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魂悸动
去年十一月，我做了一场噩梦。

梦回一九二四年，我重返里弗顿。所有的门大敞，丝质窗帘在夏日和风中掀起微澜。天气温煦，山丘高处的古老枫树下，一支交响乐团悠然演奏，轻快的小提琴声在暖风中飘荡。空气中不时扬起明朗清脆的笑声和水晶相碰的叮当声，天空如此湛蓝，而我们一度以为这一切早已被战争永远地摧毁。一名男仆身着帅气英挺的黑白制服，自细长酒杯垒就的塔顶倾倒香槟，众人拍手叫好，为眼前这份奢华兴奋不已。

就像每个人都曾梦见的一样，我看见自己在宾客中缓慢移动，比现实中的步履更加迟缓，周围的人则化为丝绸和亮片形成的朦胧影像。

我在寻找某个人。

景象一变，我站在避暑别墅附近，不是里弗顿的避暑别墅，不可能是，也不是泰迪 设计的堂皇崭新的建筑，而是一座古老的房舍，常春藤爬满墙壁，在窗户间缠绕盘旋，扼住廊柱，让它们看起来行将窒息。

有人在呼唤我，一个女人。我认得这个声音。呼唤从建筑后方的湖畔传来。我走下山坡，双手掠过高高的芦苇，一个身影蜷伏在堤岸上。

那是汉娜，穿着结婚礼服，泥渍紧紧黏在玫瑰刺绣上，溅满前襟。她抬头望着我，隐没在阴影中的面孔异常苍白。她的声音使我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你来得太迟了，”她指着我的双手，“太迟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一双年轻的手沾满黑色河泥，捧着一条猎狗僵硬冰冷的尸体。

我当然知道为何会做这个噩梦，因为一封来自一位电影导演的信。这些日子，我很少收到信，只有度假的朋友出于责任偶尔寄来的问候明信片、银行循例寄来的敷衍信件，还有小孩洗礼仪式的邀请函，它们令我震惊地发现那些孩子的父母早已不是小孩了。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早上，乌苏拉的信抵达，是西尔维亚来帮我铺床时带来的。她高高扬起修饰得十分浓密粗厚的眉毛，挥舞着信封。

“今天有信，看邮票是从美国寄来的，也许是你孙子？”她的左眉高高挑起，形成一个问号，声音却越来越低，渐成沙哑的低语。“真是太不幸了，那件事 真的，他是那么年轻有为。”

我打断西尔维亚的感叹，说了些谢谢她帮我取信之类的话。我喜欢西尔维亚。她能看到隐藏在我脸上条条皱纹之下那个二十岁的女孩，而这样的人不多。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想和她谈论马科斯。

我请她拉开窗帘，她紧抿着唇，片刻后转而提起另一个她喜欢的话题 天气，说什么圣诞节可能迎降大雪，这会给罹患关节炎的老人带来不适。我只在必要时答话，心思仍滞留在落于腿面的信封上，吃惊于潦草的笔迹、外国邮票和已变柔软的信封边缘，看来它已经过漫长的旅程。

“要不我念给你听吧，”西尔维亚的语气中充满期待，她最后一次用力拍拍枕头，“好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

“不用了，谢谢你。请将眼镜递给我好吗？”

她承诺打扫完毕就回来帮我穿衣服。她一离开，我立即撕开信封，双手剧烈地颤抖着，想知道他是不是终于决定返回家乡。

写信的不是马科斯，而是一位年轻女性。她正在拍摄一部有关过去的电影，想请我去看看拍摄场景，故地重游，缅怀久远的如烟往事，仿佛那不是我耗尽一生假装遗忘的一切。

我没有理会信中的请求，只是小心翼翼地将它折好，静静夹进一本早就不读的书里，然后长舒了一口气。这不是我第一次因外界原因想起里弗顿的过往，想起罗比 和哈特福德姐妹的暧昧情愫。一次，露丝在看一部有关战争诗人的纪录片，我无意间瞟到了结尾。罗比的脸填满整个屏幕，名字工工整整地印在下方，我的心一阵刺痛。然而什么都没发生。露丝毫无反应，旁白者继续述说，我也不停手地擦抹晚餐的盘子。

还有一次在看报纸时，我的视线被“收视指南”里一个熟悉的名字吸引。那是一档回顾七十年来英国电影历程的节目，我记下了播放时间，心却战栗不已，不知自己是否有勇气收看。结果，节目还未结束我就睡着了。
2节目中提到埃米琳的地方不多，只播放了几张宣传照，但没有一张能展现她真正的美艳；还播放了一段她出演的默片，节选自《维纳斯事件》。片中的她看起来十分古怪：双颊瘦削，肢体僵硬，像个木偶。那些几乎被小题大做的其他电影则丝毫未提。我猜，在这个时代，性放纵和生活糜烂都不值一提。

以前，我也曾被迫唤起这些记忆，但这次不一样。七十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同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有人记得在那个夏天，一个叫格蕾丝?里维斯的年轻女子也在里弗顿。忽然被揪出来，这让我多少有些不安和心虚。

不，我毅然下定决心，不回信。

我的确没回。

但怪异的事情发生了。长期蛰伏在幽暗心灵深处的记忆偷偷从裂罅中潜出，影像被高高掷起，画面完美清晰，仿若昨日。然后，恰如第一滴雨试探落地，旋即大雨如注，洪水汹涌，所有对话争先恐后地涌出，鲜活场景如电影上映般一幕接着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