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六0年一月，出生在底特律的一个丝毫没有烟雾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女婴儿；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生在密执安州皮托斯基附近的一个急诊室里，那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专业读者说不定会在彼得-卢斯医生一九七五年发表在《儿科内分泌学杂志》上的论文《5α还原假两性体的性别认同》中碰巧见到我。或者，您也许会在那本如今可惜已经过时的《遗传学与遗传特征》的第十六章中看到我的照片。在第五七八页上，正是我赤身露体地站在一张身高图表旁，两只眼睛给一个黑框子遮着。

在我的出生证上，我的姓名是卡利俄珀-海伦-斯蒂芬尼德斯。在我那(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最近的汽车驾驶执照上，我的名字只是卡尔。我早先是一名曲棍球守门员，也是拯救海牛基金会的老会员，我难得参加希腊正教会的圣餐仪式，而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期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名雇员。跟提瑞西阿斯一样，我先是一种人，后来又是另一种人。同班同学嘲笑我，大夫把我当作实验品，专家对我触摸检查，出生缺陷基金会对我进行研究。格罗斯角的一个红头发的姑娘爱上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她哥哥也喜欢我)。有一次我在一辆陆军坦克的引导下参加了市内的一场战斗；一个游泳池使我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我脱离了自己的躯体，以便成为其他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十六岁以前发生的。

要是我有时变得有点儿诗兴大作，请读者原谅。这也是遗传的。

我出生前三个月，就在星期天我们一起吃的一顿精美的晚饭结束后，我奶奶黛斯德蒙娜-斯蒂芬尼德斯吩咐我哥哥去给她把她的桑蚕盒拿来。第十一回当时正朝厨房走去，想再吃一块大米布丁；这时，她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奶奶那会儿五十七岁，身材矮矮胖胖，戴着一个十分吓人的发网，完全适合于挡住人家的去路。当天最大的一支女性小分队就聚集在她身后的厨房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悄声细语。第十一回动了好奇心，侧过身子去瞧瞧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黛斯德蒙娜却伸出手去，紧紧拧着他的脸蛋儿。等她重新引起第十一回的注意后，她便用手在空中划出一个长方形，又指指天花板。接着，透过不大合口的假牙，她说道，“快去给奶奶拿来，我的小娃娃。”

第十一回知道该怎么办。他跑过门厅，进了起居室。他手脚并用地爬上那道正规的楼梯，到了二楼。他沿着楼上的走廊跑过那几间卧室。在远处的走廊尽头，有一扇几乎看不大出来的房门，上面贴满了糊墙纸，好似一条秘密通道的入口。第十一回用自己的头确定了那个小小的门把手的高低，使出全力把门拉开。门里边又有一道楼梯。我哥哥踌躇不决地两眼紧盯着楼梯上面的那片黑暗，过了好半晌，才慢吞吞地爬到奶奶住的顶楼上去。

那儿的屋椽上面挂着十二个用湿报纸包着的鸟笼，他蹑手蹑脚地在这些鸟笼下面走过，满脸勇气地沉浸在长尾小鹦鹉发出的那股酸臭难闻的气味里，沉浸在我爷爷奶奶自身的那股特殊的香味(一种樟脑丸和大麻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里。他顺利地走过我爷爷的那张堆满书的书桌和他收藏的那些希腊通俗歌曲的唱片。最后，他撞上了那张软皮垫椅子和那张用黄铜做的圆咖啡桌，找到了我的爷爷奶奶的床，以及放在床底下的那个桑蚕盒。

这个盒子是用橄榄木雕制成的，比一个鞋盒略微大一点，有一个白铁皮盖子，上面有几个小气孔，还嵌着一个几乎辨不出来的圣徒肖像。圣徒的脸已经给磨掉了，但是他仍然举起右手手指，为一棵矮小、紫色、样子显得特别自信的桑树祝福。第十一回对着这棵活生生的植物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便把这个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盖子。盒子里面放着两个用绳子编制成的结婚花冠，还有两条像蛇那样盘绕着的长辫子，每条辫子都用一根破裂的黑缎带捆扎着。他用食指在一条辫子上戳了一下。就在这当口，一只长尾小鹦鹉嘎嘎嘎嘎地叫了一声，把我哥哥吓了一跳。他赶紧关上盒子，把它夹在胳膊下边，带到楼下去交给黛斯德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