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当一九八八年我那本关于他电影的书出版时，海克特·曼已经失踪了将近六十年。除了一小撮历史学家和老电影迷，几乎没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个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兼得或落空》，他在默片时代末期所拍的十二部喜剧短片中的最后一部，在好莱坞上映。两个月后，没有对朋友同事道一声再见，没有留下哪怕一张字条或泄露任何口风，海克特突然离开了自己位于北橘道的出租公寓，从此杳无音信。他那辆蓝色的德索特还停在车库里；他房子的租约还有三个月才到期，租金也已经付清。厨房里有食物，酒柜里有威士忌，卧室衣橱里的衣服原封未动。据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洛杉矶先驱报》报导，“看起来似乎他只是出门散会儿步，随时都有可能回来”。但他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刻起，海克特·曼仿佛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在他失踪后的几年里，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言层出不穷，但没有一个得到证实。其中听起来最有可能的猜测——他自杀了，或是成了某个非法活动的受害者——也找不到任何依据，因为从未发现过他的尸体。而其他对海克特命运的揣测则更富有想象力，更充满希望，也更具浪漫色彩。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回到了故乡阿根廷，如今是一所地方小马戏团的老板。另一种说法是，他加入了共产党，正用假名在纽约州尤蒂卡的牛奶场工人中从事地下组织工作。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成了一个搭火车四处游荡的破产流浪汉原文为DepressionLobo，专指那些在1929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因破产而四处流浪的流浪汉……如果海克特是个名气更大的明星，这些流言无疑将会持续下去。他会活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中，并渐渐变成那些标志性的传奇人物中的一个，一个关于青春、梦想和残暴的命运转折的典型。但这些并没有发生，因为事实上当海克特的电影生涯结束的时候，他在好莱坞才刚刚起步。他出道太晚，还没来得及充分发挥他的才华，他在电影圈待的时间又太短，对于他是谁、他能干什么，还没来得及给人们留下一个持久的印象。几年过去，大家一点一点地把他忘在了脑后。到了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年，海克特已经基本上属于一个被抛弃的世界，如果说哪里还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那也就是某本没人要读的晦涩书本上的一条脚注。电影现在会说话了，默片里那种闪烁不定的无声表演已成为过去。不再有什么小丑，不再有什么哑剧，不再有漂亮的轻佻女郎踏着听不见的乐队节拍翩翩起舞。它们不过才消失了几年时间，但感觉上却已经成了史前的玩意，就像那些人类穴居时代曾在地球上四处漫游的古老生物。

我在书里对海克特的生平着墨不多。《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是一本研究他电影的专著，而不是传记，书中所提到的任何关于他银幕外活动的细小花絮都来源于标准途径：电影百科全书、回忆录、好莱坞早期的历史资料。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和别人分享自己对海克特作品的热爱。对我来说，他的生平故事是次要的，较之去推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宁可专注于研读他的电影。既然他出生于一九○○年，并从一九二九年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任何理由会认为他还活着。死人是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而且就我所知，也只有一个死人才能把自己藏那么久。

我的那本小书由宾州大学出版社在十一年前的三月出版。三个月后，就在第一轮书评开始出现在电影季刊和学报上不久，我的邮箱里突然收到一封信。信的信封比一般商店里卖的要更大更方，信封纸是用厚重的特种纸做的，因此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里面大概是一份婚礼喜帖或满月酒请柬。我的名字地址用优雅的花体字横写在信封正面。这样一手好字即使不是出自职业书法家之手，也肯定是某个崇尚书法艺术的行家所写，而且此人想必受过老式的社交礼仪教育。邮票上盖着新墨西哥州阿尔博科奇市的邮戳，但背面封口上的回邮地址却表明这封信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写的——假如真的有这么个地方，有这么个小镇。地址只有简短的两行：蓝石农场；新墨西哥州苏埃诺镇。当时看见这两行字我大概有点哑然失笑，不过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没有寄信人姓名，我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卡片，闻到一丝淡淡的香味，一种极为微妙的薰衣草香味。

尊敬的齐默教授，卡片上写道，海克特拜读了大作，希望能同您会面。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到寒舍一游？芙芮达·斯贝林（海克特·曼太太）谨上。

