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六月风暴

战争

1

天热了，巴黎人想。春天的风。这是战争期间的夜晚，警报。但是夜晚会消失的，战争也还遥远。睡不着的人，那些蜷缩在床上的病人，那些担忧前线的儿子的母亲，那些因为流泪而目光暗淡的情网中的女人，他们听到了第一声警报。这一声还是那种沉沉的送气声’像是从窒息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叹息。又过去了一会儿时间，整个天空边布满了爆炸声。爆炸声从远处、从地平线的那一头传来，还真像是不紧不慢的呢！睡梦中的人们仿佛看见了大海，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海浪和卵石往前涌，又像是三月摇动着森林的暴风雨，或是一群奋蹄急奔、隆隆踏过地面的牛，直到睡意渐渐退去，男人勉强睁开眼睛，咕哝了一声。
“是警报吗？”
更为警惕、更加清醒的女人已经站起身来。有些人关好窗子，合拢百叶窗后，便又躺下了。昨天，六月三日，星期一，开战以来第一次，炸弹投在了巴黎城内；但是大家都很安静。只是前方传来的消息不太好。没有人相信。可是如果宣告说打了胜仗，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我们真是搞不明白。”大家都说。借着手提小灯的光，大人给孩子穿好衣服。母亲用双臂整个儿地将沉沉的、温热的小身体抱起来：“过来，别害怕，别哭。”是警报。所有的灯都灭了，但是在这六月金黄、澄净的天空下，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塞纳河就像是一面多棱镜，将无数散乱的灯光围拢起来，反射出百倍的光芒。没能藏好的窗子，在柔和的阴影里闪烁着的屋顶，还有大门上每一处凸起都泛着微光的金属装饰，亮的时间似乎比别的要长的几盏红灯，也不知道为什么，塞纳河尤其吸引它们，它们被塞纳河捉住了，在它的水波里嬉戏。如果从高处看，塞纳河应当白得像条牛奶河。有些人会想，这样的河水会给敌机指明方向。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实际上，大家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是待在床上吧”，半梦半醒的声音在嘟哝，“我不怕。——不管怎么样，一次就够了”，智者回答道。
新的大楼里，透过紧急备用楼梯的玻璃门，可以看见一簇、两簇、三簇小小的跳动的光：这是六楼的居民从高处逃下来。尽管有规定，他们手里的小电灯还是亮着。“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楼梯上把脸摔破，你跟上了吗，爱弥尔？”大家都压低了声音，好像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是关门的声音，一扇接着一扇。在居民区，地铁里的人依旧不少，躲在散发着臭味的隐蔽地方，而有钱人则待在看门人那里，耳朵分辨着外面炸弹落地的破裂和爆炸声，神情专注，竖着身体，仿佛临近狩猎之夜时焦灼不安的动物。 穷人并不比有钱人更害怕，他们没把自己的命看得那么重，但是他们更喜欢人云亦云，穷人和有钱人此时互相需要着，需要臂挽着臂，需要一起颤抖一起笑。天很快就要亮了。一束淡紫色和银色的天光滑过小街，滑过河岸的护栏，滑过圣母院的塔楼。沙袋将主要建筑遮没了一半，把歌剧院侧面的卡尔波（法国注明雕塑家，为法国歌剧院做了石膏群像雕塑作品集《舞》）的那组舞女遮没了，也吞没了凯旋门上高奏着的《马赛曲》的歌声。
炮声开始还在远处回荡，接着这声音就近了，每扇玻璃都随之震颤。人们堵住了窗户，不让一丝灯光泄出窗外，孩子们就在这闷热的房间里出生，他们的哭声让女人忘记了警报和战争的声音。在垂死的人听起来，这炮声显得软弱无力、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再多一点声音而已，而恶毒的、巨大的嘈杂声早就要将他们吞没了，如同吞没一朵浪花一般。小东西贴着妈妈暖烘烘的腹部安静地睡着，轻轻咂着嘴唇，仿佛吃奶的小羊羔。警报拉响时被扔掉的流动摊贩车散落在街上，车里装满了鲜花。
红艳艳的太阳仍然升起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穹上。又一声炮响，这一次离巴黎如此之近，以至于小鸟从建筑物的顶端惊飞而去。天际高处滑过巨大的黑鸟，在太阳下伸展着映成玫瑰红色的翅膀，飞过就不见了，然后飞过来的是美丽的、肥嘟嘟的、咕咕叫着的鸽子和燕子，麻雀安静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蹦蹦跳跳。塞纳河边的每一棵杨树上都栖息着一串棕色的小鸟，它们非常卖力地歌唱着。地窖深处，人们终于听到来自远方的一声召唤，因为距离，这三个全音组成的军号声显得非常细弱。警报结束了。

