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迈克尔·里德帕思1995年出版的处女作。
在英国伦敦的德琼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里，昔日的奥林匹克长跑铜牌得主保罗·默里在担任欧洲债券交易员仅半年的时间里，便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出众才华赢得了上司的赏识和客户的信赖。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证券交易市场大展宏图之际，在一次交易中，他偶然发现了一桩跨国集资舞弊案，导致了德琼公司一笔巨额资金的流失。他决定将此事禀报上司汉密尔顿先生，而就在这时，他的同事和好友蔡特小姐却神秘地遭人暗杀。他顿觉此案的严重与复杂，但为了伸张正义，查明杀人元凶，揭露舞弊阴谋，他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艰难的明查暗访，掌握了许多确凿的证据，因而，他也成了舞弊案阴谋团伙的追杀目标，险遭毒手，但他不畏艰险，在同事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将一个跨国投机团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章



　　转眼之间，不出半小时的工夫，我就损失了50万美元。正在这当儿，咖啡机又坏了。今天看来情况不妙，要倒霉了。5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而此刻我又非常需要来一杯咖啡。
　　这是7月里一个静谧的星期二，开始时一切正常。在德琼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里，我的老板汉密尔顿·麦肯齐外出不在。我一边重新阅读着刊登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乏味的报道，一边哈欠连天。那篇报道是有关昨天的一件虚张声势而无实际意义的事情。我周围的那些交易台半数以上都空着；有的人外出公干，有的人休假去了，电话机和证券票据七零八落地摊散在无人问津的台面上。其他地方也混乱无序，糟糕一团。办公室使人觉得像一个图书馆，而不是交易室。
　　我抬眼朝窗外望去。伦敦城那一幢幢灰不溜秋的高楼默默矗立，直指苍穹；下面街道上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暑气。我注意到，在西面一百码处，一只茶隼在绕着商会保险大厦的楼顶翱翔空中。赫赫有名的金融中心陷入了休眠状态，很难使人相信那个沉睡的世界里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我面前的电话板上，一盏孤灯闪烁起来。我拿起电话听筒，“喂？”
　　“保罗吗？我是卡什。它来了，我们正在做。”
　　从那浓重的纽约口音里，我听出来是卡什·卡拉汉。他是美国一家大投资银行——布龙菲尔德-韦斯银行——的“生产能手”。他声音里流露出的急促口气使我在椅子上有点儿坐不住了。
　　“什么来了？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10分钟之内就要进新瑞典债券了。你想知道价格吗？”
　　“是的，请讲。”
　　“那好。债券金额为5亿美元，9.25％的息票。10年期，开盘价是99。收益率为9.41％。清楚了吗？”
　　“清楚了。”
　　瑞典人正在通过发行欧洲债券的办法借贷5亿美元。他们以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为包销商。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任务就是把债券卖给投资人；“欧洲”的意思是指该债券可以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人，而决定是否买下它正是我的工作。
　　“9.41％是个很不错的收益率，”卡什继续说道。“10年期的意大利债券收益率是9.38％，而且没有谁认为意大利债券能与瑞典债券媲美。加拿大债券更能说明问题，其收益率只有9.25％，这还用得着多想嘛。这债券定会看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要不要我给你买下1千万？”
　　即使是在市场行情最好的情况下，卡什的销售热情也是十分的高涨。现在手上有5亿美元要抛售，他更是兴奋得不知天南地北了。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在计算器上揿了几个键。如果新债券的收益率真是跌到加拿大债券9.25％的话，那意味着售价将从99升到100。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说，迅速以原始发盘价买下债券都会获得可观的利润。当然，如果债券发行失利，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将不得不降低售价，一直降到该债券的收益率高到足以吸引买主为止。
　　“等一等。这笔交易我得考虑考虑。”
