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颁发的最重要的奖给予了国际文学，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来自一个悠久的传统，事实上，犹太的伟大人物们离他们出生的土地，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始终对超民族的欧洲，即被看作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土地的欧洲，怀有特殊的敏感。如果说在对欧洲产生了悲惨的绝望之后，犹太人仍然忠实于这个欧洲的世界主义，那么在我眼里，以色列作为他们重新找到的小小的祖国有如欧洲真正的心灵，这是一个长在身体以外的奇特的心灵。
今天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接受耶路撒冷奖，它带着伟大的犹太主义世界注意精神的名字与印记。我是作为小说家来接受它的。我要强调小说家，我不说作家，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后，就是放弃公共人的角色。这在今天并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都要走上被大众传播媒介照亮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舞台，这些传播媒介与福楼拜的意图襄樊，使作品消失在自己的形象后面。在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脱的境况里，福楼拜的看法在我看来几乎是一番警告：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它们作品有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然而，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发言人，我甚至把这个看法推到更远的地方，我要说，小说家甚至不是他自己的思想的发言人。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是，安娜是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惨结局不过是自圆其说，自食其果。小说的定稿却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中间改变了她的思想道德。我更愿意说，他在写书时，倾听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信仰，而是另一个声音。他倾听的是我喜欢称作小说的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总是比他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