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慈济医院
　　一九四二年，盖普的母亲珍妮·费尔兹，在波士顿的电影院里，因杀伤一名军人而遭逮捕。当时日本刚轰炸过珍珠港，社会大众对军人特别包容，而且忽然间，所有人都变成了军人，但珍妮仍坚持对所有男人（尤其是军人）的劣行绝不宽假。她在电影院里接连换了三次位子，但每换一次，那个军人却反而凑得更近，最后她被迫紧贴在散发阵阵霉味的墙角，正放映新闻短片的银幕，也大半被柱子遮住，这么一来，她打定主意，绝不再起身换位了。但那名军人却再一次挪过来，凑坐在她身旁。

　　那年珍妮二十二岁。她进大学没多久就办了退学，转入护校。她很喜欢护士工作，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她是个运动健将型的年轻女郎，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头发又黑又亮。母亲总看不顺眼她走路大摇大摆，手臂甩得高高的，像个男人婆；她的臀部瘦削结实，背影也像男孩。珍妮觉得自己的乳房太大；过于醒目的双峰，常使她觉得自己活像一个“容易到手的烂货”。

　　她才不是那种人。事实上，她之所以决定从大学退学，就是因为发现父母送她上韦斯利，主要目的无非是让她找个好家世的男人交往、结婚。韦斯利是她两个哥哥推荐的，他们向父母保证，韦斯利的女孩很受看重，在婚姻市场上行情看俏。珍妮觉得她的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消磨时间的高级手段，好像一头母牛，一辈子就等着插人工授精管。

　　号称她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但在她看来，班上同学唯一想学的就是套牢男人的手腕，她弃文学改习护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她认为护理知识可以马上派上用场，而且学护理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后来她在那本著名的自传里，批评护士爱对医生卖弄风骚的时候，她已经不做护士了）。

　　她喜欢护士制服的简单不花哨；上衣可以掩饰她高耸的胸部；舒适的鞋子颇能配合她明快的步伐。值夜班时，她还可以读点书。她一点也不怀念那些大学男生，你要是不听他们摆布，他们就闹情绪，摆哭丧脸给你看，要是听呢，他们就跩上了天，不把你放在眼里。她在医院里碰到的男人以军人和上班族居多，这些人表达他们的企图比较坦率、不做作；你要是肯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再看到你时，多少还有点感激的意思。但忽然之间，所有的人都从军去了——通通变成那副大学男生自以为是的德行——珍妮就再也不跟男人打交道了。

　　“我妈妈，”盖普写道，“是匹独行狼。”
　　费尔兹家族靠卖皮鞋起家，不过费尔兹太太娘家是波士顿望族，姓威克斯，嫁过来时也带了点钱。费尔兹家族经营鞋业有成，多年前就不住在鞋厂里了，他们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狗头港一栋铺木瓦片的滨海大宅。珍妮不值班就回家住——主要为了讨母亲欢心，也为了证明给这位家主婆看，她的谈吐与道德水平丝毫没有退步，因为母亲总说她“当护士是作践自己”。

　　珍妮经常在波士顿北站跟哥哥们会合，一块儿搭火车回家。他们遵守费尔兹家训，每逢搭火车从波士顿去缅因州，一定坐车厢右边，回程时一定坐左边。这是老费尔兹先生的意思，他也承认车厢这一边的风景难看无比，但他坚持，每一个费尔兹后裔，享受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的生活之余，必须饮水思源，面对供给他们优渥生活的丑陋财源。费尔兹鞋业的总批发仓库设于哈维希尔，当火车驶离波士顿时，它位于车厢右侧，回程时则在左侧，挂着一面高高的广告牌，画一只迎面踏来的大工作靴。硕大无比的广告牌，君临铁路调车场，无数条铁道的缩影反映在鞋厂窗户里。那只气势慑人、直逼而来的大脚下方，有这么几行字：

　　费尔兹体贴足下
　　无论在工厂
　　在田野！（译注：“田野”原文fields，与费尔兹为同一词。所以这句广告口号以“费尔兹”始，也以“费尔兹”终，这，大概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费尔兹也生产护士鞋，每次女儿回家，费尔兹先生都会送她一双护士鞋；珍妮积了总有一打。而一口咬定女儿离开韦斯利是自毁前程的费尔兹太太，每当女儿回家，也都会送一份礼物。费尔兹太太给的是一个热水袋，至少她是这么说的，珍妮也是这么相信的——她从来连包装都没拆开过。母亲总问：“亲爱的，我上次给你的热水袋还在吗？”珍妮会思索一下，估计自己多半把它忘在火车上或扔掉了，于是答道：“可能弄丢了，妈妈，不过真的不需要再给我了。”费尔兹太太就把藏着的包裹拿出来，硬要女儿带走；里头装什么东西在药房包装纸下完全看不见。费尔兹太太会说：“拜托，珍妮，多加小心。千万要用它啊！”

　　身为护士，珍妮觉得热水袋实在没多大用处；她以为这玩意儿无非是种予人心理慰藉的旧式道具，让人窝心，却也蛮可笑。但总是有几包这种东西，会被她带回波士顿慈济医院附近租赁的小房间。她把它们搁在壁柜里，里头已塞满了一盒一盒的护士鞋——也都还没有拆封。

　　她觉得跟父母很疏离，每每念及他们在她小时候多么悉心照顾她，然而，一到某个特定时刻，就忽然中断亲情，开始对她有种种要求，不禁百思莫解。好像人都被要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吸收足够的爱，然后在更长的时间、更严酷的环境里，完成某些义务。珍妮离开韦斯利，选择护士这么平庸的职业，就等于是打破循环，自绝于家人，他们也都好像不由自主地逐渐断绝了跟她的联系。对费尔兹家族而言，如果珍妮去当医生，或念完大学，设法找个医生嫁，就会恰当得多。她每次跟哥哥、母亲、父亲见面，彼此都觉得不自在。大家都有股愈来愈陌生的尴尬。

　　珍妮想，所谓家人，想必就是这么回事了。她想，如果自己将来有小孩，即使他们长到二十岁，也一定要像他们两岁时一样疼爱他们；他们到了二十岁，说不定还更需要你。两岁需要什么？医院里，小婴儿是最好伺候的病人。年龄愈大，需索愈多，也就愈发没人理、没人疼。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珍妮觉得像生活在一艘大船上，却不曾看过轮机室，更不懂里头搞什么花样。她喜欢医院的方式，一切都简化为进食：东西吃了是否有益，吃下肚会到身体哪儿去。小时候她从没见过脏碗盘；事实上，她一直以为，女佣清完桌面，就把碗盘都扔了（这是她获准进厨房之前的事）。牛奶车每天早晨送瓶装牛奶来，珍妮总以为那辆卡车也把当天要用的碗盘送来——那声音，玻璃瓶乒乒乓乓碰撞，跟女佣在紧闭的厨房门后头、清洗碗盘时弄出的声音很像。

　　珍妮五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浴室。她是有天早上，尾随父亲古龙水的味道而找到地头的。她发现一座蒸气腾腾的淋浴间——以一九二五年的标准而言，算是非常现代化——专用的小便器，一大排跟她母亲的梳妆用品截然不同的瓶瓶罐罐，珍妮还以为找到的是一个偷偷在她们家居住，多年未被发觉的神秘男人的巢穴。事实也确实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