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赌

应用于宇宙历史的控制论的逻辑表明，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串无论如何不能不产生细胞生命。按照控制论，宇宙是通过一系叫正反方面的反馈形成的，经过集中原始云中氢的重力，然后是核向力量和与前者平衡的离心力量的作用。由于已经使进程起动，究只能沿着连锁反馈的逻辑前进了。


“是的，可最初人们还不知道，”QFWFQ说，“或者说，一个人可以预见，也是凭感觉猜中的。我可不是吹牛，从一开始我就打赌说会有宇宙，我说对了，而且就宇宙将是怎样的这点我也从(K)yK这个最老资格的家伙那里赢了很多钱。”

我们开始打赌时，还没有任何可以凭借来预见的事物，只有一些粒子在游动，一些电子东一个西一个地分散着，质子上上下下各自为政。我不知道感觉到了什么，不知道天气在如何变化(实际上我有些冷了)，就说：“我们打赌，今天会有原子!”

老(K)yK说：“拜托了!原子?!我敢赌绝不会的!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我说：“你连X也肯赌吗?”

他说：“X升到N。”

他话音未落，每个质子都抓住了周围的一个电子，旋转了起来，一个氢的巨大云团在太空中正在凝结。

“你看见了吗?都是原子!”

“那些是原子，哇!真好家伙呀!”(K)yK这么说，因为他有不想认输总要找碴的坏习惯。

我和他经常打赌，因为一则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二来惟一证明我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他打赌，就像惟一证明他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我打赌一样。我们对发生或不发生的事物打赌，赌的题目实在无限之多，反正直到那时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由于连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想像事件是否会发生，我们就采用约定的方法：事件A，事件B，事件C，等等，以便加以区别。或者说，由于那时还没有字母表或其他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在为将要发生的事物打赌前，我们还得为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如何出现而打赌，再把它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挂钩，以便对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的事件区分清楚。

至于赌注，谁也不知其为何物，因为还没有可以当做赌注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凭口而论，各自记住赢的赌数，等到最后再算账。所有这些运算极为复杂，因为那时还没有数字，想运算连数字的概念也没有，反正是没有什么能与什么分得开。

这种情况在原始银河系开始凝聚成原始星辰时有了变化，我当时立刻明白会有怎样的结局：温度不断上升，就说：“现在要点着了。”

“瞎说!”老人反驳着。

“我们打赌吗?”我问。

“随你便。”他说。噗!黑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炽热的大火球，火球在宇宙中散开。

“嗳，点着也不意味着那个……”(K)yK又开始他那一套咬文嚼字的把戏。

不过我有我的办法让他沉默：“是吗?那么依你看意味着什么?”

他默不作声了，可以想像他的样子：一个词刚刚有了一种涵义，他想像不出这个词还会有别的涵义!

(K)yK和我一起待了一些时候，他是够烦人的那类，没有“资源”，没有任何可讲述的事。我呢，说来也没有，值得讲述的事情还都没有发生，至少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无从可谈。惟一的事就是想像，甚至是对假设的可能加以假设。现在，在假设的假设中，我比他想像力丰富，这既有利又有弊：他可以对最冒风险的事件打赌’，这样赌赢的可能性就可说是彼此彼此了。

我一般是针对某事件要发生的可能性打赌，他则几乎总是从反面赌，我这么说(K)yK，是因为他对现实持静态看法，而当时静态与动态没有现在这样分明的区别，至少要非常注意去捕捉其区别。

比如星星在变大，我问：“大了多少?”这是为了把预测引导向数字方面，因为这样他没有什么好讨便宜的。

那时数字还只有两个：e和pi，他目测后概算了一下，回答说：“增加了e，增加到ti。”

好狡猾!所有人都能达到他这个水平!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明白：“我们打赌，到一定点它就停下来了。”

“赌吧。那么该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反正我无论如何都只能硬顶住，就来了一句：“pi。”老头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那时起，我们就以e和pi为基础打赌。

“pi。”他看着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喊道，可是应该是e。

我们打赌明摆着是为了开心，因为要挣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收效的。在元素开始形成之时，我们对最稀有元素的原子进行估价，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个错误：我看到最稀有的元素是锝，就拿锝来赌，指望能赢他，能有进款：积累锝的资本。可我没有料到，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元素，都变成了射线，因此又得从零开始。

我当然有失误的时候，不过我却能因此获益：我可以提出更冒险的赌题。

“现在出来了一个铋的同位素!”我看到在一个超级新星的慢火加热中劈劈啪啪爆发出来的新元素，就赶紧说，“我们打赌吧!”

其实，这是一个好好的钸原子!

在这种情况下，(K)yK拿出讥讽的架子，好像他胜利在握，其实这不过是我走的一步险棋，让他先得一个便宜罢了。实际上，越往前发展，我越理解了内在机制，对于每个新现象，在经过起初的吃力阶段后，我都能使我的预料是深思熟虑的，银河系的一个星系与另一个星系之间相距上百万光年，既不更多，也不更少，这点我比他掌握得早，以至过了一段时间对于我都变得过分容易，没有意思了。

于是，我从已经掌握的数据出发，试着在头脑中推论出其他数据，再从其他数据出发，直到提出表面上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数据毫无关系的可能。我直接提出结论，不谈推理过程。

比如，我们正就银河系螺旋运行的弧度进行预测，我却突然说：“你听着，(K)yK，依你看，亚述人会侵略美索布达米亚吗?”

他呆住了，“什么?什么时候?”

我急速地运算了一下，向他报了个日期，当然既五年也无世纪，因为那时的时间计量单位还没有达到那种类型的规模，所以要讲一个准确的时间就得求助于一个复杂到写满整个黑板的公式。

“你怎么知道的?”

“很快。(K)yK，他们侵略吗?我认为会的，你说呢?行了，别拖拖拉拉不表态呀!”

我们还是在无边无际的空中，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氢原子围绕着最初的星系旋转。我需要极其复杂的推论才能预料出布满人马、弓箭和军号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但是由于没有别的事好做，这也办得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老头子总是说“不”，倒不是他以为亚述人不会出现，而只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当时还没有亚述国和美索布达米亚，没有地球，也没有人类。

当然，这些是属于远期预料的打赌，不像有些事情能很快就知道结局。“你看，那边的太阳的圆周是椭圆形的?很快又要形成新的星球了，你说，一颗星球离另一星球的运行轨道有多远?”

我刚开口，想说在八亿到九亿之间，不，在六亿到七亿年之间，星球们就已经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起来，不更窄，也不更宽。

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对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打过的赌都能在头脑中记忆犹新地保持几十亿年，而且还记得期限最短的赌题和数字(那时整个数字时代已经开始，使得事情更复杂了一些)，还要记得谁赢谁输了哪些，以及各自的赌金总额(我的积分不断上升，老头却负债累累)。除此以外，还要绞尽脑汁想出新的赌题，在推理的链锁上越来越远地找命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在维切利省的圣迪亚市，加里波第路十八号，你听见没有?下午五点四十五分，二十二岁的朱赛皮娜·本索狄小姐从家里出来，她向右还是向左走呢?”

“这个……”(K)yK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