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嘘”也有大学问
为什么需要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
很多读者都对我选书的范围很有兴趣。因为面对大众讲书，所以我选书往往有特别的考虑。诚然，好书那么多，值得谈的事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把所有市面上大家看到的、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书都一一介绍一遍呢？
之前一个很好玩的读者说，梁文道，你是一个文痞！他认为我介绍的书总是偏向人文性，没有介绍什么科普书籍。谈谈我个人对“文痞”这个称呼的理解，并不是一个人不读科学类书籍就会变文痞，文痞似乎是说一个人既是文人又是个痞子，当然，倘若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文痞，也是很正确的。
其实我非常想多介绍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书，比如做一些专题，介绍物理学最新的理论发展。理论往往是很艰深的东西，但又非常有趣。可惜我发现介绍这样的东西有时候对我自己、对观众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怎么可能用很短的时间讲得让大家都明白或者至少看完后能有点意见，的确很有难度，我会尽量改善。
关于选书的问题，一些读者会期望我走“更高雅的”路线，比如有一个读者说：“哎呀，天呐，我今天看到文道居然在讲于丹，你怎么会讲于丹呢？！”有这样的吃惊似乎是因为于丹火了、红了，非常畅销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谈她了，因为这是很“通俗”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有些畅销书，像《于丹心得》，无论是节目、光碟还是书，我都挺喜欢，尽管我并非完全同意她的做法或说法，但我依旧觉得她做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本书现在卖了700万本不止，意味着她能让700万人里面至少有一万人愿意就此把《论语》拿出来好好看一看，这难道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
喜欢读书的人常常容易有一种情绪，用我的朋友台湾出版家詹宏志先生的话来说，叫“人文沙文主义”。所谓“人文沙文主义”是有一种知识分子、文人、读书人、学者，他们认为只有符合他们心目中某种理念、某种理想、某种品位的好书才是真正的好书，比如有人说在书城或读书杂志上看到的那些书才是好书，而对一般大众看的那些书会很瞧不起，会不屑一顾，像蔡志忠漫画《庄子》或是随便一本育婴指南，以及任何一个书店都有一大堆的实用性通俗读物等等。甚至会觉得不止写这些书的人我看不起，连看这些书、买这些书的人通通看不起。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怨怪为什么一个人跑去看于丹的《论语》心得，而不去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呢？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一个人，他看不懂任何更深入的学术著作，他只看于丹的书，只看易中天的书，这既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不道德，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幸。读书读得越多，越发现真正要读懂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经典名著，你可能要有一点运气。比如你要生长在一个不错的家庭，有挺好的家庭教育，小学、中学都受到不错的教育，而且前提是你有受教育的机会。你慢慢走过这样一条幸运的轨迹，透过教育的养成培养出一种阅读的能力，这种能力帮助你读到很多人没办法读进去的书。这时候你可以回过头，看看那些在看很浅、很通俗书的人，你会觉得他们鄙俗吗？不是，他们很可能只是不幸，他们不具备这种阅读能力，即便不具备，也要鼓励他们读下去，倘若他不能一上来就读《论语译注》，当然是读于丹。
每回走进书店，看到那些读者，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娱乐有太多选择了，而一个人居然跑去看书，表明他不只是抱着娱乐的目的，更是想提升自己。任何一本书被一个读者拿起来的时候，他心底都有一种或许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欲望，就是我要改变自己，要提升自己，这是一个很伟大也很卑微的欲望。一个人从来没听过没看过《论语》，今天他拿起了《于丹心得》看的时候，你能够体会他那种又卑微又伟大的欲望吗？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不能欣赏他呢？
就算一个人看的不是《于丹心得》，而是育婴指南这类专门教人怎么养小孩的书，难道这就是不重要的阅读吗？当然不是。想想看，这世上的父母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做父母？一对大学教授结婚了，不表示他们就会把孩子教得好、教得懂。或许这对大学教授平常都看很艰深、很高雅的书，而眼下他们就需要一本写得很好的育婴指南，告诉他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小孩，教好自己的小孩。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够看到一本非常好的育婴指南，并且依此把他们的孩子养好、教好，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有很多快乐健康又善良的小孩，那么，你会不会觉得这本育婴指南也是很了不起的书呢？
我并不是说一本育婴指南会比《史记》伟大，我们有标准，有品位的判断，但是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灰皮书、黄皮书》 禁书总是诱惑难挡
