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17日晚上，在西班牙南部哥林那达市文化中心，19岁的大学生费特列戈·加西亚·洛尔加，在朋友们面前朗诵了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印象与风景》。这是他头一次在公众场合朗诵。他中等身材，黑发蓬乱，浓眉在脸上显得突兀。他对自己的处女作毫无把握，在序言中称其为“外省文学的可怜花园里又一枝花。”观众以热烈掌声打消他的疑惑。第二天两家本地报纸给予好评。
　　1992年底，我和多多的漂泊之路交叉，同住荷兰莱顿。被那儿阴冷潮湿的冬天吓坏了，我们象候鸟往南飞，去看望住在西班牙地中海边的杰曼。他是比利时人，在台湾做汽车生意发了财，八十年代末金盆洗手，在西班牙买房置地，专心写诗搞出版。他的庄园居高临下，俯视阳光灿烂的地中海。他家一窖好酒，令人动容。我和杰曼白天翻译赫尔南德兹(Miguel Hernandez)的诗，晚上开怀畅饮。杰曼满脑袋关于诗的狂热念头，加上法国红酒助威，“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诞生了。“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来自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这正好与同时代的赫尔南德兹相呼应，后者写道：“我憎恨那些只用大脑的诗歌游戏。我要的是血的表达，而不是以思想之冰的姿态摧毁一切的理由。”
　　翌日晨，我们开始了文学朝圣之旅，以便确认运动的大方向。由杰曼开车，我们先去赫尔南德兹的故居。他和洛尔加(马查多被公认为自西门涅斯以后西班牙三大现代主义诗人。马查多是“九八一代”的代表，洛尔加是“二七一代”的核心，赫尔南德兹是衔接“二七一代”和“二七一代”后诗歌最重要的一环。环环相扣，西班牙诗歌的精神命脉得以延伸。赫尔南德兹一生贫困，只上过两年小学。内战开始后他加入共和军，后入狱，三年后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狱中，年仅32岁。从赫尔南德兹的家乡出发，一路向南，直奔洛尔加的格林那达。“绿啊绿，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最初读到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译诗抄》是七十年代初。那伟大的禁书运动，加深了我们的精神饥渴。当时在北京地下文化圈有个流行词“跑书”，即为了找本好书你得满世界跑。为保持地下渠道的畅通，你还得拥有几本好书作交换资本。一本书的流通速度与价值高低或稀有程度有关。遇到紧急情况，大家非得泡病假开夜车，精确瓜分阅读时间。当《洛尔迦译诗抄》气喘嘘嘘经过我们手中，引起一阵激动。洛尔加的阴影曾一度笼罩北京地下诗坛。方含(孙康)的诗中响彻洛尔加的回声；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显然得自《梦游人谣》；80年代初，我把洛尔加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加的颜色。
　　戴望舒的好友施蜇存在《洛尔迦诗抄》编后记中写道：“已故诗人戴望舒曾于一九三三年从巴黎到西班牙去作过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之一便是对西班牙人民诗人费·迦·洛尔迦的认识。后来望舒回国和我谈起洛尔迦的抒情谣曲怎样在西班牙全国为广大的人民所传唱，曾经说：‘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迦的作品。’他当时就在这样的感动之下，开始深深地爱上洛尔迦的作品并选择了一小部分抒情谣曲，附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寄回祖国来发表在一个诗的刊物上，这是国内读者第一次读到中文的洛尔迦诗歌。一九三六年，洛尔迦被佛朗哥匪帮谋杀之后，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和文化工作者的哀悼与愤怒中，洛尔迦的声名传遍到每一个文化角落里，从那时候开始，戴望舒就决定要把洛尔迦的诗歌更广地更系统地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这些戴望舒三十年代旅欧时的译作，于1956年才结集出版，到七十年代初的黑暗中够到我们，冥冥中似有命运的安排。时至今日，戴的译文依然光彩新鲜，使中文的洛尔加得以昂首阔步。后看到其他译本，都无法相比。戴还先后译过不少法国西班牙现代诗歌，都未达到这一高度。也许正是洛尔加的诗激发了他，照亮了他。由于时代隔绝等原因，戴本人的诗对我们这代人影响甚小，倒是他通过翻译，使传统以曲折的方式得以衔接。
