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与卡夫卡
邓晓芒
一般来说，我们是凭借文字(原文或译文)来学习文学史的，但领略文学史中的“文学”，却必须借助于“心”。然而，由于心和心难以相通，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所以数千年来，文学史对文学的领略完全不成比例。人类的艺术家所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全体人类就是再诞生和绝灭好几个轮回也领略不完，那本身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心灵撞击的火花偶尔能 在黑暗中向人们揭示它的无限性，旋即就熄灭了。人们无法借此看清人心的底蕴，但却由此而受到启发，知道在黑暗中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有另一些和自己一样摸 索着、渴望着的灵魂，只要凝视，就会发现它们在孤寂的夜空中悄然划过天际。
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和世纪末的东方，两位具有类似艺术风格的作家卡夫卡和残雪的相遇，是一件极其有趣、甚至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事情。这件事如何能够 发生，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两位作家的时代背景、地域背景、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是如此不同，甚至性别也不同(而性别，在今天被一些人看作一个作家特点的最重 要的因素，因此有“女性文学”一说)，他们凭什么在文学这种最为玄奥的事情上达到沟通呢?这种沟通是真实的吗?假如人们能证实或相信这一点，那就表明人的 精神真有一个超越于种族、国界、时代、性别和个人之上的王国，一个高高在上的“城堡”，它虽然高不可攀，无法勘测和触摸，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切赋有人性的 生物发生着现实的作用，使他们中最敏锐的那些人一开口就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王国或城堡其实并不在别处，它就在每个人心中，只是一般人 平时从不朝里面看上一眼，无从发现它的存在罢了。但即使一个人拼命向内部观看、凝视，也未见得就能把握它的大体轮廓，它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永远无法接 近，只能远远地眺望。虽然如此，人们毕竟有可能认定它的存在，并为之付出最大的、甚至是毕生的心血，去想方设法地靠近它，描述它。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它存在 的证明。
毫无疑问，残雪是用自己那敏感的艺术心灵去解读卡夫卡的。在她笔下，卡夫卡呈现出了与别的评论家所陈述的、以及我们已相当熟悉和定型化了的卡夫卡完全不同 的面貌。这个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一个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判家。当然，他也有几分像哲学家，但这只不过是 由于纯粹艺术本身已接近了哲学的缘故。只有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才有可能对另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作这样的长驱直入，撇开一些外在的、表面的、零碎的资料，而直接 把握最重要的核心，而展示灵魂自身的内在形相，因为他们是在那虚无幽冥的心灵王国中相遇的。在这里，感觉就是一切，至少也是第一位的。这种感觉的触角已深 入到理性的结构中，并统帅着理性，为它指明正确的方向。在残雪看来，没有心的共鸣而能解开卡夫卡之谜，或者说，撇开感觉、站在感觉的外围而能把握卡夫卡的 艺术灵魂，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一切企图从卡夫卡的出身、家族、童年和少年时代、性格表现、生活遭遇和挫折、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入手去直接解读卡夫卡作品的 尝试，都是缘木求鱼。正确的方向勿宁要反过来：先真诚地、不带偏见地阅读作品，读进去之后，有了感受，才用那些外部(即心灵王国外部)的资料来加以佐证。 至于没有感受怎么办呢?最好是放弃，或等待另外更有感受力的读者和评论家来为我们引路。天才的作品需要天才的读者(或评论家)，现代艺术尤其如此。
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艺术视野转向内部、转向那个虚无幽冥的心灵王国。因此，现代艺术只有那些内心层次极为丰富、精神生活极为复杂的 现代人才能够创造和加以欣赏。这就注定现代艺术的读者面是狭窄的，而且越来越狭窄。它与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的距离越来越远，它永远是超越它的时代、超前于 大众的接受力的。由此也就带来了现代艺术的第二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作品的永远的末完成性。这种末完成性，并非单指许多作品本身处于末完成的、正在制作过程 中的状态(这一点卡夫卡的作品尤为明显，他的主要作品《城堡》和《审判》都未写完，许多作品都只是片断)；更重要的是，现代艺术本质上离开评论家对它的创 造性评论，就是尚待完成的。这些作品作为“文本(text)”只是一个诱因，一种召唤或对自由的呼唤，作者用全部生命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诗意和精神内涵，绝 对有赖于并期待着读者的诗性精神的配合，否则便不存在。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精神本身的过程性和社会性本质。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永恒的不安息、自否定， 精神就是对精神的不满和向精神的呼吁，这是由精神底蕴的无限性、即无限可能性和无限可深入性所决定的。因此，安定的精神已不是精神，自满自足的精神也将不 是精神，它们都是精神的沉沦和“物化”。正如精神只有在别的精神那里才能确证自己是精神一样，现代艺术的作品也只有在读者那里才真正完成自身。