我把手里的卡片看了六七遍。然后我放下卡片，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走回来。再次拿起那封信的时候，我简直都不能确定那些字迹是否还在纸上。即使它们还在，我也怀疑那些句子是否还跟刚才一模一样。我又看了六七遍，还是一头雾水。准是个恶作剧，我想。但不一会儿，我就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怀疑，再过了一会儿，我又对自己的这些怀疑产生了怀疑。一个想法总是伴随着另一个相反的想法，而一旦第二个想法推翻了第一个想法，马上第三个想法就会冒出来推翻第二个想法。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我开车去了邮局。美国的所有地址都列在邮政黄页上，如果黄页里找不到苏埃诺镇，那么我就可以把那张卡片一扔了事。但我找到了。我在第一卷的一千九百三十三页上找到了苏埃诺镇，它夹在阿玛瑞拉镇和提耶镇之间，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小镇，有一间邮局和五位数的邮政编码。当然，这并不能证明那封信就是真的，但至少多了一点可信度。等我回到家，我知道我必须写封回信。你无法对那样一封信置之不理。一旦你看了，你就知道，要是不坐下来写封回信，你这辈子都将不得安宁。

我没有保留回信的副本，不过我记得我是手写的，措辞尽量简短，只有寥寥几行。几乎下意识地，我也采用了来信那种平淡而神秘的语气。大概，我觉得这种写法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被策划这场恶作剧的家伙当成傻瓜玩——如果这确实是一场恶作剧的话。除了个别的字词可能稍有出入，我的回信内容大致如下：

尊敬的芙芮达·斯贝林女士，我很乐意同海克特·曼先生会面。但我如何能确认他还健在？据我所知，他已经失踪了半个多世纪。请提供详尽资讯。恭祝时祺。戴维·齐默。

我们都有一种相信不可能事物的倾向，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由于我写了有史以来唯一一本关于海克特·曼的书，有人可能会以为，知道他也许还活着，我会感到欢欣鼓舞。但我根本不可能欢欣鼓舞。至少我觉得我不可能。我的那本小书诞生于巨大的伤痛之中，即使现在书写完了，那伤痛也仍挥之不去。写书不过是个借口，就像是为了缓解体内的痛楚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吞服某种药片。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奏效了。但芙芮达·斯贝林（或者假扮成芙芮达·斯贝林的不管谁）不可能知道这些。她不可能知道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就在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之前的一个礼拜，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她或许看到了书里的题词（献给海伦、托德及马可——本书为了纪念他们而作），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就算她能猜到他们对于作者的重要性，她也不可能想到，这些名字实际上代表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三十六岁的海伦、七岁的托德、四岁的马可，随着他们的死去，他的大部分也已经死了。

他们当时正在去密尔沃基探望海伦父母的途中。我一个人留在佛蒙特批改试卷，并为刚结束的学期最后打分。那是我必须完成的工作——我在佛蒙特州汉普顿市的汉普顿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本来我们通常会在二十四五日左右一起动身去密尔沃基，但海伦的父亲刚刚动手术切除了腿部的一块肿瘤，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她和孩子们应该尽快赶过去。为了让托德能够获准缺席二年级期末最后两周的课，临行前夕我们还在煞费苦心地与校方磋商。校长虽然很不情愿，但她最终还是表示理解并同意放行。那是我在事后反复想起的事情之一。要是她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托德就会不得不跟我待在家里，托德就不会死。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会逃过一劫。至少他们中有一个不会从七千英尺的高空坠落，而我也不会被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原本四个人住的房子里。当然，还有其他事情，还有其他各种可能性，它们纠缠着我折磨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同样的死胡同。每件事情都被联系起来，因果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成了灾难进程的一部分——从我岳父腿上的恶性肿瘤到那一周中西部的天气到订机票的旅行代理的电话号码。最糟的是，是我坚持要开车把他们送到波士顿，这样他们就可以直飞到密尔沃基。我不想让他们从伯灵顿走。那意味着先要乘一架十八座的螺旋桨飞机飞到纽约再转机，我对海伦说我不喜欢那些小飞机。它们太危险，我说，我受不了让她和孩子们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乘坐那种飞机。所以他们没坐——为了不让我担心。他们去坐了更大的飞机，那架飞往地狱的飞机。更可怕的是，我几乎是争分夺秒地把他们送到那儿去的。那天早晨堵车堵得很厉害，当我们终于开到斯普林菲尔德上了麦斯派克高速的时候，我不得不超速行驶才及时赶到了洛根机场。

