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感觉就像是在麦田里，你不是农民去收麦子，你想这次我不抬头只管一镰一镰地割下去，当我数到二百下的时候总该到头了吧？二百下过去了，你可能觉得漫长极了，长得就像你整个的人生一样没完没了，现在总算过了二百下了，你抬起头来一看那麦田仍是渺无尽头，也许你会想到这国家真是他妈的大，大得你连一块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这么低着头骑在车上，每次抬起头来张望过后都发现前边的路仍是笔直平坦，我有点儿恨这一点儿变化也没有、好像无休无尽地伸向前方的路。上路以后我才发现经过自己精心选择的这一条路并不像想像的那样诗意，公路几乎在我行程的起点直至终点都在扩宽，路两旁的树全部砍光，被住在路边的百姓蜂拥抢去，太阳直勾勾地盯着我，那样子贪婪极了。我浑身脱光，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两只细腿逃命似的蹬着脚蹬。有一段公路和铁路平行约有十几公里，一群铁路工人用立着的大扳手把铁轨上用来固定枕木的大螺丝钉拧下来，他们大概在进行什么竞赛，一个工头模样的人一吹哨子，几个人一组的工人们马上忙活起来，那认真劲儿挺逗乐儿，好像他们是在给放满黄金的保险柜钻眼儿一样。

我边骑边开玩笑地向他们喊着：

“快！快！快！”

一个光着膀子的汉子怪幽默地向我挤眼睛，操着一口河北口音大声说：

“快？快啥耶？快光腚哩。”

我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莫名其妙地从我那破车上横着摔了下来。我扶起车来琢磨着我怎么会摔下来。心里万分诧异，也许我不该大笑？我骑出来在全国各地遛弯儿，就是为了找一块能让我像刚才那样开怀大笑的地方，要是我一笑就摔跟头，那恐怕真是不幸地证实了那个关于笑的、无耻的真理。

我就这么琢磨着，那边也传来一阵疯疯癫癫的笑声，原来是那个光膀子的汉子在幸灾乐祸，他妈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真难找到一个不愿意看到别人倒霉的人。他笑得前仰后合，忘了手里的活计，那工头走过来劈头盖脸“日”这“日”那地大骂他一顿，他赶快收起笑容又垂头丧气地忙活起来。这回轮到我笑了，不知哪个家伙曾英明地论断过：笑到最后的才是英雄什么的一类人，我不记得了。我开心地手舞足蹈一路骑开去，原来我也是个看着别人倒霉心里就乐呵的混蛋。

黄昏时分到了Ｓ市，我找了一家饭馆儿，灌了三大碗六毛钱一碗的啤酒，然后跑到邮局去给西庸打长途电话。他睡意蒙眬地“喂”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我在八百多里地以外给他打电话。他睡觉不分昼夜，高兴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还说自己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弄得就跟他妈的林妹妹似的。这家伙那些天兜里老放着一瓶高效安眠药，要是那些天他被人推到河里淹死了，我估计公安局准会根据这瓶药判定他为“非他杀”。

我想我得和你说说西庸，我总叫他“西二哥”，虽然他并不比我年纪大，但这“二哥”一点儿也不严格地用年龄来加以限定，就跟天津人叫小姑娘也是“大姐”一样，或是有一天你在大街上和别人摆了个棋摊儿，正杀得热火朝天的，有个唐山什么地方来的五大三粗的汉子看得性起，耐不住在背后大喊一声“儿锅，工卒哇！”（二哥，拱卒哇！）意思差不多。

西庸一天到晚迷迷怔怔睡意蒙眬，但这人天生有种喜欢别人点拨的长处，也就是学名叫“谦虚”的那种。西庸的谦虚可不同于随处可见的、让你有点儿牙碜的那种，他是万分真诚地认定自己骨子里有着全人类所有的无能、无知和无事忙以及游手好闲，我是唯一能在他睡觉的时候打电话而又不至于被他臭骂一顿的人。一般说他除了睡觉和受人点拨以外就是骂人，当然有时也骂自己。

“我也想去。和你他妈的一块儿去。”

西二哥平静地说。

“行。”

我想西二哥来了以后我这一路上一定会妙趣横生。

“行。”他说。

然后他告我，他和他的自行车同乘一列火车将于明天到达我前方的某地，我们约好在车站广场见面。

打完电话后我就骑车出了城，在明天将要启程上路的公路边找个干净地方准备睡觉。

我知道城市里是不让“暂住”的人睡觉的，一夜被打扰几次的情况可能是最好的，也许第一次就会把你连同你的破自行车、臭烘烘的睡袋一起扔进收容所，然后再把你作为“盲流”和那些流鼻涕的老太婆、捉虱子的老头儿一起遣返回故乡。多年前我在山东那一带转悠的时候，曾因为没钱回家到收容站去自首过一次“盲流”身份，就那一次对我来说已经太多，那时我就发过誓，今生今世不能再被收容一次了，虽然我深知自己的“盲流”本性难改。

我找了一块干燥地方铺开雨衣，再打开睡袋，在睡袋里脱下全部的、本来也不多的着装，就势用脚把他们蹬在脚下，再把两只鞋脱下来摞在一起当枕头躺了下来。我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怎么也睡不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声，听起来万分美妙，我觉得很惬意，我就想像着那小家伙踢蹬着两条红嫩的小胖腿，哭着、闹着、无所顾忌地表达着仇恨、欲望、不满和牢骚。在如此美好的夜空下，有人在自由地表达着纯洁的感情，这一切让我觉得满足，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一向认为躺下来睡觉是莫大的幸福，所以每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总会陶醉地傻笑一阵，现在也不例外，虽然我躺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nbsp&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