残雪在连续几年多产的写作之后，于1997年开始进入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即逐篇解读她心仪已久的卡夫卡。这的确是一种“创作”，我们在这些作品中， 可以发现残雪所特有的全部风格。实际上，残雪从来就不认为创作和评论有什么截然分明的界线，她自己历来就在一边写作，一边不断地自己评论自己，如在《圣殿 的倾圮——残雪之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就搜集了8篇残雪正式的自我评论和创作谈。甚至她的作品本身也充满了对自己写作的评论，她的许多小说 根本上也可以看作她自己的创作谈，而她的一系列创作谈大都也本身就是一些作品，即一些“以诗解诗”之作。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她是这样做的唯一的人，而在世 界文学中，卡夫卡则是这种做法的最突出的代表。艺术和对艺术的评论完全融合为一的这些作品是理解残雪和卡夫卡这类作家的最好入口(想想卡夫卡的《饥饿艺术 家》、《约瑟芬和耗子民族》等名篇，在残雪，则有《天堂里的对话》、《突围表演》、《思想汇报》等等)。如果说，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没有“合胃口 的食物”绝食而死的话，那么残雪则比这位艺术家要幸运得多，她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合胃口的食物”。当然，这种食物并不能止住饥饿，反而刺激起更强烈的饥 饿感，因为这种精神食粮不是别的，正是饥饿本身。但毕竟，这种“对饥饿的饥饿”比单纯的饥饿艺术更上了一层楼，它成了饥饿艺术的完成者，因为如前所述，卡 夫卡的饥饿艺术是一种呼吁，残雪的解读则是一种回应，因而是一种完成：残雪“完成了”卡夫卡的作品。
(二)
卡夫卡的作品中，分量最重、也最脍炙人口的是《变形记》、《审判》和《城堡》。但残雪这本评论集中却没有讨论《变形记》，这决不是偶然的疏忽。相反，这表 现出残雪对卡夫卡作品的一种特殊的总体考虑，即《变形记》属于卡夫卡的未成熟的作品，当后来的作品中那些主要的核心思想尚未被揭示出来之前，这篇早期之作 的意义总要遭到曲解和忽略。在残雪看来，全部卡夫卡的作品都是作者对自己内心灵魂不断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即鲁迅所谓“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痛苦的自 我折磨之作。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立场，那么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变形记》正是这一历程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方向似乎还不明确。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 大甲虫，这一事件是意味着控诉什么呢，还是意味着发现了什么?通常的理解是前者。人们搬弄着“异化”、“荒诞”这几个词，以为这就穷尽了小说的全部意蕴。
然而，即算从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异化是如此糟糕的一种人类疾病，但从文学和精神生活的角度看，它却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的功 课。不进入异化和经历异化，人的精神便没有深度，便无法体验到人的本真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社会(如现代西方社会)带给人的一时的 处境，而是人类的一般处境，即：人与人不相通，但人骨子里渴望人的关怀和爱心；人与自己相离异，但人仍在努力地、白费力气却令人感动地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完 整，要好歹拾掇起灵魂的碎片，哪怕他是一只甲虫。然而，《变形记》中的“控诉”的色彩还是太浓厚了，尽管作者的本意也许并不是控诉，他对人类的弱点了解得 太清楚了，他只是怀着宽厚的温情和善意在抚摸这些累累伤痕的心灵，但人们却认为他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差别只在于手法上的怪诞不经。因而这一“批判现 实”的调子一开始就为解读卡夫卡的艺术方向定了位，人们关心的就只是他如何批判、如何控诉了。
这种偏见也影响到对卡夫卡其他一些作品的阐释，最明显的是对《审判》的解读。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一场貌似庄严、实则荒唐无聊、蛮不讲理、无处申冤的“审 判”，实际上是一次莫明其妙的谋杀；主人公约瑟夫·K尽管作了英勇的自我辨护和反抗，最后还是不明不白地成了黑暗制度的牺牲品。在中文版的《卡夫卡全集》 (叶廷芳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审判”被译为“诉讼”，似乎也是这种社会学解释的体现。然而，残雪的艺术体验却使我们达到了另一种新的 维度和层次，即把整个审判看作主人公自己对自己的审判(“诉讼”的译法杜绝了这种理解的道路)。她在《艰难的启蒙——读〈审判〉》一文中开宗明义就说：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这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K从最初的自认为无罪，自我感觉良好，到逐渐陷入绝望，警觉到自己身上深重的罪孽(不一定是宗教的“原罪”，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即把自己当罪人来拷问)， 最后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并让自己的耻辱“长留人间”，以警醒世人(人生摆脱不了羞耻，应当知耻)：这决不是什么对法西斯或任何外在迫害的控诉，而是描述了 一个灵魂的挣扎、奋斗和彻悟。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肮脏和污秽，灵魂的内部法庭遍地狼藉，恶毒和兴灾乐祸的笑声令人恐惧，形同儿戏的草率后面隐藏着阴谋。 这是因为，这里不是上帝的光明正大的法庭，而是一个罪人自己审判自己。罪人审判罪人，必然会显得可笑，暧昧；但它本质上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甚至是这个世 界上唯一严肃的事情。真正可笑的是被告那一本正经的自我辨护，当然这种自我辨护出自生命的本能，是每个热爱生命的人都必定要积极投入的；但它缺乏自我意 识。