2

佩里冈一家在沮丧的静默中听完了法国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但是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评论。佩里冈一家都很正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举止，他们来自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家庭的遗传以及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他们的长子菲利普·佩里冈是神父），这一切都让他们对共和国政府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一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佩里冈先生，他的处境也让一家人更倾向于一种能为神职人员带来荣誉和利益的体制。
一只猫一直叼着块到处是刺的鱼，小心翼翼地：它不敢将鱼一口吞下，可是嚼碎这块鱼又让它觉得挺遗憾的。
最终，夏洛特·佩里冈夫人认为只有男性的头脑才能对目前这些奇怪而严重的事件做出冷静的判断。但是她的丈夫和长子都不在家：丈夫在朋友家吃晚饭，长子不在巴黎。如果是关乎存在的日常事务——不管是佣人的行为举止，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丈夫的事业前途，佩里冈夫人一向实行铁腕政策，决不采纳他人的意见。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领域。首先应该由某个权威来告诉她，应当相信什么。一旦踏上了正确的道路，她就会开足马力往前跑，任何障碍对她而言都不再是问题。哪怕有人用就在手边的证据向她证明，她的看法是错的，她也会报之以冷冷的、高傲的笑容：“我父亲对我说过。我的丈夫很清楚。”然后，她那双带着手套的手在空中做上一个小小的、不容置疑的手势。
丈夫的地位让她感到飘飘然（也许她更喜欢待在家里的生活，但是我们温和的救世主啊，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尘世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他的十字架！），利用外出的间隙，她才回到家中，监督孩子们的学习，给最小孩子喂奶的情况以及仆人们的工作，但是她还没时间脱去她那套外出的行头呢。在佩里冈家孩子们的眼里，母亲似乎随时准备好了要出门，头上戴着帽子，手上套着白手套。（由于她非常节俭，她的手套散发着修补时染上的一种汽油味，就是皮革匠家的那种臭味。）
今天晚上同样如此，她也才回来，站在客厅的广播前。她穿着一身黑，头上戴着这个季节流行的那种小帽子，特别小巧的那一种，插着三朵花，额前垂着镂空的面纱。面纱下是一张苍白而惶恐的脸，年龄和疲倦在这张脸上留下了特别的痕迹。她四十七岁，有五个孩子。显然，上帝原本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红发的女人。她的皮肤特别细腻，但是由于岁月的缘故，已经起了皱纹。她那庄严而颇具分量的鼻子上布着红斑。绿色的眼睛如猫一般，投射出尖锐的目光。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造物主大概犹豫了，觉得色泽如此明亮的头发与佩里冈夫人无可指责的道德以及行为举止不太相配，于是便给了她一头棕色的、暗淡的头发，而且，在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后，这头发便开始一缕一缕地掉。佩里冈先生是一个严谨的人：他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欲望，而且，出于对名声的考虑，他一向远离那些不道德的场所。于是，佩里冈家最小的孩子才两岁，而在长子菲利普和最小的孩子之间，还有三个彼此之间有一定年龄差距的孩子，这三个孩子，佩里冈夫人不太好意思地称为三场事故，孩子们都活着生下来了，但是直到分娩之前，这三个孩子都没有显示出活下来的征兆，而且，每次他们的出生都将母亲带到了坟墓的边缘。
客厅里此时正回荡着广播的声音，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比例匀称，四扇窗户朝向德莱塞林阴大道。客厅的修饰颇具古典风格，宽大的扶手椅，配有金黄色的坐垫。老佩里冈先生的轮椅停在靠近阳台的那一边，老头已经不能走动了，年龄太大，有时反倒让他重新回到童年的状态。只有在谈到他数额巨大的财产时（他是马尔泰特家族的佩里冈，是里昂赫赫有名的马尔泰特家族的继承人），他的脑袋才空前的清晰。而战争和战争的变化几乎对他没有任何触动。他漠然地听着，节奏分明地晃动着他那银白色的漂亮胡须。在这家的女主人后面，孩子们站成了个半圆，包括最小的，躺在保姆怀里的婴儿。保姆有三个儿子都在前线，她抱着婴儿过来和女主人道声晚安，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听一下广播，她焦急地、专注地听着发言人的话。
佩里冈夫人已经猜到，其他佣人此时一定站在半掩的客厅门后：焦急的贴身女仆玛德莱娜已经几乎站在门槛上了，在佩里冈夫人看来，这种违反常规的举动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因此，凶险来临时，所有阶级的人都站在同一座桥上，但是寻常百姓没有接近疯狂的抵抗意识。“这些人是多么随遇而安啊。”她不无责备地想。佩里冈夫人还算是那种相信寻常百姓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就好了，他们并不坏。”她总是用一种宽容而伤心的语调说，就好像在说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般。她的仆人一般都能够跟她做很长时间，对此她深感骄傲。他们生病时，她坚持亲自照料他们。玛德莱娜得咽峡炎的时候，佩里冈夫人亲自为她调制漱口水。由于白天抽不出空，因此她总是晚上从剧院回来后再着手准备。惊讶地醒悟过来的玛德莱娜事后才向她表示感谢，而且是用相当淡然的口吻，佩里冈夫人想。这就是寻常百姓，从来不会感到满足，而如果对他们越不好，他们就越摇摆不定，越忘恩负义。但是佩里冈夫人只期待上苍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