外蒙古。1911年，它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际，怂恿外蒙古喇嘛黄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私自签订了非法的《俄蒙协约》。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5年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后来，沙俄陷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接着其国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沙皇的zhuanzhi统治被推翻。1919年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11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并呈请恢复旧制，中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宣布中俄之间关于外蒙古自治的文件无效，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并派西北守边使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恢复了领土主权。未几，徐军主力从外蒙古调回关内参加军阀混战，只在库伦及其以北蒙俄边境上的买卖城(今阿勒坦布拉格)留驻少量兵力。

　　1919年初，外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在库伦先后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不久这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起来闹革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20年夏，在中国由英美操纵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执政的亲日本的安福系军阀，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在蒙古进行阴谋扩张的安福系走狗。因此，日本决定利用被苏俄红军击溃后逃窜到中国东北的白匪军残余部队，在蒙古为自己攫取地盘。同年10月，日本的走狗、白匪头子温甘伦男爵，带着他的800名将士组成的骑兵师进入蒙古境内，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和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支持。1921年2月3日，温甘伦的匪军击溃了中国驻军，占领了库伦。2月15日，温甘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政府的成员由温甘伦指派。温甘伦的罪恶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政府，把外蒙古变成未来的反苏战争基地。因而，反苏备战和供养其军队的沉重苛捐杂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劳役，全部压在蒙古劳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温甘伦匪帮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反动本质，甚至一部分封建主也对温甘伦表示不满。蒙古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了。

　　1921年3月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俄共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奋斗纲领。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苏木(亦称旗)劳动人民代表、义勇军代表和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临时政府于4月10日向苏维埃俄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共同反对温甘伦白匪。

　　苏俄军队三个团于6月28日进入蒙古，协同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的义勇军，于7月6日攻占了温甘伦白匪军盘踞的库伦。此前，于3月上旬，苏俄少量部队曾进入蒙古边境与蒙古义勇军首先攻打了驻扎在买卖城的中国北洋军阀的部队(加上2月初由库伦溃逃至此的中国军队共万余人)。这些中国驻军在色楞格省北部，沿鄂尔浑河谷进行了抵抗，但因前有红军后有白匪，孤立无援而失败，最终溃散或被俘。7月10日，在库伦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蒙古君主立宪政府正式成立并宣布独立。第二天即7月11日，后来被定为蒙古国庆日，而解放买卖城的日子——3月18日，后来则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对于蒙古的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忙于打仗，解决悬案的谈判不了了之。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4年起，外蒙古政府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了同中国的一切来往，加上千里大漠的阻隔，它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除了苏联政府，鲜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称之为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度。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沟通与苏联的联系，在蒙古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其领土建立了国际交通线，输送往来人员和文件。当时有一些中共领导干部，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往于中苏之间。不过这条交通线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要跨越沙漠戈壁和无水草原。

　　蒙古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确立的。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出兵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一致同意苏联提出的在协定第一条写上“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国答应为实现此项条款，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其余为弃权票。也就是说明99%的选民赞成独立。最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外蒙古独立。

　　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继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据说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恩来总理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中蒙两国建交以后，友好关系与日俱增。1960年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蒙古，于31日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后，两国有关部门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独立以来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格瓦拉尔来华访问，于26日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之后，中蒙之间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尽自己所能给予蒙古各方面的援助。可是，好景不长，1960年苏联公开反华，蒙古跟随其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蒙关系一天天变冷。

　　现在，我要去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怀着曲折复杂的历史情结，面对愈来愈冷的两国关系，真不知前途究竟如何。但说不算出国，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外交关系上，承认现实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既然我国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有关条约，就应从理智到感情上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就像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百年前沙俄强占我国远东和中亚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同一个外蒙古那么大)，苏联政府必须承认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划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1919年，列宁曾宣布过应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人民已经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一个世纪之久，从实际出发不要求苏方归还这些领土。虽然外蒙古问题与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原则在中蒙之间也是适用的。我既然奉派到驻蒙古使馆去，就必须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在国家关系上，忠实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