不过反过来看，正是这种生命本能在促使审判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因为这种本能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没有犯罪，就没有对罪行的审判；而没有在自我辨护中进一 步犯罪(自我辨护本身就是一种罪，即狂妄自傲)，就没有对更深层次的罪行的进一步揭露。所以从形式上说，法律高高在上，铁面无情，不为罪行所动摇；但从过 程上看，“法律为罪行所吸引”，也就是为生命所吸引。法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正如神父所说的：“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但生 命的一切可歌可泣的努力奋斗，如果没有自审，都将是可笑的。然而，自审将使人的生命充满沉重的忏悔和羞愧，它是否会窒息生命的灿烂光辉呢?是否会使人觉得 生和死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宁可平静地(像K一样)接受死亡呢?这就是卡夫卡的问题，也是残雪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堡》中给出了另一种回答。
“城堡”是什么?城堡是生命的目的。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都隶属于它，它本身却隐藏在神秘的迷雾中。残雪写道：
“与城堡那坚不可摧、充满了理想光芒的所在相对照，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显得是那样的犹疑不定，举步维艰，没有轮廓。浑沌的浓雾侵蚀了所有的规则，一切都化为 模棱两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理想(克拉姆及与城堡有关的一切)在我们心中，神秘的、至高无上的城堡意志在我们的灵魂里……而城堡是什么呢?似乎是一种 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 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身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之光——读“城堡”(之一)》)
其实，只要我们按照残雪的眼光，把《审判》中的“法”不是看作外来的迫害，而是看作心灵自审的最高依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和“城堡”本质上是一个东 西。就是说，人的自审和人的生存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审判》中读到的神父所讲的那个晦涩的故事，实际上已经是《城堡》的雏形了。 故事说，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大门前，请看门人让他进去见法，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行，乡下人于是在门口等待，等了一辈子。临死前守门人才告诉他：“这道门是专 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乡下人错就错在，他不像《城堡》中的K那样胆大妄为，那样充满活力，他不知道，只有犯罪(如冲破守门人的阻拦，闯过 一道道门卫)才能接近法，才能按照法来评价和审视自己的生活。《城堡》中的K却是一个醒悟过来了的“乡下人”，他径直强行闯入了城堡外围的村落，并努力通 过一道一道的关卡：老板和老板娘，弗丽达，信使巴纳巴斯，奥尔伽和阿玛丽娅，助手们……这些都是城堡的守门人。如果你服从他们，他们便把你挡在门外，让你 一辈子无所作为；如果你骗过他们、征服他们，他们就成为你的导师和引路人。但这种生命的冲撞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天才和临机应变的智慧，以及“豁出去了”的决 心。《城堡》中的K与《审判》中的K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再自以为纯洁无辜，他的自审已成为他内心的一种本质结构，因而极大地释放和激发了他的生命 本能。正如残雪说的：
“K永远是那个迟钝的外乡人，永远需要谆谆的教导和不厌其烦的指点，他的本性总是有点愚顽的，可是他有良好的愿望，那梦里难忘的永恒的情人伴随着他，使他 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在通往城堡的小路上跋涉。但是K不再是纯粹的外乡人了，在经历了这样多的失望和沮丧之后，他显然成不了正式的村民了，他仍然要再一次的 犯错误，再一次的陷入泥淖，但每一次的错误，每一次的沦落，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放心的思想，这便是进村后的K与进村之前的K的不同之处”(《梦里难 忘……——读“城堡”(之二)》。
然而，不论K的思想境界有怎样的提高，不论他进入法的大门多么远，挨近城堡多么近，他与城堡或法的对峙是永远也无法完全解除的。直到最后，他与老死在法的 大门外的那个外乡人并没有根本的区别。“K又怎么料得到，那高高在上，永远也无法进入的圣地，竟是只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呢?村民们究竟是要引导他明白这一 点，还是要阻碍他达到这个认识呢?”(《城堡的形象——读“城堡”(之五)》)《城堡》与《审判》始终构成一个悬而未决的矛盾，双方谁也不能归结为谁，哪 一方也不比另一方更高明，因为这是人类永恒的矛盾：没有自我否定(自审)，生命就会沉沦；但没有生命，自我否定就无法启动；自我否定将否定生命，走向死 亡；但走向死亡的自我否定(向死而在的生存)不正是强健有力的生命的体现吗?生命本身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和自身冲突中从一个层次迈向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哪 怕其结局同样是死，但意义却大不相同。一朵娇弱的玫瑰比整个喜玛拉雅山更高贵。
(三)
除了对上述两个长篇的评论外，残雪对其他一些作品的评论也是饶有兴味的，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多面性。但万变不离其宗，贯穿于其中的核心思想 是对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根的思考。这种人性之根在过去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是潜伏着的、被掩藏着的，在今天却以赤裸裸的、骇人听闻的、 无法忍受的真实向人呈现出来，再次逼问人类一个终极的问题：活，还是不活?
