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朱庆和
　　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虽然每日奔波与劳顿，伴着卑微的呼吸，但我仍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我无所事事地呆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间四壁发白，破旧的家具在享受安静之美。我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忍受什么，还要忍受多久。我想说的是，其实人是一种虚空的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总是有什么“想法”，想抓住什么，这无疑让人变得虚空起来。虚空隐藏在每个人的内心，让人显得无知而脆弱。剔除那短暂的欢欣，每个人都是虚空的、孤立无援的。或者可以这样说，虚空就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没有虚空，就不能成其为一个人，所以人的孤独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我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仅仅让道路带走
　　仅仅是两手空空。
　　我确信世间一定有美好的东西，就像那些神话、传说，常常让我流连忘返。因此我也确信，终有一天会在我身上发生，飞上天空，俯视众生。它就在我的想象中。
　　我从试图写作到今天，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写作它首先于写作者本人是有益的。排除世俗的认可，这种有益完全是一种心灵上的东西。我的性情里面更多的是一些软弱，它使得我犹疑、懒惰，喜欢幻想和游弋，这些把我围困其中。通过浅尝的写作，我对世界怀有的惶惑乃至绝望的心情，得以舒缓和抚慰，同时也让我获得了对这种心情的理解。尽管那抚慰是短暂的。
　　有这样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仍在流传，即“文学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前半句是对的，却是废话，而后半句就怎么也说不通了。我真的无从知道，文学所表现的东西怎么就高于生活了。要知道生活中的流动不息和繁冗深沉，没有哪部文学作品所能涵盖。世界之于人只是半现半隐，半明半晦，而且最大限度也只是如此。你想获得对它的理解，这绝不可能。我要说的是，这样虚假的口号会掩盖真相，对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伤害。
　　然而，我们要生活在一个时代里，这是必须的，也是一个不容更改的事实。无论你多么抗拒它，它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包裹着我们，就像我们身上的衣服，就像呼吸的空气，就像浸泡着我们生命的容器，每时每刻。因此，我们所有的经历、认知、阅读、回忆、幻想，都是基于我们身处的时代而出发的，只要我们一张嘴，一动笔，就焕发出这个时代的味儿。
　　我写的是过去的事，是已经死去的东西，一个念头、一个闪现的灵光让它死而复生。它是一种忧伤的情绪，轻轻吹拂着我的内心，不激烈，不造作，除了抚慰和感同身受，它与激励、鼓动以及担当使命都不搭界。它只是忧伤。一首忧伤的歌，一首无法唱出的忧伤的歌，它成了沉默。
　　写作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是直接呈现，应该是排除技巧的，排除观念的，排除精致的，排除无懈可击的，就跟生活一样那么自然。但生活本身就那么自然吗？它不知道被强奸被扭曲到什么程度呢？因此真正的自然或许存于我们的内心。顺从敏感、脆弱的内心。
　　我至今仍记得，幼年时与父亲在田间劳作的情形。劳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听父亲讲故事，而太阳正奢侈地照着我们，禾苗正安静地生长。这样一个简单的情景，至今照亮着我，温暖着我。
