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拘留已经六天了。
消息传到德国大使馆，人心忐忑。经査询，这个消息已由日本外务省证实，他们只说人已被捕，但此事应予保密。


“经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我虽已提出要了解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徳国.但由于调査还在进行中，一时无从了解。”


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在东京的德国人中是位有声望、但有争议的人物。他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到达东京，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曰本外务省的介绍信。
欧洲人生活在一个亚洲国家的首都，总感到周围环境闭塞而压抑，他们对这位新来的人很快便产生了好感。他熟悉中国事务，深受使馆人员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某步兵团中服役，膺获二级铁十字勋章，因此大使和武官对他都另眼看待。他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论资历、阅历，都当之无愧，再加上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深受同行们的尊敬。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歆羡。凡访日的徳国官员、记者，也持有与他来时同样的介绍信，竞相前来，登门拜访。
理査德·佐尔格在东京这个世界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尽管他象波希米亚人那样爱出风头、自大、偏执、酒后尤为突出，这使某些德国同胞好生反感，但总的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特别讨女人欢喜。
东京的德国侨民们身居世界的另一端，不受德国发生的事情干扰，因此德侨界仍然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社会缩影，反纳粹的观点还可以谨慎地流露。许多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家庭已经平安地在日本落户。在这个社会集体中不存在咄咄逼人的纳悴狂热气氛。大使本人也以中庸态度著名。
佐尔格却经常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极端主义姿态，人们从好的一方面来看，认为这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德国退伍军人的表现。一九三四年，佐尔格到达日本后不久，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参加了纳粹党海外支部，三年后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
这么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国记者同行们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尔格，怀疑对他提出的控告。他们往监狱给他送包裹，并要求去探望他。探监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大使向新任首相东条将军提出了坚决抗议，才受“特殊照顾”，准许他去看望佐尔格几分钟。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同胞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认为佐尔格有叛国之嫌。奥特从一九三四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他相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大使的亲信之一。他俩经常对弈，一同进餐，在使馆院子里共用早点，同去日本农村旅行。
佐年格的见解和情报来源被大使接受，并定期与顾问们讨论。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可信赖的同胞。
欧战爆发后，佐尔格受徳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来的官方电讯稿。他为这份差事正式领薪俸。佐尔格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与他们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象这么一位有声望、交游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控吿的主犯。至于他那倒霉的朋友乌克斯·克劳森，东京德国大使馆倒闻所未闻。
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反德阴谋的牺牲品。正象奥特在电报中所述：“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情报员保持联系。”近卫刚倒阁不久。一九四一年十月，决定远东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关键性谈判正在进行中。


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云属于国家机密，也落入佐尔格手中，因此，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此间承认，我们的敌对集团仍向警察、内务省和法务省官员施加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这种可能性”。


曰本政治舞台的幕后正进行着这场斗争，参与的各种势力可能进行戏剧性的、恶毒的挑衅。


十月二十四日凌晨（欧洲时间），德国大使给柏林的电报送达外事局政治处。值班官员（曾在驻东京使馆服务过）摘录如卞：


“理査德·佐尔格系奥特大使的密友。日本领导层都很了解，当奥持大使还是武宫时，就与佐尔格过从甚密。佐尔格被认为是精通日本问题的专家之一，虽然他对所在国吹毛求疵、百般挑剔的态度常常引起日本官方不悦……正如来电所说，逮捕佐尔格一事可以理解为亲英派的影响……他们因近卫倒阁分恼火，而归罪于德国影岣……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讲，当前东条兼内相，掌管警察。”


徳国外事局首先谨惧地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的知已，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极力主张日本站在德国方面参战。
不管小岛个人如何感受，他和他在柏林的下属却没有透露什么情况。这也难怪。


“因为他接到了东京关于这一事件的背景电报。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亊，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看来，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佐尔格，警察决不会决定逮捕他。”


可能他被控告支持了日本共产主义运动。
日本驻柏林使馆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十分令人不安，也不能令人满意。德国外事局官员认为，这种罪状“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佐尔格是否真的犯了被指控的罪行，他本人也矢口否认”。柏林认为，情况紧急，务必彻底澄清事实，释放佐尔格。
十月三十一日，日本大使比较肯说话了。一次，他碰巧遇见德国外事局的官员，谈起这一案件，他说：


“从外务省给他的电报看来，日本调査当局已经掌握了书面证据，证实佐尔格勾结了日本共产党员。凡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外人根本不可能进行干预，因为法院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只对天皇直接负责。”


小岛认为，佐尔格可能为共产党套取日本政府和广大民众对形势看法的政治情报。跟小岛大使谈话的那位德国官员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此人曾在东京当过差，很了解佐尔格，“在他身上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但不论是小岛，还是德国外事局都对此事表示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的全面合作关系。小岛与德国同僚所见略同，但他着重指出，“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让佐尔格悄悄地离开日本，这样敌人便无法从该案中捞取什么政治资本。无论如何，他将为佐尔格进行调停。”
然而，东京却没有澄清事情的迹象。十一月十三日，德国大使的电报称，尽管一再催促，日本外务省还是没有就被告的罪状提出证据，法务省也“没有什么进展”。必要的调査还没有开始，也不允许再探望这两人了。虽然这件事对外严加保密，但德国大使馆仍然打听到，还逮捕了不少曰本人，“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在绝密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共拘捕了三百余人。”
查横滨德国领事馆档案，证明马克斯·克劳森是个进出口商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旅居日本。“领事馆迄今没有听说克劳森及其妻子的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
然而，日本检察署根据对理查德·佐尔格的初步调査结果向德国使馆提出了一份简短的德文照会，十一月二十五曰，奥特将军先用电报向柏林汇报其内容，文件由日本外务省转交，“要求绝对保密”。这一备忘录揪开了佐尔格案件的帷幕，首次扼要地说明，他现在已经开始与日本当局合作，交待他真实的日本使命及以往的经历。
文件摘要附佐尔格“供词”的头几页，不加评语，照转柏林。


“被告埋查德·佐尔格历经上次大战的恐怖，逐渐认识到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明显的内在矛盾，大战将结束时，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研究共产主义文献，而成为共产主义信徒。一九一九年，他在汉堡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在当地以及其它地方从事秘密宣传、鼓动和教育活动。一九二五年一月，他以徳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总部在莫斯科召幵的代表大会，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处，在其领导下继续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他接受指示，致力于间谍工作，前往中国，在各地执行任务。然后，他又奉命在日本开展平行活动，曾在柏林申请参加徳国国家社会党。同时，他担任了《法兰克福日报》记者，以便进行掩护。一九三三年九月，他以记者身份，途经美国来到日本。从那时起直到他被捕为止，他利用纳粹党员和报纸记者的身份，掩盖其非法活动；实际上，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他^由南斯拉夫人伏开利克、日本公民以及其他外国人协助建立秘密间谍网；又与共产国际联系，大量收集有关日本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用无线电等方式向共产国际递送。”


奥特将军补充，他曾要求日本外相让他过目这一骇人听闻的备忘录的证据，外相“答应他将亲自与法相打个招呼”。
奥特在电报末尾要求，日本方面控告佐尔格的罪行，应该由德国当局核实。德驻日使馆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查。
柏林跟东京一样，理查德·佐尔格案件的调查工作正在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