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本文的出发点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制约和种种机遇，对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里提出一个推测性的描绘模式。
　　然而，要谈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运用眼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不再时兴的历史分或模式。60年代的老战士们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复一年的戏剧性的变化，思考程问题来要比其前辈更具历史意识，这一存在事实，我们且不去管它；以代分类对我们的意义现在已经变得像对19世纪晚期的那些俄国人一样了（他们依照十年一段来划分人物类型）。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现在发现以一种历史叙述来维护他们当下的立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于是阿尔图塞主义的局限便开始呈现了出来”，等等）。好了，这里不是从理论上为历史写作中的分期进行辩护的场合。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近似和同质性或同一，对于他们。我们可以很快答曰，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先搞清历史上所谓主导或统识为何物的前提下，特异——雷蒙·威廉斯称之为“残存”或“崛起”——的全部价值才能得以评估。在此，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境的结构范围之内发生的。
　　然而，林林总总彼此颇有不同的对立理论也会影响到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选择上。如果历史分期批判对历时性之种种潜能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潜能使牵涉到共时性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要在挑选出来加以关注的历史变化的不同层面间建立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本篇叙述所称要就60年代说些有意义的话，就是要对其中的仅仅四个层面做一简要的勾勒：哲学史，革命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以及经济循环（基本限于美国、法国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内）。这种选择似乎不仅是要不加区别地赋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同的历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唤起那至少自斯宾格勒以来已被认为是滥用的建立同构关系出的实践幽灵——这种类比平行论（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种程度上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等同”于切·格瓦拉的政治实践。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像诗歌写作这样特殊且高级的现象就不能像“现实生活”那样同等生动地显现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也许，由于诗歌创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状态下进行，近似一种实验室的情状，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一个旧式有机历史的叙述是通过在远为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间建立起相似和同构关系来求得“表现性的”统一，这与本叙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认为这种种层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断裂（break）和其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同构关系。于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断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层次在其间按各自内在的规律而发展）的节奏和推动力提出一个假设。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这种历史的或叙述程序里的弱点，结果却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让人能够对组成叙述的单个线条作某种“核实”。我们有时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领域——对历史可作无限多样的叙述阐释，推一的限制是来自实践者（其所谓的原创性取决于其推出的新史学理论的新颖度）的慧眼机巧。于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发现针对一种活动领域（如认识、美学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规则竟然在一个远为不同、似乎毫不相干的领域又再现了出来，从而戏剧性地、令人吃惊地得以“证实”。本文中将要论及的经济层面就是这种情形。
　　无论如何，下文将会表明，这里要给出的完全不是传统叙述意义上的60年代史。然而历史再现正像其远亲线性小说一样，确实处在危机之中，原因也极其相像。“解决”这一危机最聪明的方法不是把历史写作同时当作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和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予以全盘抛弃，而是——如在现代主义的美学中那样——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重新组织其传统的手法。阿尔图塞的提议似乎是这种局面下最为明智的办法；鉴于老式的叙述或“现实主义的”历史写作成了问题，史学家就应该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概念，至少这将是本文的冒险尝试。
1．第三世界的开始
以发生在英属和法属非洲土地上的伟大的非殖民化运动作为第三世界朋年代的开端，似乎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议。最能表现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征都要晚于此，无论是反文化意义上的吸毒和摇滚，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学生新左派和大众反战运动，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事实上，以政治上来说，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治文化模式的意义，如在象征性的毛主义定的第三世界主义。此外，它的反战活动所针对的正是要遏制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战争（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贝尔登·菲尔兹提出，涌现出声势最为浩大的学生运动的两个第一世界国家——美国和法国——所以成为得天独厚的政治空间，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身陷殖民战争之中，虽然法国新左派是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冲突解决之后）。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外是那在许多方面都堪称第一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运动——新兴黑人政治和民权运动。它们不能说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是起于1960年2月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发生的第一次静坐。然而，或许可以证明，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运动，而且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运动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种运动不断交流，相互影响，贯穿了整个这一时期，其作用无可估量。