《走向艺术的故乡——读卡夫卡“美国”》一文，揭示了卡夫卡艺术的这个人性之根的背景。卡夫卡在《美国》中，以象征的方式描述了现代艺术、包括他自己的艺 术所得以立足的那个现代人格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前提就是“被抛弃状态”。用残雪的话来说：“抛弃，实际上意味着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 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但这是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啊!矛盾与恐怖缠绕着 他，对温情的向往和回忆瓦解着他的决心。卡夫卡本人的惨痛经历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历程既锻炼人、又摧毁人的残酷性。他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结婚，企图用世俗的 快乐来缓和内心激烈的冲突。但他每次都毅然挺立起来，决心独自一人承担命运。夺去他生命的肺结核既是世界的象征，又是人性的象征。人生就是一场和自己与生 俱来的疾病相持不下的消耗战，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如果你自己撑不住了，那就是你的死期。由这种观点来读《美国》，它就透现出一种悲壮的意义，而决没有狄 更斯小说中那种可怜兮兮的“暴露”和“公理战胜”的满足；它勿宁是对“公理战胜”的一种反讽，是对真实的自由的阴郁的体认。在小说中，“卡夫卡正是一步步 走向自由，走向这种陌生的体验的。他的体验告诉他：自由就是孤立无援之恐怖，自由就是从悬崖坠下落地前的快感，对自由来说，人身上的所有东西全是累赘，全 都是要丢失的”。以为卡夫卡在揭露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虚假性，这种解读是多么肤浅!卡夫卡确实在“揭露”，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承担。这不是什么“虚假的”自 由，这就是自由本身，即自由的丑陋的真相，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承担它!现代艺术的故乡完全是建立在这种自由之上的，其创作和欣赏不光需要天才，而且需要勇 气。
《无法实现的证实——创造中的永恒痛苦之源，卡夫卡“一条狗的研究”读后感》这篇文章，同样切合“走向艺术的故乡”这一主题。这里直接谈论了艺术创作的实 际过程。《一条狗的研究》这篇小说与《饥饿艺术家》属于同一题材，小说中也有作为艺术家的“狗”通过饥饿、绝食来创造美的情节，但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得 多。我们看看残雪在文章中开头所开列的那个象征(隐喻)符号的能指—所指清单，便可见出卡夫卡艺术精神的内在构成的复杂性。只有残雪，凭借她那细腻的艺术 感觉和在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中罕见的强大的理性穿透力，才能深入这个结构的内部去作如此明察秋毫的解剖。这实际上也是残雪对自己的艺术自我的分析。理性 与非理性，生命的本能冲动与科学原则，个体与社会，现实和理想，生的体验和死的召唤，这是整整一部艺术心理学，但不是诉之于概念和论证，而是对感觉的理性 掌握或对原理(原则)的直接体悟。在其中，目的不是阐明艺术创造的隐秘机制，而是借助于对这种机制的揭示来表达一种浓郁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情绪。这种情绪 在《永恒的漂泊——读“猎人格拉库斯”》一文中更为直接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在人世和地狱之间永远流浪、永远无归宿无着落的苍凉之感。猎人格拉库斯本应去地 狱报到，但载他的船只开错了方向，他只好在世界上到处漂泊。这是残雪和卡夫卡对于做一名艺术家共同的内心体验：“漂泊，除了漂泊还是漂泊，独自一人”， “欲生不可，欲死不能”；人间的生活他已无法再加入，天堂又绝无他的份，“猎人的生活历程就是一切追求最高精神，但又无法割断与尘世的姻缘的人的历程”。
这种对创作情绪的自我分析或通过自我分析表达出来的创作情绪，同样也贯穿于残雪对其他几个短篇的解读中。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 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着“描述者的艺术自我”、“艺术良知”； 《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和祈祷者谈话》中，“祈祷者和‘我’是艺术家内心的两个魔鬼，既相互钳制，又相互鼓励、支撑，结成同盟 来对付那摧毁、覆盖一切的虚无感”；至于《地洞》，在残雪的解读下也不是什么现代社会下人无处可逃的处境的象征，而是艺术家内心的本真矛盾的体现，即艺术 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双重的恐惧使他在有与无之间来回奔忙，耗尽了精力，构筑出奇巧宏伟的艺术工程，同时“体验到了它那无法摆 脱的生存的痛苦”(引文均引自残雪各篇文章)。艺术家的生涯是人类一般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艺术家是当代人类一切苦难的精神上的承担者，是背负十字架的耶 稣；同时，艺术家又是人生意义的创造者，是黑暗中的光明、虚空中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有了艺术家，所以才有了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夫卡和残 雪都把艺术家灵魂的自我分析、自我深入当作自己艺术的最主要的题材了。这决不是什么“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闭门造车”和“主观虚构”，而正是一种 最深刻、置身于人类生活最尖端的生活。因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灵魂就是人类灵魂的代表(如鲁迅被公认为“民族魂”)，哪怕大众很难理解他、接近他，他也在 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创造在为大众做一种提高人类尊严、促进人类自我意识的工作，没有他们，大众将沉沦为精神动物。
(四)
现在我们要谈谈残雪和卡夫卡在气质上和精神生活上的一致性了，没有这个前提，一个艺术家即使带有美好的愿望，也是很难走进卡夫卡的精神王国的。残雪和卡夫 卡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都有一种桀傲不驯的内在性格，有一种承受苦难的勇气和守护孤独的殉道精神，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和透视本质的慧眼，有一 种自我反省、自我咀嚼、“向内深入”的坚定目标和忍受剧痛的坚强耐力，有一种置身于自我之外调侃自身、调侃自己的一切真诚的决心和痛苦的眼泪的魔鬼般的幽 默，有一种阴沉、绝望、一片漆黑然而却自愿向更黑暗处冒险闯入的不顾一切的蛮横，有一种自我分裂、有意将自己置于自相矛盾之中的恶作剧式的快感……当然， 也同样遭受到同时代人的误解和非议，卡夫卡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或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声筒，残雪也被说成是一个时代的“恶梦”和变态人格的妄想者。