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走路（一）上帝安排的通信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7英里；它也是一个人名，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城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在竭力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的海岸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昆西还是一个俭朴的小镇。他们不仅诞生在这里，短短4年的总统任期一过，他们回归平民，也长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乡土乡情。
　　今天，约翰·亚当斯的座椅还保存着。翻过这把椅子来，可以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写的，他郑重记下“父亲于1826年7月4日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亲手贴了上去。这个细节，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亚当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亚当斯几乎成为本能的历史感。他记录了这个历史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美国历史上最让人惊异的一个传奇。
　　一、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在心理上彼此也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的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议会期间，正是在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以后，又是约翰·亚当斯的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安静寡言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并且执笔起草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这一文一武两个弗吉尼亚人后来的声誉，都远远超过了亚当斯本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晚了二十来年，也就是比约翰·亚当斯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他当时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首所写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简洁、清晰和强烈，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以后的人们几乎都淡忘了，由于当时他年轻资历浅，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的竭力举荐，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负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经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有了家庭间的友情。
　　独立战争胜利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他的副总统。在只有4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托马斯·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体制的大国，而他们这几个人，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二、分裂
　　建国以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抱持怀疑和警惕。他是务实的、怀疑的，他主张精英治国。
　　而来自南方的杰弗逊，一辈子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是一个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称赞普通农夫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的性格是热情的、浪漫的，他主张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平民政治。
　　1796年，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则，正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为总统，而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他的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损害了他们之间长久的私人友谊。这一对总统和副总统，在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了强化政府地位，总统亚当斯利用联邦主义者在国会占多数的有利条件，通过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个法律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信弃义。使亚当斯感到倍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反颠覆法》。在前任已经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或许有所触动，向亚当斯一方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经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个时候，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到北方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心已经碎了。
　　三、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的时候，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两人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4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起于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虽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开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她回忆了多年前，他们两家在出使欧洲期间的日子，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9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安比凯的感情是真实的，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
　　杰弗逊收到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庭在寻求和解。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本来，这确实可以是一个和解的契机，可是，也许因为真正和解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杰弗逊把这封信写成了对自己的政治辩解。他回忆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长久政治合作的友谊，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议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在颠倒是非。一旦起于旧友感念的通信成为政治是非的争执，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了两届8年的总统。前4年比较顺利，特别是他一手操作的“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后4年屡屡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暴露出管理上的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以后，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并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弗吉尼亚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也节节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