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月八日星期五

直升机预定降落前五分钟，护士将约纳森医师唤醒。这时就快凌晨一点半了。

“什么事？”他困惑地问。

“救援直升机马上到了。两名伤员。一名受伤的男性和一名年轻的女性。女性受枪伤。”

“好吧。”约纳森无力地说。

虽然睡了半小时，他却觉得不太清醒。他在歌德堡索格恩斯卡医院急诊室值夜班，真是令人精疲力竭的一晚。

到了十二点半，不断涌入急诊室的人潮终于缓和下来。他绕了一圈，巡视病人的情况后，才回到医生寝室想休息一下。他得值班到早上六点，即使没有人挂急诊，也几乎无暇睡觉。但今天他却是一熄灯便入睡了。

约纳森看见外头海面上有闪电。他知道直升机即将抵达。忽然间一阵倾盆大雨打在窗上，暴风雨已悄悄侵袭歌德堡。

他听见直升机的声音，看着它在间歇性强风中斜着飞向停机坪准备降落。有一度他紧张地屏气凝神，因为驾驶员似乎快失去控制。接着直升机从他的视野消失，只听见降落前引擎速度减慢的声音。他很快喝了口茶，然后放下杯子。

约纳森赶到紧急入院区与他们会合。另一名值班医师卡塔琳娜·霍姆负责照顾先被推进来的患者——一名头缠绷带的年老男子，显然脸上受了重创。另一名受枪伤的女子留给约纳森照顾。他迅速地作了目视检验：伤者看来像是少女，全身脏兮兮、血淋淋，受伤十分严重。他掀起救援人员裹在她身上的毛毯，发现臀部和肩膀的伤口用绝缘胶带绑着，心想此举相当聪明，胶带能阻隔细菌侵入还能止血。一颗子弹由她的臀部外侧射入，直接穿透肌肉组织。接着他轻轻抬起女孩的肩膀，确认子弹穿入背部的伤口位置。没有射出的伤口，代表子弹还在她肩膀里面。只希望没有射穿肺部，而由于女子口中没有血，因此他认定八成没有伤到肺。

“照X光。”他对一旁的护士说。只说这句就够了。

随后他剪开急救人员缠在她头部的绷带，一看见另一个射入伤口，他不由得惊呆了。女子头部中弹，而且也没有射出的伤口。

约纳森医师呆愣片刻，低头望着女孩，内心感到沮丧。他常常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守门员。每天都有人来到他的工作地点，虽然各有各的状况，目的却都相同：为了求助。也许是在诺斯坦购物中心突然心脏病发的老妇人，也许是左肺被螺丝起子刺穿的十四岁男孩，也许是吸毒后连续跳舞十八个钟头，最后倒地跌得鼻青脸肿的少女。他们有些是在工作场所意外受伤，有些是惨遭家庭暴力；有些是在瓦萨广场被狗攻击的小孩，也有些是手工灵巧的男人，本来只想拿电锯锯几块木板，却莫名其妙地割到手腕骨。

因此约纳森医师便是守在病人与殡葬业者之间的守门员。他的任务是决定该怎么做。假如决定错误，患者可能会死，也可能清醒后一辈子残废。不过他作的决定多半都是正确的，因为绝大多数伤员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肺部被刺伤或车祸撞伤都是特殊、清晰可辨、可以处理的问题。伤者能否存活得视伤势与约纳森医师的技术而定。

但他最痛恨两种伤。一是严重烧伤，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措施，伤者几乎都逃不了终生痛苦的结果。另一种则是脑部创伤。

躺在轮床上的这个女孩，无论臀部有一块铅或肩膀有一块铅都能活命，但铅块卡在脑部却是完全不同级别的创伤。他正想得入神，忽然听到护士好像说了什么。

“抱歉，我刚刚没注意听。”

“是她。”

“什么意思？”

“是莉丝·莎兰德，因为斯德哥尔摩的三尸命案，过去几个星期一直被警方追捕的女孩。”

约纳森又看了看伤员失去意识的脸，顿时发现护士说得没错。这几星期以来，全瑞典的人——包括他在内——都在每个报摊外的新闻广告牌上看过她的护照相片。如今凶手本身遭到枪杀，也算是一种应得的惩罚吧。

但这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的职责是救活病患者，不管她是三尸命案凶手，或诺贝尔奖得主，又或两者皆是。

紧接着，有效率的混乱爆发了，这在全世界每间急诊室皆然。与约纳森医师一同值班的人员开始着手进行指定的任务。莎兰德的衣服被剪开，一名护士为她测量血压，一∕七，医师则将听诊器放在她的胸口，她的心跳规律得出乎意料，但呼吸却不太正常。

约纳森毫不犹豫便将莎兰德的情况列为危急。她肩膀与臀部的伤口只要以止血绷带，或甚至用不知道是谁突发灵感所使用的绝缘胶带包扎，便可稍后再作处理。现在要紧的是她的头。约纳森吩咐用医院最近购买的新型精密扫描仪CT进行断层扫描。

安德斯·约纳森医师金发蓝眼，是瑞典北部于默奥人，已在索格恩斯卡与东方医院工作二十年，先后担任过研究员、病理学者与急诊室医师。他有一项成就令同侪感到惊讶，也让其余和他共事的医护人员感到荣幸，那就是他曾发誓不让自己值班时接收的任何病人死去，神奇的是他果真维持了零死亡率。当然，还是有些病人去世了，但总是死于后续治疗或与他的治疗全然无关的原因。

他的医学观念有时有点离经叛道。他认为医生经常作出自己无法证实的结论，意思是说他们太轻易放弃，又或者在紧急阶段花太多时间去研究病人的问题所在，以便决定理想的治疗方式。这当然是正确的程序，问题是当医生还在考虑时，病人恐怕就要死了。

不过约纳森从未收过脑部中弹的伤员，他很可能需要一位脑部外科医师。要切入脑部的一切理论知识他都懂，但他压根不认为自己是个脑部外科医师。虽然觉得力有未逮，却又顿时发现自己或许堪称幸运。在清洗双手、换上手术衣之前，他找来护士妮坎德。

“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院有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医师，名叫法兰克·埃利斯，他今晚刚好在歌德堡，就住在精英公园大道饭店，他刚刚发表了一场脑部研究的演说。他和我交情不错。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电话号码？”

约纳森还在等X光结果，妮坎德便拿着精英公园大道饭店的电话回来了。约纳森拨了电话，饭店的夜班柜台人员坚持不肯这么晚还吵醒房客，约纳森不得不以一些激烈言词强调情况的严重性，电话才终于接通。

“早啊，法兰克。”听到终于有人接电话，约纳森随即说道。“我是约纳森。你想不想来索格恩斯卡帮忙动个脑部手术？”

“你在唬弄我吗？”法兰克·埃利斯医生已居住瑞典多年，瑞典话说得很流利（尽管仍带有美国腔），但每当约纳森和他说瑞典话，他总是用母语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