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大旅馆里，到帐房的写字台面前，问他旅馆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生着一副绵软多肉的体格，一张坦率开诚的面
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顺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缩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
正视，这种神情是谁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贫穷正在逼迫她们。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连那帐房也受感动了。
“你要做怎么样的活？”他问。
“也许你们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见这句话，就觉得不适意地转动起身子来，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烦做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们贫穷到了不得不做活。那帐房倒有些侠气，他看见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怜。看那女儿
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就可见得她们的境遇确实困苦了。
“请呆一会儿，”他说了，就走进背后一间办公室，去叫女管事长出来。
旅馆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没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她们。
“是的，我想总是的。”
“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如果她要来的话。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
“你去见管事长去，”帐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说。“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门。“她会给你安排的。”
上述这小小的一幕，可以说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身一家的悲剧的顶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级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光靠幸运吹来给他的那一点东西维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西巴轩——他的同伴们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货车制造家那里做艺徒，每礼拜只有四块钱的收入。
最大的女儿珍妮妃甫，年纪已过十八岁，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训练。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味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纪太轻，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叫生活问题更难解决罢了。他们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经为了一笔六百块钱的借款押给人家，总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债，为的是他积下的钱足够买这所房子，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顺，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点点储蓄用得精光，就连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诊费，房子的利钱，还有欠肉店的，欠饼店的，虽则人家晓得他诚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们穿衣服，烧饭，打发他们上学，给他们缝缝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
旧店家赊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现钱起个帐，赊货度日，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不肯再赊给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再没有别的东西，就整整
的吃过一礼拜。玉米粉做羹，是聊胜于无的吃法，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们最近似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们拿着桶子和篮子从附近铁路站场的轨道网里捡来的。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场里拾得来。这样的，他们一天天捱过日子，一径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葛哈德就开始觉得绝望了。
“我得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这是那顽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说的一句话儿，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劲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虚弱的表现。
真是祸不单行，刚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连好几天，大家都当她是要死的。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地替她祈祷。爱温吉医生纯然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给那孩子认真的诊察。路德派的教士翁
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给她安慰。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们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好象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径悲悲切切地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险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西巴轩的工资都已经用来买药。只有煤一项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们也已经有好几次从铁路站场被赶回来。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绝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现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真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