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侍疾
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癯，高额隆准，双目炯炯有光。他尝说自己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中年以后事务烦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太好。民国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飞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空中骤遭日机拦击，机师升高闪避，飞行高度逾八千公尺。先生原有气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艰难。抗战期间，久住重庆，由于山城多雾，地气郁湿，使他的喘症更趋严重，以他的病况，每可觇知气压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说：
「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
三十八年共匪叛乱日亟，先生慨然离沪，作客香江。由于忧国忧时，心情十分郁悒，体力日益衰退，病魔缠身，使他极感痛苦。不胜烦闷的时候，他便大发牢骚：
「有两只脚，偏偏不良于行，想说说话，又是气促难言，我岂不是变成活死人了！」
在香港一住两年多，香江的名医良药，几乎逐一试遍，可是对于他的喘疾，依旧一无是处。卅八年底大陆全面陷匪，中枢播迁台湾。杜先生每天所听到的消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坚的朋友，被共匪诱骗回到上海，饱经折磨；便是滞留沪上不及撤离的家人亲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争，这位平生最爱重亲友的巨人，由于自己病困香江，爱莫能助，内心的苦闷，益难排揎，因而影响到他的病势，有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不久，他便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否则，他即无法呼吸。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痲痹，下半身形同瘫痪。这时候，我正在台湾，负有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下旬，突接先生来函，告诉我说：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挡一切，专程飞港，以便晤谈。
接到了先生的这一封信，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忧急交并，方寸大乱。我一面驰函慰问，一面赶办出入境手续，准备启程赴港。在办理各项手续之际，我更分访杜先生在台友好、恒社同人，如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吕光等诸先生。因为当时我已深知，先生病势恶化至此，恐难再有回天之力，我此去就不得不作万一的准备，一应善后事宜，我都要向这几位先生预先请教。
正在五内如焚，日夜奔波，突又接到杜维藩兄自香港拍来的电报，他说杜先生自从接悉我即日赴港的信息，他神情大为振奋，危殆之势稍减。电文中还说杜先生想吃台湾的西瓜等物，嘱我行前莫忘了买些带到香港去。
七月廿七日，又获急电，趣我速行。廿九日，又是一封急电来催，电文竟是病危，火速飞港。是时，我诸事摒挡竣事，飞机票亦已订好，于是我立即覆电，准定八月一日某时自台北起飞。
然而，八月一日那一天凑巧香港有台风过境，飞机无法降落，迫不得已，我将行期展延到八月二日。不曾想到，这一个意外的躭搁，竟使杜先生大感失望。那日狂风骤雨，笼罩全港，杜先生明知我无法成行，但他还在寄望于万一，他苦苦的等我，直到晚上，收到我翌日起飞的电报，方始不尽慨叹的说：
「今天我许了一个心愿，京士如果今天能到香港，我的病还可以得救。现在来了电报，说他无法赶到，我就晓得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当时，环侍左右的杜维藩、朱文德诸兄，纷纷的向杜先生竭力譬解，劝他宽心。先生却似理非理，很不耐烦的说：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八月二日，上午，我乘民航公司客机飞港，一路忧心似箭，直嫌飞机飞得太慢，正午抵达启德机场，抢先下飞机，一眼看见吴开先、沈楚宝、杜维藩、朱文德诸兄都在机场迎候朱文德兄见我到了，转身先去打电话，通知杜先生。先生获电以后，居然表示不相信，连声的说：
