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宫中的第二年，情形和第一年并无不同。各种庆典和节日自然和从前一样，要如此这般地庆贺一番。每天例行的早朝由太后主持，之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被用来享乐。其他事情中，太后对她的菜园情有独钟，亲自指挥种植五花八门的种子。蔬果成熟的时节，所有女官都分得一把小剪枝刀，收割这些作物。太后似乎很喜欢观看我们在地里劳作，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下地帮我们干活。为了鼓励我们多干活，太后会拿出一些小礼品赏给那些表现好的人，所以大家自然都很卖力，为的是让太后高兴，当然也为了得到奖赏。太后的另一爱好，就是养鸡，分配给每个女官同样多的鸡雏儿，让大家亲自照料，所生的鸡蛋必须每天早上拿给太后过目。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的鸡蛋总是比其他女官的少？直到有一天，我的太监向我报告，他看见另一个太监从我的鸡舍里偷鸡蛋，为的是帮他的主子夺标。

太后最反感宫里的女官毛手毛脚或者大手大脚。有一回，太后叫我打开她房里的一个包裹，当我正要把绳子剪断的时候，太后阻止了我，叫我把它解开。我只得照她说的去做，费了许多手脚，才把它解开。太后接着叫我把纸折得整整齐齐，连同绳子一起放进抽屉里，这样，今后再要用的时候，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它。有时候，太后会给我们每个人一些零花钱，如果我们想买什么东西，比方说头花、手帕、鞋子、丝带，以及诸如此类，都可向丫鬟们购买，她们在宫里常常做这些小玩意儿。每一笔支出项目都必须记在一本太后专门发给的小本儿上。到月底，太后要检查我们的账簿，要是她认为我们过于浪费，少不了一顿责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控制得当而颇有节余，她就会表扬我们善于持家。因此，在太后的教导下，我们都学会了处事细密、有条有理，堪称持家有道。

这些日子，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便请求开缺。太后不听，决定再给他六个月的病假。而父亲真正的意图，是想到上海去看他的私人医生，但太后很不以为然，认为她的太医比任何洋医都要高明。就这样，那段时期就由太医们给父亲看病，他们每天都要开出彼此不同的各种处方。这样又过了一些时日，看上去似稍觉有些起色，但因为患有慢性风湿，所以仍然不能走动。我们因此再次请求太后，准许父亲到上海去看他自己的医生，因为他对父亲的病情更熟悉一些。然而太后终究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说：“你们怎么连这么一点点耐心都没有，中国的医生或许比较慢，但他们可靠，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快根治父亲的病。”究其实，太后是担心父亲到了上海，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去，这绝对不是她愿意接受的结果。于是我们决定，只要父亲的病情不恶化，我们就仍旧留在北京。

招待外国使节的春季游园会如期而至。照例，第一天是公使、参赞及使馆随员，第二天是他们的夫人等等。这一年参加游园会的来宾很少，其中还有几个是第一次来。有五六个日本公使馆的夫人陪着内田夫人一起来。太后一直喜欢内田夫人，因为她优雅有礼，深为太后所赞赏。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我们就领着夫人们去用餐，带着她们到宫里的各处参观游览，这之后，就是告别、启程、离宫。我们再向太后报告一切，她照例问了许多问题。来宾当中有一位女士（我想她应该是英国人），穿着笨重的斜纹软呢旅行装，衣服上有许多大口袋，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怕冷的样子。头戴一顶和衣服相同质料的帽子。太后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穿“米袋子”衣服的女士，并说，穿着这身行头出现在宫里是不是过于惊世骇俗了呢？太后很想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我回答道，这人一定不是使馆里的人，因为使馆里的人我都认识。太后说，不管她是什么人，这个样子混迹于上流社交场所，总归是没规没矩，在欧洲宫廷也必不能容忍这种装束。

“我一看就知道。”太后补充着说，“这些人当中，有哪些人是不是真心实意要对我表示尊重，又有哪些人认为我不配得到他们的尊重。外国人似乎都有样一种观念，以为中国人都很无知，因此他们不必像在欧洲的社交场合那样注重礼节。我想今后最好明白规定一下，在不同的宫廷仪式上，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时在发布邀请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些教会分子排除在外，当然还有其他不受欢迎的人。我愿意会见任何来中国访问的高贵的洋人，但不愿在我的宫里看到任何一个平头百姓。”我说，日本人的习惯值得效法，那就是：发布适当的请柬，在请柬的末尾注明每一个特定的场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太后认为这个法子很管用，决定在中国引入类似的规则。

只要天气许可，太后就到户外看太监们在园子里劳作，藉此打发大把的时光。人们通常在早春时节移栽荷花，太后对这项工作颇有兴致。所有的老根必须剪去，再把新生的球茎种到新鲜的泥土里。荷花虽然生长在湖里的水浅之处（在湖的西边），但太监们也不时地要走到齐腰深的水里，以便清除老茎，植入新根。太后坐在她喜欢的玉带桥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指挥太监们工作，对于如何栽植球茎，还时不时提点建议。这项工作通常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女官们侍立在她的身旁，或为太后的垫子编织奇奇怪怪的穗子，借此打发时光，事实上，干什么都行，只要不闲着。

时值春天，袁世凯又一次进宫觐见，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俄日战事。他告诉太后，事态正朝着非常严重的方向发展，他担心，到最后中国将成为主要的受害国。这个消息让太后很是心烦意乱，她提到，有一个御史建议我们送一些大米给日本，但她已做出决定，暂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此，袁世凯表示大力支持。

我还是每天为太后翻译各种关于战事的报道和电稿。一天早晨，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从巴达维亚抵达新加坡。我想太后没准对这个感兴趣，便和其他消息一同译了出来。太后听了突然情绪激昂，把我吓了一大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太后告诉我，这个人给中国惹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在见康有为之前，皇上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热心追随者，但自从那次召见之后，便明显地表现得热衷于维新，甚至宣扬基督教。

“有一回，”太后接着说，“他竟怂恿皇上下诏，要兵围颐和园，把我关起来，直至新政施行。幸亏军机大臣荣禄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忠诚，这个阴谋才被挫败了。我即刻赶到紫禁城，皇上正在那儿，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皇上认了错，请求我继续代他执掌朝政。”

（此事的结果，当然是皇上下一道诏书，恭请太后训政。）

太后立即下令抓捕康有为及其同党，但他却设法跑掉了，从此太后再也没听到更多关于他的消息，直到我给她翻译这则报道。知道了康有为现在何处，太后似乎稍稍放了心，但她还很想知道他正在干些什么。她忽然又一次大发脾气，问我，外国政府为什么要给中国的政治煽动者和罪犯提供保护？他们为什么不肯让中国处理自己的臣民，为什么不可以稍稍多花些精力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呢？太后命令我时时留心，一有这位先生的消息，就马上向她报告。但我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再也不提起关于此人的任何事了。渐渐地，这事也就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