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言
　　带着苦涩、骄傲和希望，俄罗斯人走过了20世纪。
　　在这个世纪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剧烈动荡、革命和战争，但却没有一个大国像俄罗斯这样在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如此频繁、急剧、病态地变化。早在100年前，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就在争论，俄罗斯是否可能、是否需要建设资本主义；然后，又在试图遵循党的“总路线”或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中，争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现在，已经不再有多余的争论了，我们正在开始从寡头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前进。
　　20世纪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经历了俄罗斯帝国崩溃和苏联解体的痛苦。但是，俄罗斯却以一个伟大的国家、以多民族社会、以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欧洲及亚洲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存在下来了。这期间俄罗斯所有政党和它们的意识形态都痛苦地承受了这种崩溃和解体。俄罗斯人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思考自身命运、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幸福、安全和重新获得的团结，这时，国家以另外一种面貌、另外一个疆界出现了。
　　今天，人们不难勾勒处于贫穷状况下的俄罗斯最灰暗的画面，而且许多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自由派改革家和“休克疗法”致使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走向贫困，甚至有些人是赤贫，他们没能医治好国家的创伤，还差一点就将之毁灭。令许多人惊奇的是，90年代经济衰退和危机并没有导致大的社会动荡。苏联的解体是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完成的，俄罗斯避免了20世纪许多国家没能逃脱的极端民族主义造成的灾难后果。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是领土面积世界最大、军事潜力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她继续保持了在欧洲、远东、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影响力，也仍然是前苏联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联合国，她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蕴藏着世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科学和文化潜力以及很高的教育水平。俄罗斯人民渴求秩序，但这不是强加的。
　　是的，俄罗斯还是一个大国，她的人民在经历了一场大病以后逐渐康复，这种高速发展已经开始。
　　新世纪的俄罗斯迎来了一位新领导人。在最近三年里，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有很多描述，而且这些描述往往千差万别。普京能够出现在俄罗斯政坛的峰巅已是出人意料，而更令许多人意外的是他顺利地走完了第一个任期，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公民高得出奇的支持率。我们确信，这位领导人是应时代、历史进程和俄罗斯人民的召唤而生的，他不仅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全面地展现了俄罗斯的形象，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本性地扭转了那些对政治家无法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偏见。
　　弗拉基米尔·普京代表了新一代俄罗斯政治活动家：他们出生于“二战”以后，对那场战争的了解来自书本或是父辈的讲述；这些人在苏联的学校里、在60～70年代苏维埃的氛围中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他们在苏联时期开始了最初的仕途；在90年代自由改革的条件下，这些人没有销声匿迹，他们通常是冷静的实用主义者，与此同时，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借鉴旧俄国、前苏联和新的民主俄罗斯一切好的价值观和优良传统，期望继承俄罗斯帝国的传统，恢复她在欧洲和亚洲的本来作用。
　　弗拉基米尔·普京几乎是在紧急状况下接管国家政权的。那时，俄罗斯经济羸弱、国家政治乏力以及当时正在出现的联邦解体危险一并袭来，似乎，国家复兴的希望在丧失，人民对于20世纪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厌倦。在这种背景下，普京及其班子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责任。
　　在德国著名剧作家B．布莱希特一部剧本中有这样的对白：
　　——产生英雄的国度是幸运的。
　　——不，不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幸运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可能已经适应、习惯了没有英雄的生活，但俄罗斯却需要英雄们。这是我们的缺憾，因为英雄不是永远遵循这样的逻辑和要求：这些人被推举从政。
　　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英雄这一话题成了他们研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刺激因素。
　　本书是在2001年8月出版的著作（《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发生在近两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使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让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不得不紧张工作并做出重要决定，所有这一切不仅显著地改变了俄罗斯在世界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普京在国内外领袖中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作者写作《弗拉基米尔·普京——现任总统》，现在这本书被命名为《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
　　在此，我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建议和信息的所有人。
　　普京和索布恰克(1)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是最早注意到普京的俄罗斯政治家。普京与索布恰克两人一起亲密无间地工作了六个多年头，可以说，这段时间对于他们两人及其事业来说都大有裨益。正因如此，索布恰克也是后来被普京称为老师的惟一一位俄罗斯政治家。
　　1973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任教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他在36岁时被评为副教授，所研究的专业是经济法；那时他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而那时，20岁的普京只是列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曾经听过索布恰克的课。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三年后，普京进入苏联克格勃系统工作、学习，他准备成为一名情报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继续在大学里提高自己的法学功底，当上了科学博士和教授。然而到了80年代末，这一切都改变了。
　　索布恰克步入仕途非常急速，并且很出人意料。1988年初，50岁的索布恰克还只是一名大学教授和经济法教研室主任。这时，为帮助“改革”，他决定加入苏共。当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获得推荐候选人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权利时，列大代表大会上共产生了八名竞争者，其中索布恰克的知名度最低，但是，他凭借自己卓越的演讲能力和清晰的竞选纲领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大厅里，索布恰克回答问题时显得格外坚定、平静，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的发言更加流畅。在列大代表大会的400名代表中，有300多人投了索布恰克的票；在列大所属的列宁格勒市瓦西里岛第47选区举行的其他选举活动中，索布恰克也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1989年5月25日，在莫斯科拉开帷幕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演了一幕非同寻常的、出人意料却又很吸引人的“政治剧”：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这里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大会召开前的一系列预备会议上，索布恰克做了多次发言。尽管这些演讲公众并不了解，但却引起了人民代表和苏共领导层的注意。索布恰克在大会上的发言更加巩固了他的声望，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经验、有权威、独立而且直率的讲演人。