　　“行。但你要快点，你该知道我们已经给了东京3个亿。”电话挂断了，卡什又忙着去接下一个电话。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收集信息再作出决定。我敲出了哈里森兄弟公司推销员戴维·巴勒特的电话号码。我把卡什的话对戴维重复了一遍，并征求他对这笔交易的意见。
　　“我不喜欢它，听起来是个好价，但你还记得两星期以前上市的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有多么糟糕吗？眼下没有人购买欧洲债券。我想我在英国的客户谁也不会去买它的。”戴维那清清楚楚不紧不慢的语调透着颇有分量的经验之谈和分析洞澈的真知灼见。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判断都准确无误，因而他拥有一批忠实的客户。
　　“你的看法非常有帮助，谢谢。”说完，我挂上了电话。
　　又一盏灯闪烁起来。这回是克莱尔·杜哈梅尔来的电话。她是一个能言善辩，很有说服力的法国女人，为洛桑-日内瓦银行出售债券。
　　“保罗，你好，日子过得怎么样？你今天准备从我这儿买点债券吗？”她那低沉而沙哑的口音是经过精心斟酌的，甚至铁石心肠的客户听了也难免不为之动心。
　　那天上午，我无暇听克莱尔在电话上调情闲聊。尽管她竭力藏而不露，但她确实具有过人的判断力，我急需倾听她的意见。“你认为新瑞典债券怎么样？”
　　“简直可笑！那不过是个蹩脚货，十足的蹩脚货，我讨厌眼下的市场行情，我的客户以及我的交易员也有同感。实际上，要是你想购买债券的话，我敢保证他们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你。”
　　她的意思是她的交易员对新瑞典债券毫无好感，一旦该债券上市，他们将设法把债券抛出去，以期今后以更便宜的价格重新吃进。
　　“布龙菲尔德-韦斯银行说这笔交易的大部分已经投放到东京市场了。”
　　克莱尔略带愠怒地答道：“我得眼见为实。当心点，保罗。很多人由于听信卡什·卡拉汉的话赔了大钱。”
　　接下来几分钟里，我面前仪表板上的指示灯频频闪烁，推销员们纷纷来电话洽谈生意，他们中没有一人喜欢这种债券。
　　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我叫我们的助手卡伦把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挡回去，我喜欢这笔交易。眼下市场非常疲软是事实，两星期以前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进展不利也是事实。但是，打那以来不曾发行过新的债券，我感觉到投资者都手攥现金等待着购进合适的债券。这新瑞典债券很可能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其收益率显然颇具吸引力。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日本方面。如果卡什说的是实话，他们的5亿美元债券真的已经在日本售出3亿的话，那么，这笔交易会非常看好。但是，我该相信卡什吗？他该不是把我这个在证券市场仅仅滚打了6个月的28岁的新手当傻瓜吧？要是汉密尔顿在这儿，他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环顾一下四周。我想应该与杰夫·理查兹讨论一下此事。杰夫是汉密尔顿的副手，负责本公司在货币和利率方面的战略目标。但此君凡事都喜欢以极其精确的经济分析为依据。他可不喜欢做新债券交易。我朝他的办公桌望过去，见他正在把一本统计帐簿上的数字输入计算机，最好还是别去惊动他。
　　除了卡伦之外，办公室里仅有的另一个人是戴比·蔡特。直到前不久，她一直在从事由本公司控制的资金的管理工作。两个月前她才上交易台，经验甚至比我还少。但是，她思维敏锐，我经常与她讨论一些看法。她的交易台就在我旁边，她坐在那儿，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想从她脸上寻找决定。
　　“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问题，不过，还不至于要自杀吧。”她说道。“你看上去像是要跳窗似的。”她那宽宽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向她回报以微笑。“只是在考虑，”我说。我向她简单地讲了讲卡什所说的新瑞典债券的情况，以及他的竞争者对这笔交易所缺乏的热情。
　　戴比仔细倾听着。她思索了片刻之后说道：“嗯，如果卡什喜欢这债券，我便压根儿碰都不去碰它。”她扔给我一份《每日邮报》。“你要是真想把我们客户的钱赌光的话，为什么不在保险点的东西上下赌呢，如坎普顿公园赛马场4点30分的那场赛马？”
　　我把报纸扔进了字纸篓。“说正经的，我认为这债券也许有利可图。”
　　“我也说正经的，如果卡什搅在里面，就别做。”她说道。
　　“要是汉密尔顿在这儿，我肯定他会介入的。”我说。
　　“那好，你去问问他。现在他该回到旅馆了。”
　　她说对了。那天，汉密尔顿在东京花了一天时间与那些资金由我行管理的机构进行洽谈。现在，会议应该结束了。
　　我转身对卡伦说：“给我接通汉密尔顿的电话。我想，他住在帝国大饭店，快一点。”
　　我还有两三分钟时间。卡伦只花了一分钟就在汉密尔顿下榻的旅馆里找到了他。
　　“你好，汉密尔顿。很抱歉晚上打搅你。”我说。
　　“没关系。我只不过是在补看一些材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此犯愁。这个所谓的‘研究’全是胡说八道。发生什么事啦？”