　　洛尔加出生在格林那达十英里外的小村庄牛郎喷泉(Fuente Vaqueros)。他父亲拥有一百公顷地，合一千五百亩，按中国阶级划分必是大地主。在第一个妻子病故后第三年，他娶了个小学女教师。婚后九个月零九天，即1898年6月5日，洛尔加来到这个世上。
　　就在洛尔加出生后两个月，西班牙在和美国的战争中惨败，不得不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战败导致由知识分子和作家推波助澜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九八一代”的诞生。他们试图在寻找西班牙精神的真髓。马查多是“九八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后成为“二七一代”的精神导师。两代相隔近三十年，那正是洛尔加从出生到成长的时间。
　　洛尔加成年后，把童年美化成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要说不无道理：家庭富足和睦，父母重视教育，兄妹感情甚深。不过和弟弟相比，他从来不是好学生，尤其进大学后考试常不及格。很多年，这成了父母的心病。
　　对洛尔加早年影响最大的是三位老师。头一位是钢琴老师梅萨(Antonio Segura Mesa)，他是个谨小慎微的老先生，除了去洛尔加家上课，极少出门。他终身侍奉音乐，作过曲写过歌剧，都不成功，歌剧首演时就被哄下了台。他常对洛尔加说：“我没够到云彩，但并不意味云彩不存在。”他们坐在钢琴前，由梅萨分析大师和自己的作品。是他让洛尔加领悟到，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
　　有一天，当洛尔加在艺术中心弹贝多芬奏鸣曲时，一位年轻的法学教授路过，为其才华吸引，他上前自我介绍。洛尔加很快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这是第二位老师雷沃斯(Fernando de los Rios)，后来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他喜爱吉普赛音乐和斗牛，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创建左翼政党，支持工运，与地方腐败的政治势力对着干。是他唤醒了洛尔加的社会公正意识。
　　17岁那年上艺术史课时，洛尔加被后来成了他第三位老师的伯若达(Martin Dominguez Berrueta)迷住了。他是个倔犟的小个子，谁若挑战他的想法，他会发脾气。他主张全面参与学生生活，甚至包括爱情私事。他意识到哥林那达的局限，决定每年两次带六个出色的学生去西班牙各地远游，让他们“了解和热爱西班牙”。
　　在两年内，洛尔加先后参加了四次文化之旅，不仅大长见识，还通过老师结识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马查多。基于旅行见闻，他完成了随笔集《印象与风景》。他把此书献给钢琴老师梅萨。他把新书送到伯若达家，老师打开书扫了一眼，勃然大怒，令他马上离开，两周后把书退还给他。洛尔加不服气。在他看来，伯若达是艺术评论家，而非艺术家，而他要追随的是钢琴老师那样真正的创造者。两年后伯若达病故。洛尔加很难过，他公开表示歉疚之意，并私下对老师的儿子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第一次旅行中，他们有幸结识了马查多。他为伯若达一行朗诵了自己和别人的诗作，洛尔加弹了一段钢琴曲。那次见面让洛尔加激动不已。马查多对他说，诗歌是一种忧郁的媒体，而诗人的使命是孤独的。洛尔加从朋友那儿借来马查多的诗集，他用紫色铅笔在扉页上写了首诗，大意是，诗歌是不可能造就的可能，和音乐一样，它是看不见欲望的可见的记录，是灵魂的神秘造就的肉体，是一个艺术家所爱过的一切的悲哀遗物。