「假的，假的。」
偕吴开先兄等驱车急赴坚尼地台十八号杜宅，匆匆直趋病榻之前，一眼看见先生骨立形销，病容憔悴，心中有如万箭攒刺。而先生听说我果然来了，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竭力挣扎坐起，噙着两眶热泪，伸出他枯瘠抖索的手，他欠身向前，牢牢的抓住我不放。那对犹仍神明强固、锐利如昔的眸子，透过泪膜盯望着我，他苦笑着说：
「好了好了，你终于来了，这下我就可以不死了！」
我的右手和先生紧紧相握，久久不释，心里正有无限的酸楚和凄凉，我在想：先生这么样苦苦的盼望我来，而我却无法对他的顽疾有所助益，先生爱我如此的深厚，我又怎样能报答先生的知遇于万一？最使我怆痛不已的是我追随先生二十余年，几乎朝夕与共，唯独此次为了奔走国是，和先生一别三年，那里想到三年后再相见，竟是这么一个生离死别的场面。
当时我强忍眼泪，不敢哭出声来，耳朵里只听到先生在气喘咻咻的说：
「唉，就是我的儿子，也不能得到消息立刻赶来。京士，你竟会丢开一切，飞来看我我确实是十分的感激，十分的感激！」
说这几句话时，先生的脸色，忽又转为悲戚。我唯恐他激动之后，又起伤感，对于病体大不适宜。我不能不开口说话了，我委婉的劝请先生，安心静养，少说几句话，免得费力。我说我既已到了香港，相聚的日子正长，有话何妨慢慢的谈呢。
然而先生还要向我诉说他的病状，他说：
「自七月初起，我两只脚突然痲痹，从此路也不能走了。想想我竟跟当年的张静江先生一样，真正没有意思。后来日夜的喘，喘得厉害，连觉都不能睡。你看，我病到这种地步，不会再有希望了，因此我一再打电报催你来，有许多事情我要托付给你，再迟，就怕来不及。好了，你今天果然来了，我总算放了心，或许，我这病还可以得救呢。」
听了他的话，我心如刀割，但仍勉持镇定，竭力的安慰他，使他恢复平静。先生问过我还没有吃中饭，兴冲冲的命人送饭进来，就在病榻上和我一起吃，吃饭时他还在滔滔不绝的谈话。饭后，他实在太疲乏，倚在枕上，沉沉的睡去。
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八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半，杜先生哲人其萎，长瞑不视，我除了每天下午二时左右，乘先生小睡，抽暇到朋友处去休息片刻，整整十五天里，我始终侍疾病榻畔，须臾不敢轻离。
一代人豪溘逝香江
杜先生罹染的是喘息重症，病情恶化，因此他眠食全无定时，每次入睡，为时极暂，有时候我们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是在假寐深思，我偶然动一动身子，他便会睁开眼来望我或则呼唤饮食，或则谈几句话。他的喘息症使他呼吸困难，不得不完全依赖氧气，偶或一个接不上，他会立刻气息咻咻，额汗涔涔，脸部胀成青紫色，即令在熟睡之中，他也必然一惊而醒。
十五天侍疾，我发现杜先生实有不尽的话要说，或叮咛家人，或告诫门下，或则自行处理他的身后各事。他间歇着缄口无言，其实是他在蓄积精力，要把一下想说的几句话讲完这种痛苦，不是常人所可以忍受的。
负责诊治的香港中西名医，如梁宝鉴、吴必彰、吴子深、丁济万、朱鹤皋诸先生，都是杜宅的常年医师，且与先生一家均有深厚友谊。我向他们叩询病情，他们一致表示情势严重，因为杜先生「精气神」三者悉告虚乏，因之药石刀圭已难奏效，聆此，使我愈感悲切。
八月四日早晨，杜先生面容平静，心智清澈，他命我从速准备后事，其于棺木衣衾，莫不逐一指示，不厌求详。当时姚、孟诸夫人，和维藩以次诸弟妹，都在日以继夜，亲侍汤药。听到杜先生预为安排他的身后，情不自禁的掩面饮泣。此情此景，及今思之，犹觉怆然。
遵照先生的嘱咐，我于六日下午七时，邀集钱永铭、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顾嘉棠诸先生，在杜宅会商先生身后事宜。即席决定遗嘱稿三件，其一对于国家社会，其二训勉子女，其三详列财产处理方式。会后大家一同去看先生，将会商内容说给他听。这时候先生聚精会神，一对锐利的眸子，又复射出智能的光芒，他作了数处修正，也有若干补充，最后他微微颔首，表示同意。
九点钟，诸事已毕，家人友好或坐或立，都在他的病榻之前，杜先生精神转好，情绪也很稳定，他交代了一些家务琐事，然后话题一转，突如其来的谈到了他一向讳莫如深的遗产问题，他说：
「我有一笔前，数目是十万美金，一向托由现在美国的宋子良先生保管。宋先生是讲道义的朋友，这笔钱除了他和我以外，就没有任何第三者知道了。我只有这笔现款，留给家属做为生活费用。」