　　我概括地汇报了一下新瑞典债券那笔交易，并重复了戴维、克莱尔和其他人的否定意见。然后，我把卡什说的关于日本市场动态的话告诉了他。
　　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我听到了汉密尔顿那带着淡淡的苏格兰语调的温和而镇静的声音。这声音宛如一杯上好麦芽酿造的威士忌，顿时抚平了我的紧张情绪。“非常有趣。保罗，我们也许可以在这笔交易上做点文章，小伙子。今天上午，我和两家人寿保险公司谈过了。他们都说对美国的股票市场颇为担忧，并且一直在大量抛售股票。他们有几亿美元要投放债券市场，但一直在等待一种新发行的大宗债券，这样他们便可吃进他们想买的数量。日本人你是了解的，如果他们两家都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可能还有5、6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这么说，卡什说的也许是实话？”
　　“这事虽然好像有些离奇，但情况也许正是如此。”
　　“那么，我买它1千万？”
　　“不。”
　　“不？”我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听汉密尔顿刚才的话音，这笔买卖好像有利可图。
　　“买1个亿。”
　　“1亿美元？拿定主意了，在一笔人人不喜欢的交易上投这么多钱，好像太多了。实际上，不管是投在哪笔交易上，这钱好像都太多了。我肯定我们手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那好，卖掉一些其他债券。听着，保罗。赚大钱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现在机会来了。买1亿。”
　　“好。今天晚上你一直呆在旅馆里吗？”
　　“是的，不过，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所以，你不到万不得已，就别打扰我。”汉密尔顿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买1亿美元可是要冒大风险的，极大的风险。如果我们打错了算盘，我们的损失会把我们全年的功绩毁于一旦，而且很难对那些把钱委托于我行的机构或个人解释清楚。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真的买下了3亿美元的话，再加上我们买的1亿美元，那么只剩下1亿美元供其他人购买。汉密尔顿素以偶然会冒成败参半的风险，并能险胜而名闻遐迩。
　　一盏指示灯闪烁起来，是卡什来的电话。
　　“我们现在正在发售债券。伙计，想好没有？想不想买1千万？我觉得这种债券运气不错。咱们在这上面好好赚它一笔！”
　　“我要买1个亿。”当我缓慢而审慎地说出口时，喉头一阵发紧。
　　甚至连卡什听到这个数字也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只听见话筒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哇！”他让我足足等了五秒钟。
　　“买1个亿我们就不能照99算了。我们可以按99卖给你5千万，但另外5千万，我们得按99.20算。”
　　我要是依了饶了他，我就不是人。
　　“听着，你我都知道市场上其他人都不喜欢这笔交易。我不过是碰巧喜欢上它了，但我只出价99。要么按99的价格买1个亿，要么就一个子儿不买。”
　　“保罗，你不明白这些事的运作方法。如果你要买那么多债券，你必须得按时付款。”
　　卡什连哄带骗的腔调使我十分恼火。
　　“按99卖1个亿给我，要不然你就留着你那些蹩脚货吧。”
　　一时沉寂无声。然后，卡什开口说话了：“好吧，你赢了。我们以99的价格卖给你1亿美元新瑞典债券。”
　　放下电话听筒时，我的手直发抖。这是我有生以来经手的最大一笔买卖。顶着市场上其他人的不同意见，拿1亿美元打赌，使我不禁有点儿胆战心惊。我的脑海里幻想着种种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全盘皆错怎么办？倘若在随后的几分钟之内，我们损失了数十万美元怎么办？我们将如何向德琼先生解释此事呢？我们又怎样对把钱托付给我们的那些机构交代呢？
　　不能老这样想，我必须把这些假定推测从头脑里统统赶出去。我必须把我头脑中情绪化的胡乱猜测变成精确可靠的计算，我必须放松，我注意到自己紧握电话听筒的手指关节都泛白了。我强迫自己放开了手。
　　面前的几个指示灯都在闪烁，我抓起其中一个受话器，是克莱尔。
　　“我怎么跟你说的？十足的蹩脚货。你买了没有？”
　　“对，说实话，我们确实买了一些。”
　　“噢，不。”听起来她深表同情。“我们真的得对那个卡什提防着点。不过，如果你们还想再买一些的话，你们知道该买谁的。我们的价格是98.90。”
　　“不了，谢谢。再见。”
　　这么说，洛桑-日内瓦银行已经在以低于99的原始售价出售债券了。但是，克莱尔曾提到过他们准备卖空他们没有的债券，以期今后再回购，怪不得他们的售价低。
　　我拿起另一个电话。
　　“你好，保罗，我是戴维。你们买了新瑞典债券吗？”
　　“买了一点。”
　　“噢，这种债券正在陡跌。我们正在递盘的价格是98.75，以98.80的价格出售债券。我的客户们没一个喜欢它。”