　　加纳的独立（1957年），刚果的创痛（卢蒙巴于1961年1月遇害身亡），继1959年戴高乐主义者的公民表决之后法属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独立，最后，阿尔及利亚革命（其内在的顶点——1957年1一3只发生的阿尔及尔战役，以及196Z年通过外交方式达成的解决——或许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标在我们的概要上）——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后来人所熟知钻60年代阵痛政诞生：
　　并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人居住：其中五亿是人，十五亿是土著。前者拥有字词；
　　其余的仅是使用它……
　　萨特《（地球上的可怜人）前言》于是，60年代便是所有这些“土著”成为人的时期，内外告报：第一世界内部的被殖民者——“少数族裔”，边缘族和妇女与其外部的属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样。这一进程可以见三经得到了多种多样的描述、每一种都暗含了一种“历史观”和对60年代本身独特主题他的解读：按照克罗齐历史是人类自由史的观点，这个进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经典的黑格尔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识苏醒的过程；可以最后卢卡契的或更加马尔库塞式的关于一个无阶级类新型“历史主体”（黑人、学生、第三世界民众）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构想，或可以是关于赢得以世界舞台上前所未闻的新型集体声音说话之权力以及同时把迄今声称为你代言的中间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的构想（萨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里意味深长地先提了出来）；与此同时，也不要忘了还有那更加严格意义上的自决或独立的政治修辞，或关于新型集体“身份”的更具心理学和文化意味的修辞。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新型集体“身份”或“历史主体”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为可能的历史情境里，尤其是要把这些社会和政治新范畴（被殖民者、种族、边缘性、性别等等）的出现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种种社会抵抗都包纳于内的那更加普遍的范畴，即传统的社会阶级观，所面临的某种危机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从思想上而是应该从体制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若是以为是社会阶级过抽象概念、尤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观里构缺陷导致了这似乎是新兴无价级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义购想法。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体制上的一场危机，借此，一个真正的阶级政治得以表达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样的不够完美。在这一方面，美国橄榄球联盟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在1955年的合并，可以被视为把60年代新兴社会和政治能量加以释放的一个根本性的“可能性条件”：这一合并是麦卡锡主义的胜利，它保证了把共产党人从美国劳工运动中驱逐出去；它加强了美国资方与工联之间达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会契约”；它开创了一个白人男劳力的权利优先于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数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后者在一个旧式工人阶级政治的传统体制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这样，他们将从社会阶级里被“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紧张而矛盾意义上（比如，在圈地的语境下）的解放，他们脱离了旧体制，从而“得获解放”去发现社会和政治表现的新形式。
　　美国共产党曾是美国社会里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实亡向人提示了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机是由麦卡锡主义下的镇压和因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而在苏联集团内引发的“革命”所“决定”的。欧洲共产党那里也将发生类似但又具体有别的相应事件。尤其是在法国，在经历短暂一刻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是由东欧国家的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之后，随着赫鲁晓夫本人的倒台及其种种实验在1964年的最终失败，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现了：自1919年的图尔会议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实际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独立地构想革命著作（“我们了解它的一切，我们并不太喜欢它。不过没有共产党，从政治上讲就什么也做不成”——这些旧式的立场，萨特在其政治新闻写作，尤其是《共产党与和平》里给予了经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义重新复活，各种意识形态面貌的超议会组织，所谓的“小团体”，跟着新兴毛主义形式大量涌现，展现了一种同样“摆脱”了传统阶级范畴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两个关键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给予注意。实际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那至关重要的导火索——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明确表明革命不仅仅是个历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馆的藏品，而是真实可以达至的——一是来自这样一个民族：其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们对斗争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决不可能抱有的一种同情和手足情谊，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说。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征意义仍然暧昧含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与经典列宁主义革命或毛主义的经验都不相同的一种第王世界的革命，因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战略，即游击中心理论（相关情况，下文再谈）。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将来临的60年代不是对旧式社会和概念体系的肯定，而是一个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时代。
　　与此同时，个人见证似乎清楚地表明，对美国的许多白人学生来说，尤其是对日后新左派里的许多积极分子而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在剥夺国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败坏议会进程方面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标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传递给年轻一代领袖的彻底终结，以及某种大众或公民理想主义新精神的戏剧性的破灭。至于说到表象下的实情，现在看来，鉴于其保守主义和反共立场，在“导弹危机”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赌博，以及他对美国身陷越南所要担负的责任，公众对肯尼迪当政的那种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这并不很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前是，肯尼迪政权留给60年代政治发展的遗产很可能就是关于青春和“代为”的那套词藻。他利用了这套词藻，而这套词藻又在他身后流传了下来，辩证地成了美国学生和年轻人可以用来阐发政治不满情绪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