七日，凌晨五时，杜先生的病况突起变化，在一阵急喘之后，他面泛苦笑的对我说：
「京士，这一次，算是到了我们永别的时候，我希望你从今以后，对你的这些弟妹要多加照料，尽力协助。恒社的社务你要负责维持，你须记得，做事情需要魄力，同时更少不了金钱。」
言罢，杜先生转眼盯视他的家人，郑重其事的说：京士有十万块港币存在我这里，你们应该即刻归还。」
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当众否认，这是子虚乌有之事，我何曾有十万港币存放在先生手里？我明明知道，先生故意这样说，纯然是为了顾念恒社同仁来日的团结，他想交给我十万港币，以充恒社的经费，却又不便直指，于是乃以存款为托词。先生对于门生弟子爱护之深，用心之苦，确实令人深切感动，永矢弗谖，但是我却唯有衷心铭感而已。
我一再否认，先生却再三坚称如故，移时，先生又说：
「啊，朱汝山那边，我还有十万块钱。」
朱家是上海豪富，汝山兄当时正在杜先生的病榻之旁，以先生语焉不详，立即声明的说：
「先生，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
杜先生点点头说：
「不错，是港币，不是美金。」
翌日，朱汝山兄便打了一张十万港币的支票，面呈杜先生，先生一定要把这张支票交给我，我不受，先生居然气得骂人，无可奈何，我只好当着先生的面收下，使他心安。一个转身，我又把支票还给杜夫人。
这一整天，先生都在安排家务，语语叮咛，有条不紊，其间他曾喟然长叹，感慨万千的说：
「自从共匪祸患大陆，我早早地把杜美路的房子卖了，卖房子的钱，本来是想移作逃难的资斧，那里想到这笔钱不及三年就快光了，物质上这么困难，精神上我更加苦闷。苦闷吧，苦闷吧，让它去闷到底好了，反正我要走啦！」
当其时，钟鸣六响，杜先生突告昏厥，忙乱中有人把他的脉，发现他脉息全无，而便溺犹在自泄，侍疾诸人吓得手足无措。六点二十分，吴必彰医师匆匆赶到，施用人工呼吸法，竭力抢救，直到七时正，杜先生方始悠悠醒转，恢复呼吸。八点钟接连打两次强心针，神志渐渐恢复，八时四十五分他勉力坐起，命我逐一朗读他的三封遗嘱。
从枕头底下掏出图章，由万墨林兄协助，他在三封遗嘱上用了印，再请钱永铭、徐采丞、吴开先、顾嘉棠和我作见证人，一一分别签盖家人亲友环立四周，气氛之沉郁肃穆，及今历历如在眼前。
八日，正值立秋，杜先生时醒时眠，貌极委顿，嘴里躁渴，频频呼备西瓜汁。十二点钟忽告清醒，他眼睛望着亲友们说：
「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赶快趁此机会问我。」
侧过脸来，杜先生又望着我问：
「宋子良先生的覆电来了吗？」
「来了。」我应声而答：「宋先生说是有这么一笔钱存在他那里，除了本金，这些年来还添了些利息。」
「很好。」先生连连颔首，眉宇间洋溢一片欣然自慰的神情。
这一天，大概是杜先生的排泄系统已告损坏，无论大小便，都必需藉由手术之助。他身受的痛苦诚非笔墨所可以形容，因此他曾吁求般的说：
「我的病已属无可救药了，你们千万不要再用药物吊住我，使我临终还要吃尽苦头。」
八月九日晨起已呈精神恍惚状态，发谵语，答非所问，但在外表上看来似乎又有起色，这时亲友们颇感振奋，有人建议更换主治医师，送先生到养和医院急救。先生闻言不以为然，他怫然变色的说：
「该办的事我都已经给你们办了，何苦还要另外增加我的痛苦！」
自此，从八月十日到十二日，先生一直陷于昏迷状态之中，不眠不食，不言不动，但我看得出来，他在茍延残喘，彷佛有所期待。
十二日，吴必彰、梁宝鉴两医师俯允亲友要求，并杜先生子女签立字据，于深夜一至三时，输血二百五十西西，遂而渐告苏醒，唯口已噤，目难张。八月十三日复告昏厥，经护士急注强心剂，十四日以后竟以铜梗为通小便，悲夫！先生彷佛知觉全失，不关痛痒。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故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先生兼程自台飞港，抵步后即急趋病榻之前，朗声宣达总统蒋公慰问之忱，眷念至意，并谓台湾军民同心，气象万千，齐步奋进，国家民族复兴在望，请先生安心静养，勿忧勿虑，杜先生于是奋目努睛，展视洪兰公，而紧执其手，泫然涕下，嘴唇嗡张，发出此一代贤豪，海内物望的最后一语，词曰
「好，好，大家有希望！」
先生溘然长逝于民国四十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恰值洪兰友先生衔命而来的两小时二十分后。
杜先生治丧香江，万人空巷，寄厝汐止，以待收京，总统蒋公颁赐挽额，文曰：
「义节聿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