　　兄弟，有什么伤心事
　　陈朝晖有一个让我羡慕的家庭，父亲是海员，母亲小学教师，已大学毕业的哥哥在省城工作。而我则不然，在铁锨厂当工人的父亲因为偷铁锨回家，结果被工厂开掉了；母亲的眼睛白内障，没钱开刀都快瞎了；两个姐姐念书念了无数年也没蹦跶出去，蹲在家里跟老母鸡似的。整个高中三年，我显得特别忧郁，陈朝晖总时不时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有什么伤心事，说出来！
　　我把我爹偷铁锨的事告诉了他。我说，你知道我爹是怎么偷的吗？陈朝晖说，把铁锨藏在衣服里。我说，不对，门卫看得很紧，况且铁锨那么大，很容易被发现。他又猜，从墙上扔出去的。我说，再猜。他想了想，说，那肯定是你爹在工厂里把铁锨吃进去，回家再拉出来。我说，也太夸张了，你的想象力过了头。他摇摇头，看来是猜不出来了。我就跟他说，我爹在我家和工厂之间挖了条地道，就这样，一把把铁锨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来到了我家。我爹偷偷地把铁锨卖给别人，结果有人告密，事情败露后我爹就给抓了起来。看着他惊愕的眼神，我说，这都是真的，那个地道现在还完好无损，等哪天我带你到我家参观参观。但他还是不信，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他父亲是海员的缘故，陈朝晖经常带一些新奇的好吃的东西过来，比如牛肉干，比如乐口福。乐口福是一种颗粒状饮品，饭前或者饭后冲一杯喝，味道真是美极了，他一般都会与我共同分享。我喝不惯，觉得味道怪怪的。他说，可可味的，很有营养。当时我每星期伙食费只有两块钱，营养自然是跟不上，再加上频繁手淫，上课时经常感觉眼冒金星。因此，听到“营养”这两个字，我顿时两眼放光，不管味道多怪，都直着脖子喝下去。后来就喝上瘾了，有时趁他不在，挖上几勺，也不冲，干吃进肚。
　　作为回报，我也把自己从家里带的东西给他吃。也没什么，就是母亲烙的煎饼，玉米面的，可味同嚼蜡。母亲发现这一点后，就把红薯、大豆、麦皮什么的都掺进去，但味道还是没改善。我把煎饼放在床底的纸箱子里，吃过几顿就不想吃了。但陈朝晖却吃得津津有味，当他遇到草梗、树叶什么的，就一声不响地剔除掉，然后接着吃。我知道，那东西是我那眼力不济的老娘弄进去的。有一次，他边吃边问我，你们家养猪吗？我说，养啊。说着，我就把他随手扔掉的东西捡回来，一看，是一块猪粪，干干的，我的脸顿时就红了。陈朝晖却笑笑说，可惜不是牛肉干，没事，没事。
　　毕业前，陈朝晖送了我一条皮带，说是他爸爸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回来的，我非常感动，眼泪掉在了皮带上，就像一滴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香甜无比的海水。我把它舔干净了。他问我，如果你考不上，准备干什么。我说，当海员，跟你爸爸一样。他说，别干那个，非常苦，一年之中有半年都待在海上。我就说，那我去贩海鱼卖，只要跟大海沾边就行，我喜欢大海。我陷入了沉思，仿佛我真的没考中，在权衡是当海员好还是当鱼贩子好。
　　我把目光从沉思中拔出来，问他，你要是考不上，准备去干什么呢？他笑着说，你看我这样子能考不上吗？是啊，看他胸脯挺得那么高，内敛的傲气喷薄而出，没什么可说的，肯定能考上。他就是这样自信而富有人情味。
　　正如陈朝晖所说的那样，他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而我，也顺利地落榜了。我又接着连考了三年，但还是被定在原地。我把课本全烧了，祭奠我过去的耻辱，然后撸起胳膊准备去贩海鱼了。我发现我们姐弟三个都不是念书的料，脑子里只有我爹挖地道的那点小聪明，但就是那点小聪明也被他老人家给用尽了。
　　我见到了大海，我把咸鱼从海边带到小镇上卖，从二十块钱起家，没过一阵就已经攒到四五百了。我想把母亲的白内障治好，结果医生说没治了，已经全瞎了。这下可好，母亲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天然而混沌的世界，就像宇宙刚刚开始的样子。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我就把钱用在了处对象上，我经常带一些贝壳、海螺什么的给我对象，上面插着根管子，能吹出声音来。当我把泛着鱼腥味的身体朝她身上一压，熏得她很难受，她就拿粗壮的胳膊一把把我这条咸鱼掀了下来。然后咸鱼翻了个身，又重新压了上去。她说，你以后不要再贩咸鱼了。我说，你先让我弄完。