从作品 来看，两人的作品都展示了灵魂内部的各种层次、关系、矛盾冲突和不同阶段的反省历程，都体现了艺术家的、因而也是全人类的生存痛苦和理想追求，都如此主 观、内向、阴暗、充满忏悔意识，但也都如此强悍、不屈不挠，遍体鳞伤却永远在策划新的反抗。这真是本世纪世界文学中一种最有趣的奇观!这一奇观的产生，也 许是因为他们代表中、西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共同走入了“世纪末”的意境，并对两种文化中的人性之根进行了最彻底的反省的缘故吧。但这同时也就带来 了两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先从表层的艺术风格上来看。残雪与卡夫卡在风格上是十分接近的，例如两人都有大段大段滔滔不绝的议论和叙述，但语 言又同样的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话；他们都善于通过对话(包括内心的对话)来泄露说话者的心情；他们的每个人物都是象征性的，为的是表达一种情绪化的哲 理；他们的激情都很含蓄，而理智却很强健，至于感觉，则是全部写作的润滑剂。然而，卡夫卡仍然明显地继承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他能将不论多 么怪诞不经的情节描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纤毫毕现；而他的对话是如此合乎逻辑，几乎没有跳跃，凡是晦涩之处必定是思想本身的复杂和深邃所致。相反，残雪不大 看重外部的细节，其手法近似白描，其语言和对话跳跃性很大，甚至类如禅宗“公案”；在许多作品中，她致力于诗的语言的锤炼和诗的意境的传达。她有时让主人 公的内在自我直接现身乃至于抒情，这是卡夫卡决不可能的。后者在内心最深层次上仍然保持着客观描述的“心理现实主义”原则。
文化心态的影响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在主人公灵魂的塑造方面。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罪感文化”，这一点在卡夫卡的《审判》(及《致父亲的信》)中体现 得特别明显。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主要就体现在“知罪”上。在残雪的作品中，这一点被大大地弱化了。残雪可与《审判》相提并论的作品是《思想汇报》，其中的主 人公A君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体现为“知罪”，而是体现为“知错”；他虽然也有忏悔、甚至不断忏悔、永远忏悔的主题，但“忏悔神父”其实不过是主人公自 己，顶多是他的另一个自我，而决不代表彼岸世界的声音。因而这种忏悔基本上是对自己的愚顽不化、自以为是和不自觉的虚伪这些痼疾的启蒙；其中的痛苦是追求 不到真正的自我的痛苦，其中的恐惧只是面对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而不是面对地狱和惩罚的恐惧。实际上，如果真有地狱的话，残雪的主人公甚至会很高兴，因为终 于可以摆脱虚无的恐怖了，地狱的惩罚毕竟也是一种“生活”，它也许还可以用作艺术创造的题材!相反，在卡夫卡那里，对存在的恐惧和对虚无的恐惧几乎不相上 下(见《地洞》及残雪对它的评论)，所以约瑟夫·K在知罪时可以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甚至有种自杀的倾向。因此，总体看来，残雪的作品虽然也阴暗、邪恶、 绝望，充满污秽的情节和龌龊的形象，但却是进取的，在矛盾中不断冲撞、自强不息的。卡夫卡的作品则是退缩的、悲苦的、哀号着的，他的坚强主要表现在对罪恶 和痛苦的承担上，而不是主动出击。他的座右铭是：“每一个障碍都粉碎了我”。与此相关的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天人相分的传统，卡夫卡对理想的追求是对一个彼 岸世界“城堡”的追求，这个“城堡”是固定的，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呈现出它的轮廓，但就是追求不到，对它的追求构成了尘世的苦难历程；相反，残雪所追求的理 想却是随着主人公的追求而一步步地呈现出来的，在她的《历程》中(可与《城堡》相对照)，主人公(皮普准)对将要达到的更高境界在事前是一无所知的，只有 进入到这一更高境界，才恍然悟到比原先的境界已大大提高了，但仍然有另一个未知的更高境界在冥冥中期待着他。只有主人公内在的生存欲望是确定的，这种欲望 推动着他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不断提高、不断深入，这些村镇本身勿宁说对他显得是一些不断后退的目标。再者，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上，卡夫卡的人物 总是被他人拒斥、抛弃和冷落，一切关系都要靠主人公自己去建立，即使如此这种关系也是不可靠的，随时会丢失的；残雪的人物却总是处在不由自主的相互窥视、 关怀和互搅扰中，想摆脱都摆脱不掉，主人公常常是一切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当卡夫卡和残雪鼓吹同一个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时，他们的情绪氛围并不完全相 同：卡夫卡是对一切人怀着无限的温情，从“零余者”的心情中努力站立起来，鼓励自己走向孤独的旅途；残雪却是一面怀着兴灾乐祸的恶毒从人群中突围出来，一 面从更高的立足处(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克制着内心的厌恶去和常人厮混，去磨砺自己的灵魂。当然，这不光是文化的作用，而是与他们两人的不同性格有关：卡 夫卡的清高孤傲使他生性脆弱，容易受伤，残雪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更为坚韧和理性地面对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残雪对卡夫卡的评论中没有发现西方宗教精神对卡夫卡艺术创造的深刻影响。尽管卡夫卡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应当是 无法根除的，它事实上使卡夫卡后期转向了对犹太教的浓烈兴趣。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在这本书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残雪的卡夫卡”，或者说，残雪把卡夫卡 “残雪化”了。这是中国人一般说来可以理解和感觉到的一个卡夫卡。然而，正因为残雪所立足的人性根基从实质上说比宗教意识更深刻、更本源、更具普遍性，所 以她对卡夫卡的把握虽然没有直接考虑宗教这一维，但决不是没有丝毫宗教情怀；另一方面，也正由于绕过了西方人看待卡夫卡所不可避免的宗教眼光的局限，她的 把握在某些方面反而更接近本质，它是一个中国人在评论卡夫卡的国际性论坛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1997年10月31日，于珞珈山
恐惧中的执着——解读卡夫卡
[摘要]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作者以敏锐而深刻的人生体验，睿智而锋利的笔触，把读者深藏心底的感觉挑到意识的表层来，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到处充满着现代人的困惑与危机的世界。同时，卡夫卡以一种执着的信念，同他所感受到的异化世界中的恐惧作着抗争，并且把人的异化这样一个关系到人类本质的问题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来，激起人们对现存社会合理性的怀疑和对人性彻底解放的强烈愿望。表现主义小说因为有了卡夫卡，而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 卡夫卡；恐惧 ；执着 ；存在意义；异己社会