　　人代会以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入了由鲍里斯·叶利钦和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作为反对派存在的跨地区议员小组（简称 ）。在一些枯燥无味的会议上，索布恰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不仅努力巩固自己与叶利钦、与“莫斯科小组”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代表的联系，而且与考虑拉拢政治局“民主派”、孤立“保守派”的戈尔巴乔夫关系也不错。
　　索布恰克不愿意自己被认为是中激进的政治反对派；对他而言，跨地区议员小组首先是一个政治俱乐部。那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并没有将索布恰克当成政治对手，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次向他咨询法律问题。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和阿·伊·卢基扬诺夫的支持，索布恰克根本无法当选人代会负责调查1989年4月1日第比利斯流血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主席。
　　众所周知，这个“格鲁吉亚特别委员会”认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和外高加索军区应对所发生的悲剧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它还指出，戈尔巴乔夫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兹韦阿达·加姆萨胡尔季阿没有任何过错。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围绕“第比利斯事件”展开的激烈争论再次将索布恰克推上讲台。在这里，他的工作总是富有成效——尽管并不总是足够令人信服。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将军们，还有许多特工机构的领导人明显表现出极不喜欢索布恰克的情绪。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法律委员会会议上非常活跃，在这里他领导一个经济法和改革分委会。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所有苏联政府成员、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领导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不仅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还要由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先期讨论在委员会内进行，有时争论非常激烈。大约有1/4的候选人任命没有被最高苏维埃批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于索布恰克的反对而没有被通过的。相反，另外一些人尽管知名度很低，但却获通过，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官员。
　　围绕干部任命的这场辩论导致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关系变得明显冷淡，但却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声望和在全国的知名度。无论是在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的发言数量，还是收到的信件和电报的数量，索布恰克都遥遥领先。给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连索布恰克本人也对这样简明的通信地址感到惊奇。按受欢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仅落后于鲍里斯·叶利钦，但他出国访问和受邀请的次数却超过了后者。
　　许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饰地认为，俄罗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们认为最好的伙伴和谈话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苏联媒体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刊登于1989年秋天的《星火》杂志上。与此同时，《祖国》杂志开始发表政治家肖像“政坛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团真理报》确认，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爱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标题为“人民的律师”的文章。
　　普京和索布恰克(2)
　　我与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员会认识的，我当时领导其中的一个分委会——文化领域法制委员会。我非常欣赏索布恰克的独立性以及阐述自己见解时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从没有想过像加弗里尔·波波夫一样，为了扮演跨地区议员小组“总思想家”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小圈子”。在与最高苏维埃官员们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现不仅仅是自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高傲。在最高权力机关，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在不少人看来，索布恰克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没有人说他谦虚。相反，他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在议会内，索布恰克经常做没有必要的发言，而且其发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开辩论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与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锐辩论中，我站在后者的一边。话题是围绕臭名昭著的“ＡＨＴ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开的，当时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但从这场辩论中我发现，作为公共政治家，许多高级领导人的辩论才能很弱。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进行议会公开辩论，即使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也还是会输给对手。
　　不过，当时“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无能的人。所谓“民主阵营”，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民主联盟”、“俄罗斯民主党”、“民主大会”以及“人民阵线”等。在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党领导人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很少，大多数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苏共和国家机关出来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义者、怀疑过去者。但里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那些利欲熏心者和爱慕虚荣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内行、诚实和独立法学家的名誉。他在讲台上自我感觉非常好。他曾说，尽管权力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决定人们命运，但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权力公开化激起了他的兴趣。