　　噢，天哪，全都乱套了，价格正在暴跌。按买入价98.75算，我已经损失了25万美元。就这么认了？我想起一句老话，“减少损失，利润打滚。”接着，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话，“主意一定，切勿三心二意。”这话太有启发了。动动脑筋，保罗，好好动动脑筋。
　　又一条电话线信号灯闪烁起来，又是克莱尔。“看起来，这种债券的情况恐怕不妙。现在我们的出价是98.50。到处都是抛售债券的人，这种债券看来只会下跌了，你想采取什么措施吗？”
　　98.50！现在我要赔50万美元啦。我内心里一个声音尖叫道：“抛！”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控制住了自己，以平静、嘶哑的声音回答道：“不，眼下不想采取任何措施，谢谢你。”
　　我往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卡什。
　　“这笔买卖是怎么回事？我原想你已经卖出大部分了吧？”我问道，勉强控制住自己的声音，没有叫喊起来。
　　“放松点，保罗。我们卖给日本市场3个亿。我们卖给你1个亿，我们卖给一个美国人5千万。我们从其他交易人手里买进了大约5千万，加起来一共5个亿。瞧，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
　　我真想对他尖声大叫一通，我真想在电话里痛骂他一顿，但我没那样做，我只是轻声对他说了声“再见”。
　　我觉得受骗了，被出卖了，最糟糕的是我感觉自己愚蠢之极。对于市场行情，谁都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只有傻瓜才会把1亿美元托付给卡什·卡拉汉。当这种债券的暴跌已经成为事实时，他竟然还不承认自己的谎言。我设法给身在东京的汉密尔顿打电话，但是找不到他。我让卡伦继续打电话，自己却苦思冥想，希望能想出个最佳方案，以便把这笔糟糕的交易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此期间，我的整个身心全系于电话的另一端。我第一次抬起头来，看见戴比正在看着我。她一直在注视着发生的一切。那似乎始终挂在她嘴边的微笑已不见了踪影，满脸露出忧虑的神色。
　　“你刚才说的跳窗是什么意思？”我说，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她挤出一丝微笑，但随即又是满脸愁云。
　　“有什么主意吗？”我问道。
　　戴比眉峰紧蹙了片刻，我不该问她，解决这个问题无魔法可言，再说我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大纰漏的责任推诿于她。然而，在她停顿不语的当儿，我发觉自己竟然希望她能指出一个我曾忽略了的简单的解决方法。
　　“你可以抛售嘛。”她说道。
　　我是可以抛售，但要损失50万美元，很可能还会丢了工作。或者我干脆束手静坐，甘冒更大损失的风险。
　　我突然非常渴望来一杯咖啡，以帮助我思考，或者说至少让我手里握着点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朝交易室一角走过去，那儿有一台咖啡机，供应“地道的”过滤咖啡。虽然这种咖啡的味道比速溶咖啡还要糟糕，但是所含咖啡因要浓些。我揿了一个按钮，拉了一下拉杆，什么也没有出来，我用手侧砰砰敲打着咖啡机，仍然毫无动静。我对准咖啡机底座狠狠踢了一脚，踢出了一个小凹痕，获得了几分发泄的快感，然后大步走回我的交易台。
　　想想看！如果卡什撒了谎——似乎十有八九是这样——那么肯定还有大量未售出的债券待售，所以价格一时也不会上涨。但是，以98.50的价格，该债券现在的收益率是9.49％，这比类似品级的任何其他欧洲债券的收益率都要高，价格迟早总是会反弹的。如果卡什是撒谎的话，我不应该抛，而是应该紧握不撒手。只要沉住气，耐下心来，我也许能够挽回损失，甚至还可能赚上一笔。
　　要是卡什没有撒谎呢？要是所有其他交易员全部错了呢？要是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真的已卖给日本3亿美元债券了呢？那样的话，一旦其他交易员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将被迫补进他们的空头，换句话说，就会买回他们不久以前卖空的债券。那时，价格将会直线上升。到那时，凡是现在有魄力，有胆量买下更多债券的人，都可能会发一笔大财。
　　这事我越琢磨越觉得卡什说的很可能是实话。我虽然不信任卡什，但我信得过汉密尔顿。如果汉密尔顿相信日本人会购买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新债券，那很可能他们已经买了。我如何分辨得出孰是孰非呢？
　　主意来了。虽然这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成功的话，报偿是相当可观的，我来不及与汉密尔顿切磋核实，要想成功的话，我现在就必须动手。
　　我打电话给卡什，在他接电话的一眨眼工夫间，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要是价格合适的话，我想再买5千万。”我的声音听起来如此沉着镇定，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卡什大笑起来：“这就对了，保罗！让咱们从中发笔财吧！请稍候。”