[中国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persistent in the dread
[Abstract] Kafaka’s creation is a complicated literary phenomenon, Basing on the acute and profound life experience, he clears the reader’s innermost feelings to the surface of the consciousness with a insight and caustic pen, and show us a world which is full of modern man’s perplexity and crisis. At the same time, Kafka fights against the fear he has been feeling in the alienated world with his persistent belief, and his vivid and vigorous explosi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the man, which is a subject(theme) related to the essence of the human. lead to people’s doubt abou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xtant society, and arouse their strong desire for the complete liberation of the human nature. It is Kafka who makes Expressionism fly its own colours in the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Kafka; dread; persistent;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lienated society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这位伟大的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业余创作的，他的一生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以《变形记》（1912）为代表的几十部中篇小说，以及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审判》（1914－1918）、《城堡》（1922）。
美国作家W·H·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1这位公认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以一种与荒诞的内容相适应的荒诞的形式，凭借着对人性的高度意识，成功地表现了他以及现代人所处的一个异化世界。他明显发现：人类文明是以悖论的形式发展的，它一方面似乎是发展了，但另一方面却是倒退了，这个悖论的思维方式支配着他的一切观点，甚至实际生活本身，这是使他困惑和痛苦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就是现代人的困惑的直接体现。
卡夫卡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大屠杀，时代的沉闷、窒息、动荡、混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我们死命追求的价值根本不是真正的价值，结果毁掉的东西却正是我们作为人的整个存在必须依赖的……，人类存在的支柱垮了，他们陷入了一片空虚之中，”2这种“空虚”就是卡夫卡所观察、体验到的现代人的困境所在：人们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至精神与信仰，追求与理想逐渐丧失，人们陷入于精神危机的世界。
因此，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着力表现出现代人的恐惧、沮丧的生存心态。这些精神危机源于他对生活最直接的感受，为了战胜恐惧、危机感，卡夫卡致力于文学创作，即使他最后被病魔击倒，他的文学创作仍是对生命的掌握和领悟的唯一奋争，也是对真理热切的探求。尽管在创作过程中荒诞绝望的世界让他产生了更巨大的恐惧——写作成了为魔鬼效劳的奖赏，成为一种带来死亡的恐惧。卡夫卡却没有因此放弃写作，并且面对着西方现代人的困境时，首当其冲地对生命的存在意义提出了质问与挑战。
一，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颤音
卡夫卡自始至终都在用冷漠的笔触描绘着一个怪诞、扭曲、灰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从个人生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出了毛病，阴错阳差，人完全失去了支配自己的主动性，他们被各种异己力量追逐着，控制着，压迫着。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孤独与无名的恐惧中不断地挣扎，企图达到某个境界，但是结果不仅徒劳无益，反而往往陷入更进一步的困境之中。正因为此，荒诞及恐惧的心理充斥着他们行动的始终，试以《地洞》为例：
《地洞》写于一九二三年冬天。写的是一只人化了的鼠类动物，为了保护自己，抵御大小动物的进攻，营造了一个既能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但这只动物又对自己营造的地洞是否安全可靠满腹狐疑，缺乏信心。
“我安安静静地住在我家的最里层，与此同时，敌人从某个什么地方慢慢地，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垒，向我逼近。”“而且威胁我的不仅有外面的敌人，地底下也有这样的敌人。” “有许多同类比我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我逃避了一个敌人，又落入另一个敌人之手，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的，唉，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3
于是它整天忧心忡忡，惴惴不安，对外面的世界怀着巨大的恐惧感，而在地洞中又形单影只，处于一种孤苦伶仃的悲惨境地。这是卡夫卡用拟人化的手法所写出的现代人的心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们在生存的压力下，既孤立无援又相互猜疑。同样就是卡夫卡对其所处环境的深切感受。
在卡夫卡去世前两年（1922年），他给好友勃罗德的信中写道：“我的脚下黑沉沉的一片，那捉摸不透的强大势力随心所欲地从中出来；置于我那结巴巴的话语于不顾，摧毁了我的生活。”4这“强大势力”所指的是什么？卡夫卡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感受？卡夫卡的心理世界又是怎样形成的？让我们走近卡夫卡所处的那个现实社会。去寻找答案。