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将最高苏维埃或法制委员会变成古希腊“贵族院”、然后再变成“平民院”的愿望，而他自己则可以借助出色的辩才成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里尔·波波夫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区议员小组闭门磋商会上，几乎从来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个时代注定属于这些人。对于“民主派”来说，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顺利的时期。尽管共产党有连续工作的能力，精明、机灵，组织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主派”到处拼命挤压共产党的执政空间。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已经挤走了共产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拥有很大的势力。接下来，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三轮投票，鲍里斯·叶利钦被推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获胜。但是，还有更大的胜利等着民主派——在列宁格勒他们获得了70%的支持率。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并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前途与整个联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他的顾问
　　几乎就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选举胜利、取得了380个议席中的240个以后，列宁格勒“人民阵线”开始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派别。“民主派”之所以在1990年能够团结，是由于有一个共同的对手——苏共。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纲领都不一致，而且激进程度大不相同。在这里，不能忽略个人野心——“民主派”内领导人人数众多，谁也不想服从统一的党纪。
　　但在1990年，列宁格勒苏维埃苏共代表既不遵守纪律，也不团结。那时，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内部自由派与正统派同时存在，既有民主派又有不希望“放弃原则”的斯大林主义派。市和州的领导层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清洗过了，但是，著名化学家、列宁奖章和其他各种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出人意料地担任了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当选，更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他入主了斯莫尔尼宫，但很快就认识到，权力已经不在苏共的官员手中了。这座拥有500万人口和巨大工业潜力的大城市开始明显失控，列宁格勒“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新议员们天天聚集在马林斯基宫，可他们不仅没有选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就连会议日程问题也无法解决。
　　列宁格勒民主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地质科学博士玛莉娜·萨利耶和记者、经济学家彼得·菲利波夫。在城市集会中他们两人配合默契，但却在由谁入主马林斯基宫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电视媒体的普及，选民们耳闻目睹了那些无聊的争吵。
　　由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列宁格勒民主派决定由在1989年选举中曾非正式地帮助过他们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出面。索布恰克不假思索地同意帮助乡亲们。通过紧急选举，索布恰克进入“自由”圈子，得到了市苏维埃议员席位。1990年5月23日，他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普京和索布恰克(3)
　　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是一个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在索布恰克之前，阿列克谢·科西金在这个职位上干了52年，而更早的主席则是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不过，尽管这个位置很重要，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座城市。除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之外，还有一个列宁格勒市执委会，此时它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军事翻译亚历山大·谢尔卡诺夫，他是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他的支持者是列宁格勒议员。此外，党的机关、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列宁格勒军区以及克格勃、内务部派驻当地的机构也保留有不小的权力，他们只听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还派专员领导在列宁格勒占有相当优势的国防企业。与莫斯科一样，列宁格勒也是个管理起来非常复杂的庞然大物，95%的问题只能、也必须不依靠政治方式解决，而是需要专家们努力工作。
　　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还是莫斯科的加弗里尔·波波夫都没有对如何管理好这样大的城市做好准备。莫斯科难于管理之处在于城市特别大，大学教授波波夫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就很快自动下台了。有人预测，同样是大学教授的索布恰克将重蹈波波夫的覆辙，因为索布恰克不懂得如何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列宁格勒市执委会、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以及列宁格勒民主派领导人合作，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理顺与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索布恰克的忠实追随者只有列宁格勒知识界和大多数市民，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权力杠杆”。
　　索布恰克提出了几项颇为吸引人的措施，包括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建立“自由经济区”，将列宁格勒重新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旅游中心，使半封闭的地方性城市列宁格勒变成圣彼得堡和“通向欧洲的窗口”。但是，这些都如同海市蜃楼一闪即逝。列宁格勒的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公共交通运营更加糟糕，居民生活必须的食品供应陷于停顿。
　　为不使城市运行下滑得过于迅速而致失控，索布恰克布置了一系列工作，安排了多场会见，其中包括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次重要会面。当年普京38岁，刚从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回国不久，担任着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联络的校长助理。根据惯例，苏联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都来自克格勃，是后备人才，他们以大学领导人和克格勃官员的双重身份工作。
　　有关普京和索布恰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版本。1990年彼得堡“民主派”内部的说法是，来自民主派阵营的索布恰克主动从“机关”要人，但索布恰克本人断然否认了这种谣传。“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怎么能是我主动要人呢？！如果是我主动找普京，想邀请他来工作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他。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我的助手的呢？1990年，在大学的走廊里我非常意外地碰到了他，于是详细打听了他的情况。我了解到，他在德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外事工作的校长助理。大学时期他非常优秀，尽管有过这样的‘标签’（指克格勃背景——译者注），但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他不是一个爱慕虚荣和贪恋权力的人。从性格来看，他具有领袖品格！”
　　谈到与索布恰克的会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说法有一些出入：“我的一位法律系朋友请我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