　　这话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推销员来说，债券卖得越多，所得佣主也就越多。不管怎么说，至少卡什可以赚一笔。真正的考验要等卡什查询后报出价格。如果仍有几千万债券待售，那么他就会马上回来报出一个便宜的价格。那样的话，我就得想法抛掉手中购买的债券。如果他们真的已售出所有债券，那他就会找出种种借口，报出高价。
　　我等了大概只有1分钟，却好像过了10分钟似的。终于，卡什出现在电话的那一头。
　　“很抱歉，我们恐怕只能设法弄到1千万，而且价格只能按99算。”
　　从他的话音中听得出来，他以为以高于他的竞争对手的报价半个点的价格，提供少于我想购买数额的债券会遭到我的抗议。他想错了，我没有动怒。这是个机会，我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好吧，我出99的价格买1千万。”
　　我必须行动迅速，下一个电话是打给克莱尔的。
　　“你还急于抛售新瑞典债券吗？”我问道。
　　“噢，那当然啰。”她的声调显然很愉快。“我可以98.50的价格卖一些给你。”
　　“很好，我买2千万。”
　　我又打了两个电话，设法以98.60的价格又吃进了1千5百万。这样，我拥有的债券总数达到了1.45亿美元。于是，我坐下来静等，我虽然仍感到紧张，但这是猎手的紧张，而决非被猎者的惶恐。
　　这种紧张没有持续多久，不出两分钟时间，指示灯便接二连三地闪烁起来，交易员纷纷出价买债券。他们的出价从98.60升到98.75，又升到98.90。这时，戴维·巴勒特来电话了。
　　“我愿出99.10买2千万那些瑞典债券。”他说。
　　“对于这样一种前景不怎么样的债券来说，这个出价可够高的。”我取笑他说，抑制不住声音中的异常欣快感。
　　“这事挺滑稽的，”他说。“起先，价格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跌了下去。然后，有人在什么地方买进了一些债券。打那以后，交易员们便一直在抢着补进他们的空头，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债券。这样，他们就把价格抬上去了。最有趣的是我的几个英国客户，他们已经袖手旁观了一个月，却突然脑子发热要买这种债券。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有价值，而且其飞涨的价格使他们唯恐在整个市场上错过一次升值的机会。”
　　我卖给戴维2千万美元债券，在那天剩余的时间里又抛出了7千5百万美元。特别是克莱尔，一直在乞求不止。洛桑-日内瓦银行在那种债券上损失惨重。我决定留下5千万美元，理由是在今后的一两个星期内，它也许还会进一步升值，同时，我还卖掉了一些其他债券，以筹措现金准备吃进，我计算了一下总收益。那一天，我实现利润近40万美元，余下的5千万美元上还可以再得30万美元利润。
　　我猛地往椅背上一靠，感到精疲力尽，我好像体力上已经彻底垮了。过去几小时里的紧张、兴奋和大汗已经使我浑身瘫软。但是，我的买卖成功了，而且是巨大的成功。无论汉密尔顿会说什么，他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对付市场并赢得市场是股什么滋味。这滋味感觉还不错，我已向自己证明，我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一名出类拔萃的交易员。我希望我也向汉密尔顿证明了这一点。
　　“行了，瞧你美滋滋的样子。”戴比打断了我的思绪。“要是哪天下午，你还有靠卖弄小聪明获得成功机会的话，跟我说一声。我敢肯定二手轿车生意对于你这样的聪明人来说会有赚头的。对了，你怎么不请我喝一杯啊？”
　　“怎么老要我买酒请客呢？难道公司不付你薪水啊？”我说着穿上了外套。
　　我想起一件事，“等一等，我得再打个电话。”
　　我拨了帝国饭店的号码。当我要求接通汉密尔顿·麦肯齐的房间电话时，接线员告诉我他已留下口信，特意关照请勿打扰。我对这人的沉着冷静感到惊叹不已。这么大一笔钱生死未卜，他却故意采取回避措施，不愿得知结果。这只能说明他非常信任我，让我独自一人处理这笔交易，如往常一样，他是正确的。
　　我仍然沾沾自喜，满面春风。我关掉机器，跟着戴比向电梯口走去，留下杰夫依然埋头于他的统计报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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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火车摇摇晃晃，缓缓地停在了伦敦大火纪念塔站。大约有四分之一旅客默默地站起身来，择路穿过车厢移向车门口，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下车踏上月台，走上不长一段楼梯，穿过检票口，出站走进了7月的阳光里。公司职员在那儿各奔东西，又碰上从伦敦桥上乱哄哄拥下来的更大的人群。我加入到走上格雷斯教堂大街的人流中，朝着位于毕晓普斯门大街的办公室走去。几个走错路的人与正在前进的人群逆向而行，拼命推挤着朝街另一头走去。他们由于鲁莽而被人们推来推去。自从“大爆炸”改革①以来，上班族们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因为推销员、交易员和结算人员都想尽力做到自己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交易台上与东京，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巴林通话的人。