卡夫卡生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的战乱时期，经过首次大战后的西方社会已是千疮百孔。自由、理性、公正、平等、人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淡、紧张，甚至充满敌意。战前正常的生活被彻底地打乱了。在这失去“理性”与“逻辑”的时代，谁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人们对前途充满了焦虑与迷惘，总觉得眼前的世界岌岌可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严重异化。冷漠、孤独、疏远、敌视替代了人类原本的亲善与和睦。金钱、权力、势力、媚俗构成畸形社会的大轴心，主宰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这个大轴心就是卡夫卡在致勃罗德的信中所指的“强大势力”的聚焦点。社会现实哪里还有真理、公正、正义、安全可言。《地洞》中那只动物的心态正是当时社会中普通小人物的心态的一种折射。动荡的社会扭曲了人的本性，使人坠入不可自拔的漩涡，危险潜伏在每一个可以达到自己身上的角落之中，人们无从摆脱。
当然，卡夫卡心理世界形成的原因还包括了卡夫卡自身的因素。卡夫卡粗暴强悍的父亲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卡夫卡在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描述出自己对父亲的一种特殊的恐惧感：
“您几乎从未真正的打过我，但是那种吼叫，您胀红的脸，那种迅速解下裤子背带，放在椅上备用的动作在我的眼里几乎比打更可怕，就像是把人吊起来似的，如果他真的被吊上绞架，他接着就死去了，从而一了百了。可是，如果他不得不亲身经历上绞架的一切准备活动，直到套圈在面前晃动时，才得知他被宽恕了，那么，他将一辈子摆脱不了这个阴影。”5
在卡夫卡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神秘莫测的特性。” 6“您坐在您的靠背椅中主宰着世界。”7于是，卡夫卡“在自己家庭中，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8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难以沟通，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远，生活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于是，这严重影响了卡夫卡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他的抑郁、焦虑、失望、痛苦。
卡夫卡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意象：“不停地想象着一把宽阔的熏肉切刀，它极迅速地以机械的均匀从一边切入我的体内，切出很薄的片，它们在迅速的切削动作中几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9这是针对自我的暴力，或者说是一个凌迟的过程，其根源就是来自孤独的恐惧和与他人交往的恐惧，同时也是时代的纷乱，社会统治制度的束缚及父亲的权威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然而面对恐惧，卡夫卡并没有束手就缚，而是在自我封闭的写作中，把文学创作看作是挑战恐惧的唯一斗争方式和战斗的武器。并且他毕生都在操着文学这一武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一方面不断向社会、外界制度挑战，一方面又不断向自我内心中的不自信、惶恐、孤独、恐惧、绝望挑战。
二，对异化世界的抗争
真正的艺术就是要大胆地揭示生活的本质，把读者深藏心底的感觉挑到意识的表层来。这就要艺术家具有对生活的洞察能力，特别是对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现象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卡夫卡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斗争感。他的作品通过对奥匈帝国的社会图像的描述，揭示了异己力量以何种方式促进社会的异化。
《城堡》成功地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异化了的社会。Ｋ是受城堡应聘而来的土地测量员。他在雪夜的后半夜到达城堡的附近，然后一直想方设法找进入城堡的机会，为能见到最高长官以批准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庄安家落户。他用尽种种手段，却仍然没能进入城堡。与此同时，Ｋ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发出招聘土地测量,员的信函，只是城堡的官方一件出了差错的事件。并且Ｋ还了解到城堡的官僚体制的极其荒诞。各级官员关系复杂，勾心斗角，阴谋暗算，等级森严，做事按部就班，外看组织严密，实际空洞不合理。在城堡的官员办公室：
“文件堆满了四面的墙壁……，成捆的公文还陆续不断的送进来，”10“官员们忙于处理事件，却只是站在桌边，在书桌上并排放着一本本翻开的大书，他们并不盯着一本书看，也没有交换书本，而是不停地交换站的地方。”11“录事员坐在矮桌边等候口授记录，但官员从不明确地发布命令，也不会口授指示，只不过在看书时说着什么话……。”“录事员为了听清这些悄声细语，得跳起来听，再坐下写，忙个不停。”12
更让Ｋ惊讶的是这极其荒诞的统治机构又是如此的庞大复杂，且代表着最高的权威力量，使城堡的村民老百姓甘愿为奴。
从本质上分析，这是一个个普通老百姓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异化给了“城堡”。从而使“城堡”拥有了对每个人的绝对权威，其结果是个别人大权在握，绝大多数人却处于无权状态。我们不难发现，这“城堡”的原形就是奥匈帝国。众所周知，奥匈帝国一方面实施封建官僚体制，一方面又有着资本主义的庞大结构及专制主义制度，政府和法律极其残酷的压迫着人们，束缚了人的自由，使人们根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精神所在。因此，在统治阶级的权威之下，人的力量被异化了，就象城堡的村民对城堡的软弱和屈从，使城堡的权威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转而反过来统治并束缚了他们。
在甘于被统治的人面前，权威是合理的。然而在Ｋ这样一个外来者的眼里，合理恰恰是不合理。卡夫卡以Ｋ的形象来揭示城堡这个异己社会的不合理，实际上是他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体验。
首先，卡夫卡是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被他人排斥、歧视；而作为讲德语的人，因为统治者讲德语，在他人攻击统治阶级时又攻击了他。显然，卡夫卡经历了同样是外来者的尴尬。正因为此，卡夫卡才处于这个异化社会之外，能居高临下的俯瞰这个社会的一切，以一种可靠的观察态度观察事实的荒诞。
其次，卡夫卡在现实中同他人始终格格不入，如同Ｋ与村民的难以沟通，因为在荒诞的统治下，人们自由平等的权力已经被传统惯例、法律、官僚主义所支配的权力所取代。人们在权威与平民的两极生存，拒绝外来者的尴尬。
