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迈过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正满怀希望迎接新世纪来临，期盼着祖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但是，我们要想将美好的憧憬变成现实，还应居安思危具有民族忧患意识，认真正视国家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有人也许会觉得，国家安全乃是领导人关心的大事，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其实不然，它不仅同中国命运和国家安危，还同每一个普通人的切身利益，都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
美国野蛮轰炸南斯拉夫和中国大使馆，无疑给人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人们在表示震惊和愤怒之后，心中不由也产生了种种困惑，感觉到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格局，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所处的位置，隐约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潮流”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危险趋势。为何冷战之后世界仍然不太平？为何千僖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前夕，却在喜庆时刻出现了不吉祥的凶兆？为何美国给世界送来充满血腥气的贺礼？北约宣布新干涉主义战略居心究竟何在？为何李登辉发出分裂国家的狂妄言论？
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实施的狂轰滥炸，人们感到了现代高科技战争的威胁，意识到中国应尽快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拥有更先进的飞机、军舰和巡航导弹，保卫祖国统一和领空、领土不受侵犯，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和幸福安定生活。军事战争题材一时成为热门畅销书籍，《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超限战》纷纷面世，走俏国内市场人们竞相购买、阅读。随着台湾海峡骤然出现紧张局势，人们开始关心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美国将会采取何种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中国能否成功抗衡美国威胁维护国家统一。
但是，中国面临的威胁难道仅仅来自战争吗？难道仅靠更多的高科技武器就能保卫国家吗？中国人在警惕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还没有意识到有一种隐蔽的“软战争”，甚至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此时此刻正威胁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种“软战争”比较军事进攻的“硬战争”，对中国来说构成了更为现实的威胁。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于贫穷软弱的旧中国，可以凭借着“坚船利炮”进行军事侵略，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抗衡直接军事威胁，美国不会轻易冒同中国爆发战争的危险。
越南战争惨败后，美国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转而实行“缓和”战略的时期，其研究国际战略的智囊纷纷提出，运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手腕，继续遏制并且伺机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扭转不利于美国的世界实力均衡变化，作为重新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政策武器。这些主张绝不是文人墨客的夸夸其谈，而是亨廷顿之类国际战略大师的杰作，后来果然化成了厉害的“软战争”利器，变成了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暗器”。倘若说核武器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种“软战争”威力足以摧毁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金融命脉陷入瘫痪状态，廉价落入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中。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经济陷入“外债陷阱”，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惨遭“休克疗法”破坏，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充分显示了这种“软战争”的巨大威力。
南斯拉夫有铁托时代的武装抵抗传统，又有拥有核武库的俄罗斯背后撑腰，为何美国不怕重蹈越战失败的覆辙，也不惧俄罗斯拥有核武库的威胁，敢于粗暴军事干涉炸南斯拉夫呢？其实，美国是先以隐蔽的“软战争”开路，削弱了俄罗斯的强大军事工业实力，控制住了其国民经济命脉和政府高官，迫使南斯拉夫陷入经济危机动荡状况，长期暗中扶植科索沃的武装分裂势力，然后待时机成熟后才发动“硬战争”，重新运用越南战场上的野蛮狂轰滥炸，悍然提出北约的新干涉主义国际战略，赤裸裸地公然谋求建立世界霸权秩序。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曾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辱，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硬战争”记忆犹新，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熟悉也不愿相信，美国会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软战争”，其破坏威力甚至超过令人恐怖的核弹。近二十年来，西方主动改善对华关系表示友好姿态，善良的中国人早已不念昔日旧恶，相信曾捕杀自己的豺狼改邪归正。因此，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使馆事件，颇为出乎善良中国人的意料，内心中难免产生种种困惑和不解。作为普通中国人中的一员，我非常理解善良同胞们的心情，自己也曾有与多数人相同的想法，只是经过漫长的留学和研究生涯，才逐渐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潜在威胁。
八十年代初，我曾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学，那时很羡慕西方的市场经济好处，但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却令人惊讶，主张通过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实力均衡”，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战略手段或筹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领域，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秩序。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缓和”理论，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主张应利用经济利益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资金、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
当时我出于善良中国人的天性，认为追求和谐发展乃是天经地义，曾积极为“理想主义”的合理性辩护，倘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相信“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但是，美国教授却说“理想主义”并非不好，只是从历史上看统治者从来不把它当回事。于是，我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反感，情愿陶醉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那里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的共鸣”。后来，我又赴美国长期留学，专门研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有意躲开讨厌的国际政治理论。我除了进修宏、微观经济学理论之外，还选择了一些专业经济学课程，如比较经济制度学、发展经济学，更多接触到前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状况，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和福利状况。
八十年代，随着美、英右翼保守政府纷纷上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一时，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强迫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化改革。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我接触的许多美国经济学教授，他们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经济，却批评国际机构推荐的“规范改革”，促使我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作用。发展经济学乃是“冷战时期”，西方为了同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才资助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政府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与贫富悬殊，跨国公司投资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等等。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排斥发展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令我对它产生了很大怀疑。
留学归国后，我研究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国际权威组织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采取了不盲从和适当批评的态度。但是，我只是认为这些改革药方不符合国情，从未批评这些药方是“蓄意误导”。我曾撰写关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文章，虽然批评美国推荐的激进“休克疗法”，却从未指责过美国搞阴谋蓄意进行破坏，也未将其同美国的国际战略联系起来。直到后来接触到美国出版的《胜利》一书，才迫使我从骤然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开始将以前早就感到可疑的种种情形，提高到国际政治战略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96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八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上自杀性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等等。以前我从不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式，特别是采用沙塔林制订的“五百天计划”，也知道索罗斯积极资助参与了拟定计划过程，甚至还知道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特殊关系，八十年代曾因此而被中国政府据之门外，但是，却从来没有将这些种种可疑迹象，同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仿佛怀疑别人就是自己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