　　
　　①指伦敦证券交易所1986年12月的改革，内容包括取消固定回扣、依靠计算机信息来控制市场等。

　　尽管这支大军的目的似乎是一致的，即去工作，去赚钱，但是作为个体，不论男女，又都有着各自的担心、忧虑和责任。有时候，我会冲进拥挤的人群中，急切地想立即到达我的交易台，马上解决头天夜里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问题。有时候，我会步履拖沓，任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因为我想拖延与前一天的坏交易进行不可规避的对抗。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随着人流移动，头脑仍然昏昏沉沉，不知那天要做些什么事，直到坐下来，手中端了杯咖啡，脑子才清醒过来。
　　不过，今天我却飘飘然于九天之上。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我赚了40万美元，谁知道在今后24小时内，我又会赚多少呢？我有一种不合理性的信念，觉得凡是我经手的买卖都会使小钱生大钱。我知道这种情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在我能够享受时，我应该尽情享受。最终，运气会离我而去，连成败参半的买卖都会与我无缘。煮熟的鸭子会飞走，十拿九稳的买卖也会因未预见之事而泡汤，我的计算机将会出现检测不出的病毒。我的工作就像一种药性大起大落的毒品，这种工作会使人上瘾吗？也许会吧。
　　比起我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工作的那家美国大银行来说，这种工作当然更富有刺激性。在这之前，我在信贷部干了6年，对从银行贷款的那些公司进行分析，我必须决定这些公司是否具备还贷能力。这是一个需要聪明才智的有趣的工作。但是，银行方面却倾其所能使这种工作变得枯燥无味。信贷部看上去像一个灰蒙蒙的工厂，里面有许多面色苍白的工人，每星期有工作定额，必须交出若干页数的分析材料。
　　但这工作倒挺适合我，该银行对我的作息时间深表理解。他们显然认为这事关良好的公共关系。伦敦办事处的总经理是个美国人，以前曾是大学足球队队员，一个热心的体育迷。我上班无论是迟到或早退，他都无所谓，休假日计算得也不严；不带薪水的假期我愿休多久就休多久，整个办事处都为我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800米铜牌获得者备感骄傲。
　　当我放弃了跑步时，他们都不理解，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总经理亲自过问了此事。我对他说，我的身体并没什么毛病，我还年轻，再过四年，金牌将会非我莫属。我怎么可能就那样让他失望呢？
　　原本就很枯燥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乏味，他们开始要求我上全班，由于别无他事能够吸引我，那单调乏味的工作变得越发难以忍受。我需要有新意的工作，需要挑战，需要有竞争性的工作。
　　因此，当我在《金融时报》上看到一则征聘一名初级交易员的广告时，便整理了一份个人简历寄去。广告说，一个小型资金管理公司——德琼股份有限公司——欲招聘具有丰富信贷经验之人士，该公司将培养此人成为一名有价证券组合经理。过了冗长乏味的两个多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回函。他们想见见我！我喜欢在我面谈时见到的那些人。我认为他们既聪明又友善，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对我将为之工作的那个人——汉密尔顿·麦肯齐——印象尤其深刻。他是个年近不惑的苏格兰人，中等个头，衣着整洁，身材瘦削，他那一头早生的华发看起来始终像是刚刚理过似的。他蓄的胡须仔细修剪至下巴。他那一双蓝眼睛不看着你的时候显得冷淡漠然。但是当这双眼睛注视着你的时候，似乎能看到你的心里，明察秋毫，对所揭示的一切作出判断。说实话，汉密尔顿看上去好像始终在思考、判断和预测着什么。起初，我发现这很令人害怕，在他面前总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然而，他却是个优秀的老师，他对事物的认识透彻明了，解释简洁易懂。我常常因未能得出他所作出的结论而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但是，他总是花时间给我耐心地分析他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他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始终具有建设性。他决心要把他知道的关于有价证券组合管理方面的所有知识悉数传授与我。