卡夫卡把他的经历折射到了《城堡》中。尽管这部小说没有表明结局，但我们可以看到，在Ｋ面对城堡荒诞的统治机构时，所做的是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获得生命自由存在的权力。从K抵达村庄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到此来接受一份工作，从而安家落户。他知道这必须要通过斗争来进取，于是他企图进入城堡来获取应有的生命自由权力，且从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即使最后全部的努力都化为泡影，他仍寄希望于明天。《城堡》以这种开放式的结构给予了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成功的意义在于努力的过程，而不在于到达；并且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摆脱身上的枷锁，为自己争取到自由和存在的意义。卡夫卡本人即是如此，他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奋争的武器，去揭示异化社会的荒诞不合理，去寻求生命中最深沉雄厚的力量和最有价值的生存意义。
对人的存在状态的阐释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学现象，是他自身的丰富感受和生活体验的再现。他创造出的充满恐惧的荒诞世界，体现了人的内心世界和自我存在的实质。
从《地洞》中的小动物，到《城堡》中的Ｋ，其存在的实质意义体现在，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理想，地洞中的小动物为了能够安全地生活，Ｋ为了能够拥有生存的自由权力。他们自始至终都在为这些努力。把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概括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这都是现代人最美好的愿望：安定的生存环境、生存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力。在卡夫卡创造出来的荒诞世界里，他们是否会实现各自的理想？卡夫卡没有告诉我们真正的结局。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也没有找到答案。
因为在卡夫卡看来，现实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现实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政治机构、物质和技术发展早已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监狱，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就意味着被关押成囚徒。
“人类回归到动物。这些人的生活要简单多了，他们混在兽群里，穿过城市的街道去工作，去槽边吃食，去消遣娱乐。这是精确算计好了的生活，象在公事房一样，没有奇迹，因此人们宁可在自己做好的铁栅栏里窒息而死。”13
卡夫卡把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大囚牢。人们丧失了精神与信仰，追求与理想，以至于回归于动物的生活。卡夫卡揭示了人类的真实生存环境，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说，人既要生存，就必须劳动，工作。为此就必须选择一个职业或身份。然而，反过来人也不由自主地被这个职业或身份所要履行的义务所束缚。
我们所熟悉的卡夫卡的《变形记》，更是形象地表现了人为谋生而不得不从事的所谓职业，是如何压迫人的精神和肉体，甚至“把人自己的身体也从他那里异化了出去。”14小说主人公为了养活全家，从事着旅行推销员这个他不喜欢的职业。每天必须跑来跑去工作，还要受上司的斥责和压迫。
然而，最后他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在家人的疏远、冷漠对待下默默死去。他一直渴望着一种美好的新生活，却始终没有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社会制度对人的压迫、束缚，在这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人失去了生存的自由，被异化成了动物。
写《变形记》时，卡夫卡正处于文学创作与保险公司事业的冲突之中。事实上，他一生也都在经历这样的冲突。卡夫卡作为家里的长子，一个成年的男人，他不得不以工资收入来表明他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一边干着他不喜欢的保险公司的工作，一边写作，以至于“有时候相信自己几乎听见自己被写作为一方，办公室为另一方碾得粉碎的声音。”15生活于这种痛苦、残酷的现实，卡夫卡同样也陷入了现代人的困境中。
但是卡夫卡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抗争。他在作品中从来不谈上帝，他说过“上帝、生活、真理——只是我们给予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16他认为上帝只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每个人对它都有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上帝，自己的保护者和判断人。在一个瓦解的时代，一个人要活下去，必须找到自己的信仰。因此，他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文学创作，以极度冷静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语言来描写人间悲剧，来表现人与命运的抗争。他执着于一个不可摧毁的纯真观念：人应该像人一样地生活，因为在他心中存在着与恶相对抗的另一种力量，而且是同样的强有力，那就是他一再提到的“不可摧毁性”。我们看到《城堡》中Ｋ虽然势单力薄，但是他与庞大的城堡对抗着，并没有因为重重困难，或者孤独绝望而放弃自己坚持追求的目的和理想，就连《地洞》中的小动物，在巨大的恐惧中，为想要的安全洞穴，也终日不停地忙碌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结局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追求理想的决心和行动，人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体现出存在价值。正如卡夫卡本人所追求的文学创作事业，实际上是一场恐惧与现实进行的战斗，他明白这场战斗“就像在什么地方的一片林中空地上正在进行的一场战斗。”17但他早就坚定好了战斗的决心：
“不要绝望，即使是对于你并不感到绝望的东西，你自以为已经山穷水尽，而这时却产生了新的力量，这正是称之为生活东西……”18 “到雨中去吧，让它的铁箭把你刺穿……，无论如何要留下，等待，站立着，阳光会突然浸透你的全身，直到永远。”19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变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临终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新的伟大的诗篇的序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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