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8日
我曾经想过，到七十岁的时候在写一部新的日记，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年。但时间或许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看看我是否能以这种熟悉的方式是我的生活恢复一种意义感和连续性。
我也需要以胜过眼泪的东西来纪念我和朱迪长期的友谊，三十五年前它在圣菲开始，在这个圣诞节结束了。我们一起度过的上一个圣诞节完全失败了。圣诞前夜当我去瓦尔登养老院接她的时候，我发着低烧，感觉不太舒服。她在那家养老院已经住了七年了。有人警告我她的状态越来越糟，她正在迅速衰老，但我希望与我在这里呆上二十四个小时后，她会再次开始适应。最近几年我们一直这样，九月份她在这里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们的确有过一些交流。
过去这数月里，复仇女神一直很警觉，她们一定为了圣诞节早晨发生的事而十分卖力。整夜狂风大作，雨声不停，六点钟我在黑暗中醒来，塔马斯突然在床上呕吐起来（这种情形以前只有一次）。当我试图开灯时发现停电了——没有暖气，没有灯，没有炉子。幸运的是，我知道电池灯在哪里，而且它工作正常，于是我可以取下我的床单，把床重新铺好。然后我爬到床上，感到厌倦，为即将到来的白昼而担忧。七点半时我起来，走到朱迪的房间把她唤醒，她的床单也必须换了。我扶她起来穿上干净的睡衣，把她安置在我的床上，然后下楼去看早餐可以做些什么。我不再发烧了，但行动起来仍感十分费力，仿佛在水下游泳一般。我找到了斯特诺罐装冻胶燃料，开始生活烧水。几乎用了近半个小时才烧开两杯茶，我们就有茶和冷麦片当早餐。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习惯在床上打开长筒袜，但朱迪对打开礼物已不再感到愉快，所以我放弃了长筒袜，去信任的艾米莉.亨廷顿那里为她买了一件礼物让她打开。她拒绝打开包装，对那条优雅的宽松长裤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情形“一路滑坡”，我开始怀疑我应该做出怎样的安排。我吧楼下的两个火炉都生起来，给朱迪穿上温暖的毛衣和长裤，把她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坐在书房的火边，膝上盖上一块小毯子。但是她十分不安分，不久就站了起来，奇怪地拖着腿到处转，已完全不是过去散步的样子了。她一点都没有注意今年绝顶美丽的圣诞树，那树上挂着我们共同收集的许多装饰品。
往往很小的小事就能使希望破碎。对我而言就是如此。当一只雄雉鸟出现在门廊窗户边时，在全然的沮丧中这景象如此令人目眩，以致我叫出声来，“快来朱迪，快过来！”当然，她没有来。我发现她正在厨房里拖着腿乱转，当我把她拖到窗前，那只雉鸡已经无影无踪。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朱迪应该离开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呆在这所房子里以毫无意义。
慢慢地，十一点的时候灯亮了，暖气也热了起来，我烹好了鸭子，把午餐端给她（我感到有点恶心，无法下咽），我终于决定那个下午就把她送回去。幸运的是一路上我们都听着车上无线电里播放的颂歌，车窗外是一片生动的天空，阳光透过紫黑色的云层，照在大片的林中空地上。那次驱车行驶便是今年的圣诞了。
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因为只要朱迪在这里度假，甚至只是在“部分地”在这里，只要我能重新创造出过去的一点魔幻气氛，那种牛津街三十九号和剑桥赖特街十四号圣诞节的欢乐，哪怕几天几个小时，我就还有家。甚至强过于此，因为家人们的交流常常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朱迪和我三十多年来始终可以达到无言的理解。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我和朱迪的方式让我感到完全“自在”。她了解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很久以前就已接受了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就像我拥有她一样，因为这是真正的爱。
现在这已成过去，一个仁慈的过去。我面前放着我和朱迪的一张照片，我们俩都在愉快地微笑，那是在格林斯岛的码头，是我们和安妮.索普在那里的最后一次逗留，我们正要乘船离开。随着朱迪年岁渐长，我们永远放弃了这种旅行。她的头发像一顶光滑的白帽子，和男孩子一样，这让我想起她在史密斯学院的朋友们习惯于叫她毛格利。
一个奇怪地没有温柔的圣诞节，甚或只有陌生人的温柔，因为我收到了大量关于《报应》的信，有几个人还恳求我再写一部海边日记。“它们仿佛是特别的礼物，有助于我生命的恢复、、、对于我，你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有时我会惊异，谁会不受伤？谁能真正地康复？
对于我，那作为治疗师来的我身边的总是诗歌。当我偶然翻到《诗刊》十二月号中威廉.海因的这首诗时，那真是一个充满启示的瞬间：
田野
每个圣诞前夜，外面
黑色的田野中雪在孤独的闪光，
我合上双眼：很快
那字迹再次出现。

死榆树和果树的根须
在地下，发红。
这词语永远不会消失，我的朋友们——似乎我们并不知道。