我不太记得那年夏天我是怎么过的。连续好几个月，我都陷在自哀自怜的酗酒泥潭里不能自拔，我几乎足不出户，不吃东西不刮胡子不换衣服。我的大部分大学同事在八月中旬之前就离校了，因此免去了许多来访，以及连带的那套安慰悼念的陈词滥调。他们当然是好意，无论何时有朋友过来，我总是请他们进屋坐坐，但那些眼泪汪汪的拥抱和漫长尴尬的沉默实在于事无补。我发现还是让我一个人待着比较好，还是让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自生自灭比较好。有时候，我既没有喝醉也不想瘫在起居室沙发上看电视，我就会在房子里到处乱走。我打开孩子们的房间，坐在地板上，让他们的玩具围绕在自己四周。我已经无法在脑海里直接或有意识地回忆出他们的样子，但是当我玩起他们的拼图板和乐高积木，当我把那些积木砌成复杂的巴洛克模型，我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拥有了他们——仿佛通过重复他们生前的动作，他们小小的魂魄又回到了这里。我翻阅托德的童话书，把他的棒球卡片按次序排好。我把马可的动物玩具按品种、颜色和大小分别归类，并且每次进去都变一下分类方法。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便回到起居室再喝上一杯。难得有几晚我没在沙发上过夜的话，我一般都睡在托德床上。在我自己的床上，我总是梦见海伦在旁边，而每每我伸出手想去抓住她的时候，就会从梦中猛然惊醒，醒来后我两手颤抖大口喘气，感觉就像要被淹死一样。虽然天黑以后我就不再踏进卧室，但白天我常在那儿流连徘徊，我站在海伦的走入式衣橱里抚摩她的衣服，整理她的夹克和毛衣，把她的套装从衣架上拿下来铺在地板上。有一次，我把其中一件套到自己身上，还有一次我甚至穿上她的内衣，用她的化妆品给自己的脸部化妆。那是一次美妙的体验，但经过尝试之后，我发觉香水比口红和睫毛膏的效果更好。香水的气味能更活生生地、更持久地把她召唤回我的身边。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三月份她生日时送了她一瓶新的第五大道香水。我规定自己一天只能用两次，一次一小滴，这样那瓶香水一直撑到了夏天结束。

接下来的秋季学期我请假没去学校，但我不想出门旅行，也不想看心理医生，我宁愿自暴自弃地继续窝在家里。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每晚都要喝掉大半瓶威士忌的地步。酒精使我感觉麻木，同时也使我彻底丧失了对将来的希望，而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指望的人，无异于一个死人。不止一次地，我发觉自己正在想象着吞下安眠药或打开瓦斯。我从来没有真正走到那一步，但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我便会意识到我曾经离死神有多么近。安眠药就摆在药柜里，有三四次我已经把药瓶从架子上拿下来了，我甚至已经把一把药片放在了手里。如果那种状态持续得再久一点，我很怀疑自己是否有力量能抵挡住死的诱惑。

正是在那种状态下，海克特·曼出其不意地闯入了我的生活。我对他是谁一无所知，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他的名字，那是在冬天即将开始前的一个夜里，外面的树枝已经变得光秃秃的，第一场雪蓄势待发，我在家里看电视，碰巧看到了一部他拍的老电影的片段，它看得我笑了起来。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那是我自六月份以来第一次对着某样东西发笑，当我突然感到一股震颤从胸口涌起变成回荡的笑声时，我意识到我的人生还没有走到尽头，我的一部分自我还想继续活下去。笑声从头到尾持续了不过几秒钟，既不太响也不太久，但我还是被自己吓了一跳。我竟然没有对那笑声产生抵触感，我竟然没有为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而感到羞愧，我只能得出结论，在我内心里还存在着某种超出我想象的东西，某种还没有死透的东西。我并不是在说什么隐约的直觉或者对未来的渴望。我的发现完全是经验主义的，缺乏任何精确的论据。既然我还会笑，那就意味着我还没有彻底麻木，意味着我还没有把自己同这个世界彻底隔开，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