　　他博闻广见，他素以一个悟性极强的冒险家著称。许多现代有价证券组合理论都强调试图战胜牛市的无望性，许多现代有价证券组合经理们倾其全力迎合或险胜市场，汉密尔顿认为这种做法荒谬可笑。他的观点是，把资金托给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机构是出钱买主意，他认为自己对这些机构的责任是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多赚钱，这就意味着他要冒风险，而且是大风险。不过，他不会莽撞地去冒险。相反，他会耐心等待，静待良机降临，分析所有的风险，尽量避免或躲过风险。然后，当他确信形势对他有利时，便采取行动，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们对投资结果非常满意，因而便把更多的钱托付与他。
　　该公司于20年前由乔治·德琼创办。它最初是管理一些著名公益信托机构的资金。自从8年前汉密尔顿加盟以来，该公司吸引了若干海外客户，特别是日本客户，从而使管理资金总额达到了2万亿英镑。近5年来，现已年近古稀的德琼先生每周仅工作3个上午。他仍然全面控制着公司，并从中挣得锦衣玉食。资金投资方向是各种货币的债券，这些证券的管理由汉密尔顿大权独揽，包括我在内，共有6个人为汉密尔顿工作。
　　杰夫·理查兹是我们中间资历最深者，他已具有20年的投资经验。他的工作是确定外汇汇率和存款率的走势，并相应变动他的有价证券头寸。他举止温和，运用其深厚的理论根底对市场进行分析，因而他通常总是胜券在握。罗布·格林哈尔希协助他做这项工作，同时还负责管理非美元债券头寸。他与我年龄相仿，已在公司里干了两年。我们还有一个图表制作和研究者——戈登·赫尔利。他对过去的价格进行技术分析，以预测未来的价格。在我看来，这几乎无异于坐观杯中剩留茶叶渣占卜未来，但是，戈登的预测往往都是正确的。
　　我的任务是负责有价证券中的美元部分，这占了我们总资金的一半以上。这是汉密尔顿颇感兴趣的领域，也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发挥作用的领域。最终的设想是，我应该和戴比共同担任这个角色。她上岗时间甚至比我还短，眼下，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行政管理和起草法律文件，以及一些相对而言无甚利害关系的交易活动。我们大家合用一个助手，一个名叫卡伦的姑娘。她芳龄二十，性情淑静，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已有6个月了，我喜爱这个小集体。
　　我沿着毕晓普斯门大街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殖民银行总部那幢高高的黑色玻璃墙大楼前。随着殖民银行财产的减少，银行总部大楼的用处也大大减小了，以至于现在银行把大楼的上半部各层全祖出去了。德琼公司租的是20楼，从上往下数第3层。我乘电梯上楼，走进奢侈豪华的接待室，一式铮亮的红木家具，价值千金的皮革装订书籍，古老的十八世纪贸易线路版图和雅致的张满风帆的茶叶运输帆船模型。这间屋子给人的印象是殷实富丽，声名卓著，拥有帝国贸易的金融家们在一个世纪以前挣下的财富，能够不动声色地作出稳妥的投资决定。然而事实上，该公司仅有20年的历史，汉密尔顿及其橡木门后面的小组每天都拿着其主顾们的钱在市场上一赌输赢。
　　我穿过那些橡木门，走进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室。这个交易室比投资银行，以及昼夜不停地从主顾手里买卖有价证券的经纪人的交易室要小得多。相对而言，作为一个小型投资机构，德琼用的人手不多。虽然该公司比其他投资管理机构更为活跃，但是，它并不昼夜开展交易活动，只有当我们看到市场出现独特行情时，我们才买卖债券。
　　然而，即使是在相对风平浪静的时刻，交易室里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紧张的气氛，我发现这种气氛极富刺激性。在这儿，20亿英镑的命运可非同儿戏，得缜密考虑。各种信息通过电话、电视屏幕和报纸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信息经过分析、辩论和筛选，然后综合归纳。于是，作出决定，购买这种证券，抛售那种证券，或者干脆按兵不动。每一个决定均会导致成百万英镑的流动。如果我们决策正确，我们的客户就能挣赚几万或者几十万英镑，但如果我们决策失误……其责任则毫不留情地要由我们全体承担。
　　这房间有两面外墙，从上到下全是厚玻璃窗组成，分别面朝东南和西南。从20层楼上，正好可以越过伦敦城看到东面厄普敏斯特那边的小山丘陵地带，南面水晶宫天线杆的尖顶，以及西面米德尔塞克斯的摩天大楼群。内墙上空空如也，只挂着一排必不可少的钟，指示东京、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的当时时间，还有一块白色的大记事板，写满了字迹潦草的蓝字，记录着我们几个月以前做的一笔交易。
　　屋子里有8张交易台，每张交易台上配备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交易所必需的设备；路透社和电汇率屏幕，该屏幕提供有关价格、新闻和市场行情的最新信息；个人计算机，用于分析有价证券和过去的价格数据；错综复杂的电话系统仪表板上显示着十来条线路，来电话时是信号灯闪烁而不是铃声大振；还有一个硕大的字纸篓，每天从邮局收到的两英尺高的研究资料大部分都扔进了这个字纸篓中。
