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跟着父亲，我走到了油麻地中学的大门下。
他看了一眼门里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卷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
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
我木着不动。
“王儒安倒是个不错的人，可是人家现在已经不是校长了。
现在的校长是人家汪奇涵……我就不送你进去了。“父亲是个小学教员。
我开始朝大门里挪动。额上已经有了虚汗。
“你一定要改掉害臊的毛病。不要把你读小学时的诨名再带到这里来。”
我明白，父亲是指小学校的老师与学生们给我起的外号“公丫头”。
他不将我一直送进去，还提这个诨名，这使我很恼羞，便放快了步子往前走。
然而走了一大段路，终于还是觉得胆怯，连忙回头去寻父亲，却早已不见他的踪影了。我站在大路上一阵彷惶，见实在我不着依靠，才只好独自往前走。
我家离学校十五里地，路远，必须在学校住宿。
照高年级一个学生的指引，报到之后，我背着铺盖卷，走过稻地间百十米长的一条窄窄的砖路，到了后面的宿舍。门都敞着，我朝其中一间探了探头，走了进去。屋里还未进人，我尽可以自由选择床铺。我牢记着母亲的一句重复了若干次的叮嘱——“莫睡在靠门口的地方，门口有夜风，能把嘴吹歪；也莫睡上铺，上铺太高，摔下来能把脑浆子摔出来。”我选择了中间一个下铺。
当我把铺盖卷放到这张床上去之后不久，接二连三地又来了三个同学。我们互不认识，但未等各自把铺盖卷好好铺开，就已熟悉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最后我满脸通红地向他说了我的名字：林冰。
身体壮实如牛，皮肤黑如乌鱼皮的谢百三，似乎很勤快，找来一把发霉的秃笤帚和一块破抹布，一会儿工夫，就把我们的宿舍收拾得清清爽爽。但他却干得汗淋淋的，脖子上，就像积满尘埃的窗玻璃遭了一阵小雨，有一线一线的黑污垢条在往下流淌（后来的日子里，我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他这副汗淋淋的如同在梅雨季节里走的形象）。
小屋子让人觉得很舒服。
马水清双腿交叉着传在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一枚小圆镜子，转动着脸照了照，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三人都赞成马水清的提议一一我们都还未来得及好好观看学校。
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所设有高中部的中学。它坐落在油麻地小镇后面的一片田野上。原先，这里是一片荒地。十多年前，就是父亲提起过的那个王儒安，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令人吃惊地创办起了这所中学。当初只有初中班。那年，盖了三幢红瓦房。六七年前，他跑上跑下，最后终于得到上头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办起了高中班。于是，这片田野上又出现了三幢黑瓦房。红瓦房为初中部，黑瓦房为高中部，这些年来一直如此。这地方上的人总是对还在茅屋里读小学的孩子说：“好好念书，先进红瓦房，再进黑瓦房。”在他们看来，进红瓦房是一个理想，进黑瓦房则仅一个更大的理想。红瓦房、黑瓦房是两个台阶一一人生的两个台阶，象征意味十足。有许多小孩没有能够进红瓦房，也有许多小孩只在红瓦房待了三年，却未能进黑瓦房。当然，也有一些既进了红瓦房，又进了黑瓦房的。
这三种人，后来的前途确实有些不太一样。因此，这地方上的人，都用一种看殿堂庙宇的目光，站在大门外，远远地看红瓦房与黑瓦房。如果自己的孩子还尚未进入红瓦房，此时，目光里便有着幻想与期望；如果自己的孩子已经进人了红瓦房，目光里便有了一种满足与荣耀。
油麻地中学四周都是河，是个孤岛。
从宿舍到北面那大河，大约百十米，这之间是竹林与灌木丛。从宿舍向南到教室，又是百十米，这之间是荷塘、稻地和一条从西边大河引来的方便学生洗漱和洗衣服的小河。从教室向南，至校门，也是百十米，这之间是操场和学校的菜地。出校门不远，又是—条河，河上有座大桥，桥那边就是油麻地。
我们在校园里随意地走，看了红瓦房，又看黑瓦房，然后跑到了操场上，看高中生打篮球。那时候的高中生，岁数都不小，念到高三，二十出头的，并不在少数。其实，刚考进来的初中生，就有一些显得很是成人样子了。造成这种状况，原因不一：或是大人手头不够宽裕，拿不出钱来供孩子读书，就—日一日地延宕着，看看孩子真是大了，才不得不勒紧裤带，挤出几个钱来叫孩子上学去；或是仅仅因为每年有一两头猪拴着，需要孩子打猪草，眼看孩子再不读书就太晚了，才打发孩子去上学；或是地广人稀，学校离家远，那孩子上学，三日打鱼两日晒网，课程—天一天地耽误了下来，总是留级，等念完小学，已是十六七岁了……
我记得很清楚，入学后不久的一天，河东有个耕地的农民坐在河边抽烟，见我们班一个大个子同学，问：“你多大了？”
同学答道：“十七。”“知道想女人了吧？”大个子同学低头不语。那农民说：“臊什么？我有你这么大的时候，都给我老婆弄出两个小人了。”到了初一下半年，我就能感受到，校园里总有一股不安和焦躁的气氛。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的，又都是高三的学生，高高大大的，真是已经很成熟了。他们让人无缘故地想到了种牛场上那些莫名其妙地烦恼着的种牛。
林荫首上，三三两两地走着几个已很有几分样子的女同学。
多日不雨，操场焦干，打篮球的穿得很少，在尘埃中跑动，并嗷嗷乱叫。
我们在边上看，看的心头直打颤颤。
篮球滚到了我脚下，我一头扑过去，抱起就跑，然后将它扔给刘汉林。刘汉林又扔给了马水清。人家追过来了，马水清抱起球就跑。人家在后面叫：“小孩，把球扔过来！”马水清却把球又扔给了我。高中生们先是觉得我们几个好玩，看着我们乐，但见我们竟有不想将球扔回去的意思，便骂着“新来的小杂种！”
一起追将过来。我赶紧扔掉球，与马水清、刘汉林、谢百三—起逃到了大路上。
我们去了小镇。
马水清似乎很有钱，用得也很大方，见到烀藕的，就给我们每人买一大段藕，见到卖菱角的，又买了好几斤菱角。谢百三用一张大荷叶托着菱角，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将菱角壳扔到油麻地小镇的街上。最后，马水清竟然领我们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大盘猪头肉（我印象很深，堆得尖尖的），直吃得嘴油光光的。
出了小酒馆，我看看他们三人，觉得他们的的眼睛似乎也都浸了油，比先前亮了许多。
我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玩了很长时间，重新回到宿舍后，我发现我的铺盖卷从我的铺上被挪到上铺去了，下铺换了另一副铺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