　　弄完后，我真的就不贩了，而是进一些贝壳、海螺、珊瑚什么的小工艺品来卖，结果很畅销，赚的钱也不比贩咸鱼少，而且没污染。后来，我发现搞水族馆利润来得更快，就把挣的钱全投了进去。但小镇的人们不识货，不知道美化生活；对那些只看不买的土里土气的乡野村夫，热带鱼也非常生气，没一阵就给活活憋死了。结果我投进去的子儿一个也没回来。于是我又重新卖起了贝壳与海螺，整天走街串巷，风尘仆仆，灰头土脸的。可是孩子们已经对这种低级玩意不感兴趣了，他们都玩起了游戏机，所以我每天卖不出去几个。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一个戴着墨镜留着长头发的男人在巷口拦住了我，抓住我的胳膊说，可找到你了，可把我给找死啦。这人是谁？我很纳闷，就对他说，你先把那破眼镜摘下来再说。他把眼镜摘了，原来是孙茂林，老同学，精神有问题，人称“孙老冒”，就这样一个精神病，当年还考上了西北的一所农大。他说道，听说你这几年发了？我没回答他，而是对他的装束感到很不舒服，就问他，你怎么搞成这样？他连忙解释说，我要组建一个乐团，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理发。我问道，什么乐团？小虎队吗？他一脸严肃地说，我这个乐团不是一般的乐团，而是一个宗教乐团。细问之下，原来当年这个头脑混乱的家伙成了一名基督徒，一名酷爱音乐的基督徒。他说，我们找个饭馆吧，可以边吃边谈。他的提议得到了我的认可，我看到他颤抖的嘴唇都快冻青了。
　　看着菜单，我知道这顿饭不会是他请，就点了道青椒土豆丝，一块钱一盘。他说，这个好吃。菜一上桌，“噌噌”几口就叫他干光了。于是我不得不再点一盘土豆丝。孙茂林问我，你老婆还好吗？我说，不跟我了，跑了。他附和道，我老婆也跑了，跑了好，累赘，耽误事，还是一个人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看我现在不是挺自由的嘛。我跟你讲，我那个乐团班子都搭好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钱了。他倒是直言不讳，听说我在做海上贸易，找我筹措资金来了。我说，以前是做过，赔了，不过现在我可以赞助你几件乐器。说着，我从脚边的纸箱子里拿出几只海螺，吹了吹，都是响的。我就对他说，你听，音质还是挺不错的。我本来是想跟他开个玩笑，谁知他却把海螺接了过去，往包里一装，认真说道，是挺不错的，回家带给我那儿子，小家伙肯定喜欢。
　　孙茂林对我们班每个同学的行踪和底细都非常清楚，并一一细数，顺便还把他所筹的钱数报了一下。
　　我问他，陈朝晖现在怎么样？
　　他叹了口气说，这小子惨了，刚工作的时候处了个对象，据说那小妞长得跟天仙似的，所以他的情敌很多，争来争去，结果叫其中的一个情敌一砖头拍下去，给拍傻了。
　　那他现在呢？
　　他哥帮着给找了个差事，孙老冒说，正在一个工地上看料呢。
　　这真是出人意料。我想去看看他。我对老板说，结账。四盘土豆丝四块，九个馒头三块，一共七块钱。妈的，今天的钱白赚了。我生气地对孙老冒说，要不要再来一盘青椒土豆丝？哪知老板却说道，已经没有了。
　　工地离小餐馆不远，四周是铁皮的围墙，几个探照灯从天空往下照着，像一张亮如白昼的网，工人、吊车、挖土机就在网下纷纷忙碌着，清冷的夜晚透着热闹。我记得，这工地好像是我时常经过的，怎么就没想到来看看我的老同学呢？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帆布帐棚里，我们找到了陈朝晖。他穿着军大衣，坐在椅子上，面前堆着一大堆钢筋，听到孙茂林的介绍，就对我说，快来坐。他的语气没变，感觉就像我们刚下晚自习，一起到操场边抽烟来了。但没地方可坐，我和孙茂林只好蹲着。一人一根烟，点燃了。陈朝晖一直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他的眼神。一个人傻不傻，看眼睛就知道了。于是我拿手小心地拨弄了一下帆布，好让灯光照进来。陈朝晖说，不用看，没小偷。灯光下我和他对视了一眼，发现他那双眼睛的确不如以前活泛了，有些呆滞。顿时，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