　　其中有一张交易台比其他台子要大些，也稍微整洁些，其位置与其他交易台稍稍隔开一点距离。此刻，这张大台子空着，汉密尔顿就是在这张交易台前控制着整个交易室，并制定出他击败市场的一个个策略。这个位置使他既能随时获得信息，又能牢牢控制全局。现在是8点5分，今天早上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因为我认为这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屋里人比昨天多，气氛也显得更加活跃。罗布休假完毕回来上班了，戈登的研讨会也开完了。他们两人都在打电话，罗布扯着嗓门在说话，这表明他对某事感到忿忿不平。杰夫仍专注地在计算机上工作，与我头天晚上离开他时的姿势一模一样。
　　“早上好。”我从他身旁经过时问候道，回答我的是含混不清的咕哝声。
　　我向我的交易台走过去，打开台上台下的一溜儿开关。当机器呼呼开动起来时，戴比向我问候道：“早上好，自命不凡的人儿。谢谢你昨晚请我喝酒。”
　　“别提了，”我说。“人人皆有走运时。”
　　我打开公文包，把前一天晚上阅读的材料扔到台子上。
　　“你总不会说真的爱看那玩意儿吧，”戴比指着一本印有布龙菲尔德-韦斯银行标识的黄封面小册子说道。她绕到我的台子前，拿起小册子。“‘万事无常：岁月流逝信息旧’，乔治·福伊希特万格博士著。这书名听起来挺有趣的嘛。”她翻开其中一页，上面是一串长长的方程式，每个方程式还夹杂着转弯抹角，令人费解的句子。“请问，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她指着一串特别长的希腊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问道。
　　“它的意思是‘早上好，保罗，请问要我为你端杯咖啡来吗？’”我说。
　　“这一个的意思是‘自己去端你的咖啡，你这个懒虫。’”她指着就在那公式下面几乎同样复杂的一个方程式说道。不过，她说完就把研究资料往台子上一扔，转身向咖啡机走去。
　　我喜欢戴比。虽然我们在一起工作刚刚两个月，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相互之间已经相当了解，她认为我工作太卖力气；我却认为她工作不够卖力。不过，她这人挺有趣，她能正确地观察出证券市场的微小波动，有她在你身边，你就永远别想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
　　她芳龄约莫25或26岁，身材矮小，一头浅褐色的秀发扎成一个马尾发型。她也许显得稍稍有点儿过胖，尽管这给她增添了一种诱人的温柔。她嘴角始终挂着笑容，她那双褐色的明眸总是扑闪扑闪地转个不停，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是律师出身，曾在一家中型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两年，专门起草各种条款。后来，她渐渐对法律产生了一种厌倦感，便加入了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在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她也并没能完全摆脱那些文书工作，因为头两年她在我们的“后方办事处”花了大量时间致力于资金的法律结构工作，并检查我们的操作是否符合一系列新规程，旨在确保我们没有偷取我们任何一个客户的钱。后来，她终于说服了汉密尔顿让她做了一名初级交易员。尽管表面上她好像没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但她悟性很高，学得很快。
　　她与公司里的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甚至连杰夫·理查兹也不讨厌她的善意取笑，只有汉密尔顿对她的态度似乎模棱两可。在汉密尔顿看来，缺乏责任心是不可原谅的。
　　我看看摊开在我交易台上的研究资料，戴比指出的正是福伊希特万格博士的文章中我所不理解的论点。头天晚上我为此绞尽脑汁，琢磨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弄懂，最后只得作罢。虽然这篇文章与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我仍渴望尽可能多学一点有关证券市场的知识。尽管通过阅读学到的有关证券交易的知识非常有限，但我还是希望能学到这有限的知识。无论这篇文章有多么复杂或多么神秘，我也要把它啃下来，目的是掌握交易员和资金管理员两者应具备的知识。
　　戴比不一会儿就回来了，端着两个塑料杯，里面盛着黑色的饮料。她递给我一杯，然后坐到她的交易台前，把《金融时报》的电视评论版翻开在面前。在白天期间，她得浏览《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
　　一条电话线闪烁起来，是卡什来的电话。
　　“伙计，你们德琼公司的人可真走运，”他开腔说道。“昨天我让你做了一笔最美气的买卖，今天我又要把你救出一个陷阱。”
　　“什么陷阱？”我问道，愁上眉梢，我没有意识到我们身在陷阱之中。我脑海中飞快地掠过我们拥有的各种债券，试图想起卡什指的会是哪一种。
　　“我准备出价买下你们的石膏债券。”卡什说，声音里透着胜券稳操的口气。“我将出价80买下你们的全部债券。”
　　“请等一等。”我说。起先，我吃不准他的意思。然后，我从交易台上的一堆文件中翻出了我们公司客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