　　我们到格林那达已近黄昏，在阿拉汉伯拉宫(Alhambra)附近下榻。晚饭后沿围墙漫步，塔楼林立。格林那达是安达卢西亚首府。先由罗马人占领，八世纪摩尔人入侵，命名格林那达(意思是“伟大城堡”)，直到1492年落入伊萨贝尔女王手中，阿拉伯人统治达八百年之久。阿拉汉伯拉宫建于14世纪，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花园之一。当年洛尔加逃学常来这儿闲荡。
　　第二天，我们前往“牛郎喷泉”，一个普通的村落。孩子们在小广场喷泉边嬉戏，老人坐在咖啡馆外抽烟。洛尔加故居陈列着家书(明信片和几幅他的勾线画，还有老式留声机和旧唱片。墙上是与亲友的合影及当年的戏剧演出海报。
　　1918年6月5日，洛尔加20岁。生日后第三天，得知童年伙伴的死讯，他一夏天都被死亡的念头困扰。紧接着，西班牙流感夺去了全世界两千万人的性命。1919年初全国陷于混乱，到处在罢工游行。在格林那达，工人与雇主发生冲突，洛尔加和朋友们加入维护工人权利的运动。雷沃斯老师收到匿名恐吓信。2月11日，离洛尔加家不远，宪警向大学生游行队伍开火，打死一个医学院学生和两个平民，当局宣布军管。虽有心支持工人运动，洛尔加却被血腥的暴力吓坏了，他蜷缩在父母家，甚至不敢从阳台往街上看一眼。一个好朋友每天来到他家窗下，高声通报局势的进展。
　　1919年春，在马查多的劝告和朋友的怂恿下，他离开家乡，搬到首都马德里。在雷沃斯的推荐下，他被号称“西班牙牛津剑桥” 的寄宿学院(Residencia)接纳。这里设备齐全，有人打扫卫生，提供膳食。洛尔加很快成了这里沙龙的中心人物，他朗诵诗作，即兴弹奏钢琴曲。一个崇拜者回忆：他手指带电，似乎音乐从他体内流出来，那是其权力的源泉，魔术的秘密。
　　在寄宿学院有个叫伯奈尔(Luis Bunuel)小伙子，喜欢体育(恶作剧(女人和爵士乐。他特别服洛尔加，总跟他泡在一起，听他朗诵诗。“他让我知道另一个世界，”他回忆道。他们一起狂饮，在马德里寻欢作乐。伯奈尔后来成了西班牙最著名的电影导演。
　　洛尔加的戏在一家小剧场彩排。这是关于一只蟑螂为寻找爱情而死去的故事。他写信给父母说，若蟑螂成功，他能赚一大笔钱。首场演出，他订了不少座位，请朋友们来助威。开幕没几分钟，一个男人从包厢大叫大嚷：“这戏是给雅典娜神庙的！知识分子滚回去！”人们跺脚起哄，朋友们则用掌声反击。报纸反应平平。几周后，父亲勒令洛尔加立即回家完成大学学业，否则就来马德里把他带回去。洛尔加写了四页长信：“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象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或美男子一样。”最后老父亲屈服了，答应让他待到夏天。
　　趁夜色，杰曼带多多和我混进格林那达一个社区俱乐部。舞台上载歌载舞，全体观众跟着用手掌的不同部位击出复杂多变的节奏。这就是弗拉明哥(Flomenco)。是夜余兴未尽，我们来到郊外的一家小剧场，陈设简单但票价昂贵。当响板骤起，一男一女如旋风登场，动作粗野强劲又控制到位。
　　第二天下午，我们拜访了作曲家法亚(Falla)的故居，它座落在阿拉汉伯拉宫西北边的山坡上。那是一栋白色小房子，庭院青翠。从这里可以看见格林那达及远方田野。法拉曾骄傲地说：“我这儿有世界上最美的全景。”
　　1921年夏，洛尔加厌倦了呆板的学校生活，常和朋友们到阿拉汉伯拉宫围墙内的一家小酒馆聚会。老板的儿子是吉他手，为大家演奏深歌(deep song)，一种古老的安德露西亚吉普赛民歌，十九世纪被弗拉明哥取代。在重重古塔的包围中，他们倾听深歌的哭泣。参加聚会的有个秃顶小个子，他就是法亚，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洛尔加一伙嚷嚷着要搞个音乐咖啡馆，而法亚提议举办深歌艺术节。
　　两年前他俩曾见过面，直到深歌之夜才成为朋友。表面上，两个人相去甚远。中年的法亚胆小古怪：他连刷牙都害怕；睡在储藏室般小屋的窄床上，头上悬着十字架；每天早上工作前他都要做弥撒。他是个工作狂，认为自己的天才是上帝的礼物。在法亚看来，深歌才是正宗的。为寻找源头，他带洛尔加去吉普赛人的洞穴。
　　1921年除夕夜，洛尔加雇来一个街头乐队，掂着脚尖来到法亚的窗户下，在洛尔加的指挥下，突然演奏小夜曲。法亚笑得几乎开不了门。深夜，法拉请小乐队分四次演奏他们的乐曲，由他钢琴伴奏。
　　他和法拉忙于筹备深歌艺术节，为寻找比赛歌手而走遍大街小巷。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作。1921年11月初，他在10天内写了23首，月底前又成8首。这组诗命名为《深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