12月29日，星期五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称之为“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症状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他每次都相信现在的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令人惊异地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的将之遗忘。这部分地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利特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的痛苦并沉醉其中。
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理解它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我遭受的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
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波林.普林斯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是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我有时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要求绝对也就像我有时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我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
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它的寒冷一样，广阔而博大。我与光秃田野之上广阔半圆形地平线一同生活。雪使田野更加丰富，但以我目前的心境而论，我是在寒冷灰色的海上休息。等待阳光捉住卡伦.索姆悬挂在我卧室窗前的一面小小棱镜，等待那突如其来的火焰，先是绯红然后有时是一抹闪烁的蓝，令人震惊的生动。
12月30日，星期六
昨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害怕到外面寒冷的空气中去领塔马斯散步，所以当卡伦.索姆在回家的路上从基特瑞打电话说——她希望在这里做一卷关于我的生活的录像带，并且告诉我她为这事筹钱而在华盛顿做了一系列采访，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她顺便造访，领塔马斯散步，为我取邮件，与此同时我为她做了一个烤牛排三明治，生活的全部色彩又像一阵红润回到苍白的脸颊上。她给我讲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故事，她在官僚机关中如何迷了路，偶然地走错了楼层，进错了房间，遇到一个风趣而有用的人。这是我们笑了起来，想到生活是多么的不确定，每时每刻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正如她没有预料的来访改变了我的一天。
我必须承认这是极其孤独的圣诞周，并且在我想到这点时要认识到，对大多数人而言过圣诞节都更是一种折磨；我们没有的东西比我们拥有的东西显得还要突出，家庭生活（在圣诞节我们都梦想的一切）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充满了自律和痛苦。但即使感到十分病弱，甚至不得不和朱迪以及我们共同的生活说再见，甚至还未从最近两个月相当严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也必须承认我爱自己的生活。当我在这里孤身独处，我内心的激动非常巨大，并且常常硕果累累，动物们贡献出的甜蜜友谊我以视为珍宝。从根本上讲这种生活并非浪费，这是一种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缺乏意义和信任的生活。
我很高兴自己又决定记日记了。它是清理自己的一种方式，和自我的疏离已经太久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十一月有几周我外出去做诗歌朗读和签名售书了，各地飞来飞去，在几小时集会中会见老朋友们，回答许多层次的提问。从九月起我唯一完成的写作时回复信件；在数月的回信中我敏感的神经已经疲惫了。
所以我又在这里了，重新认识我的自我。
“一个没有温柔的圣诞节”，两天前我写道。自那时起我已经被这句话送到简.多米尼那里，回到她的诗，回到细腻的温柔、幽默，她设法以之为生直到终结的可爱的优雅。母亲们非常擅长温柔，无疑，这是我们的母性部分能够给予的，而我们的儿童部分渴望在周围感受到它。对我而言，这种温柔与欧洲有关，首先与它和多愁善感之间的区别有关。多愁善感是使感情贬值，是其少于自身；它也是陈腐的，是一种用滥了的容易的方式，目的是将感情缩小成模糊地伤感，感情的外衣常常是廉价的，廉价的语言。然而真正的温柔使我们知道自己得到了珍爱——很简单，例如一个可笑的宠物名字。温柔常常通过幽默表现出来。
我渴望温柔，那就是我的问题，几个月来始终是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