图片005 《灰皮书、黄皮书》
第一次接触*和毛泽东的作品是我还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这些在当时绝对是禁书，幸好我每年暑假都从台湾回香港，有机会找到这种书偷偷带到机场，小心翼翼上了飞机带回台湾，晚上在宿舍躲在被子里面瞧。当时看这些书觉得太新鲜了，那个年代这些在台湾都属于受批判的禁书，绝对看不到，但是正因为它被禁，我反而觉得它特别有吸引力，也因为它被批判，我反而觉得它讲得都特别有道理。
为什么江湖传闻最可信？这就是禁书的吊诡和悖论。你越是禁止某样东西，它的诱惑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样东西，而且由政府去批判，老百姓越觉得他讲得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为什么要禁制它呢？就像今天有些网站被封掉，大家立马觉得这网站一定是说对了什么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资讯不流通、出版被禁的社会中，小道消息越流行，大家越觉得江湖传闻可信的原因，由此推导出来另一个阅读状态的问题。下面介绍一本与此相关的书，叫《灰皮书、黄皮书》，作者沈展云，以前曾经做过出版社编辑，在报纸开过专栏。
顾名思义，这本书谈的就是灰皮书、黄皮书。什么叫灰皮书、黄皮书呢？今天很多年轻人恐怕就不知道了，“皮书”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特殊的产物，从50年代到80年代，很多书既不能出版也不能翻译，到了*中段的时候甚至闹过书荒，但当时有一种很特别的出版物，叫“皮书”，是一种内部参考发行的书。
皮书通常是一些政府认为老百姓不能看也不该看的书，认为这些书是“毒草”，之所以还要出是为了给大家学习批判。比如跟苏联闹翻的时候，我们批判修正主义，要批判你得先组织大家学习一下修正主义是什么，于是内部就发行出版一些关于修正主义的书刊，包括一些外国翻译回来的书，让大家好好学习研究，学着怎么干掉他们。这种书就叫皮书，书皮有黄色、灰色等等，关于颜色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一般来讲，黄皮书是文学作品，灰皮书是政治书。
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的诱惑有多大可想而知，很多人要凭证才能买这种书，于是大家想尽办法混一张这样的证。这种书一旦卖出去它的命运就不由当局掌控了，它就可能在民间市场四处流传，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了。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越是被禁的书越有诱惑，越是被禁大家越相信，所以皮书的命运就变得很吊诡了。
沈展云发现有论者认为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四五”*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些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地相似，*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但是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的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
到底什么叫读书状态？我们平常应该在什么环境下念书呢？在图书馆好不好？周边有人的时候好不好？坐车的时候该不该看书？这些都是地理环境，而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情景，不止是物质性的空间，而是一种处境。读禁书就是一种独特的处境，在高压社会下，有某种书你不能碰，就像伊甸园中智慧树上的智慧果一样。这时候，环境反而逼迫着你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个果实真的能给你智慧，真的能开你的眼目，即使它不是那么出色，你也觉得它很了不起，这就是处境所造成的特殊阅读结果。
另一种特别的处境就是坐牢，尤其是坐政治狱。*在监狱里如果能够读书，他们会读什么书？很可能还是读政治书，也可能是历史书，甚至读励志的传记文学。我读过很多人的狱中笔记，发现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和人物传记。读史是想掌握某种历史规律，希望能够指导自己，将来万一有一天能够出狱，如何宏图再起。而读人物传记则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勉励自己的士气。
这些书在监狱这种独特的处境下都起到了特别的效果。一个人，在他失意或是坐牢的时候读历史，会从历史里面读出阴谋诡计，读出一种被我叫做“监狱视角”的东西：把历史看成是一种规律，认为我只要摸懂这个规律就能东山再起，这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阅读。一个人在失意落败甚至坐牢的时候如果读人物传记，想励志，他的视野和心胸就很容易变得狭迫，或许最后他会觉得自己志气远大，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读励志书只会越读越觉得自己原来是对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就死命一条，一门心思往一个角落钻过去，而绝不会客观反省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总告诫年轻人，在你事业落败的时候绝不能读太多励志书籍，读励志书有时候会把一个人读傻的。因为此后你会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你走的路一定正确，即便偶尔遇到失败，也会视其为一时的困惑，你坚信最终还是会赢的，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