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快被挤死了。”
“不，不会的，维多利亚，我就在你身后。我会照顾你的。”
我看不见他。我们被夹在人群里，靠得太近了。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手还在我的肩上，他的手，他的声音就足以让我不会尖叫出来。他还是那么镇静，一如往常。不像我妈妈，总是紧张兮兮的。有人问我像谁，我说，像我爸。但每当我如此惊慌失措时，我知道我更像我妈妈。
人群一阵晃动，又向我挤过来。我需要空间和空气。我被挤来挤去，爸爸在后面，我在中间，保镖在前面。他的身躯庞大，我能看见的只是他的后背，被汗湿透了。我几乎无法呼吸。只有一种声音比人群的喧嚣声更大，那就是在我耳中怦怦的心跳。我上台表演前也没有这么糟糕过。
我没戴眼镜，处于半盲状态。但是我能感到黑压压的人群从右边直冲过来，一张张涂了油彩的脸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红的、白的、蓝的。一只手伸过来把我的棒球帽一推，正磕在我的眼上。我吓得浑身打颤。
“我在这儿，‘高贵’，‘高贵’。”
他们喝醉了。我能闻到啤酒的味道。狂笑，喊叫。他们扬着手，手指乱戳，醉醺醺地学着“高贵辣妹”的舞台姿势。
“哦！‘高贵’。”
“大奶子露出来！”
不要和他们对视，“辣妹”组合的一个保安曾告诫我。这就是为什么名人总是戴着墨镜。就像我今天这样。我低下头。闪光灯闪了一下。红外线自动调焦的小红灯到处都是，就像枪上用的那种。聚光灯从我左边直照过来，穿过用来隔开观众和球场的铁丝网。铁丝网的那边尽是人，他们的手指从网格里戳过来，想要摸到我。那道栅栏真不该装。难道这些傻瓜没听说过西尔区事件？就是1989年足总杯半决赛，无数的人挤向铁丝网，死了96个。就在本周的电视上又播放了一次当时的场面，当值的两个警察正被起诉。
“‘高贵’，我们爱你！”然后是一阵大笑，“我们只是开开玩笑！”
我们走在艾因霍温球场四周狭长的水泥通道上，想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去。我只是在往上走的时候曾看到通道是水泥的。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模模糊糊全是人影，还有伸长的胳膊，都想碰到我。
这是2000年6 月12日，星期一。像每一个英格兰的客场一样，足协对每一件事都做了安排：从斯坦斯得乘专机到布鲁塞尔，再乘大巴到艾因霍温。司机把车停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因此我们得步行二十多分钟才能到达体育场。尽管如此，我们到那儿时离球赛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我们的座位在5 排中间，正对着球员进出的通道。我傻乎乎地坐在那儿，十分显眼，就像一只鲜亮的柠檬。有人看到我了，于是便出来了许多照相机。其中一些是新闻记者：很长的变焦镜头在我眼前直晃悠；也有一些是普通人，想拍一张快照拿去给朋友看。给他们看什么呢？看一个棒球帽遮住眼睛、情绪变化无常的女人？周边的观众几乎都还没有入场，我坐在那儿简直就像个白痴。我问保安，开赛前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吗？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小时干些什么呢？读节目单吗？
就在那时，我们听说了VIP 休息室。我们问坐在后排的大卫父母，泰德和桑德拉，他们是否想跟我们一道去，可他们说，不了，谢谢，他们宁愿呆在原处。
VIP 休息室在球场的另一边，但是，因为体育场几乎没什么观众，我们只花了五分钟就到了那儿。他们为我们拿来了香槟。我母亲的朋友多琳从雅典赶过来，她一辈子都没看过足球赛。我们忙着和她闲聊，没注意到此时体育场已经坐满了人。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体育场拥挤不堪。感谢上帝，幸亏当初我决定不带布鲁克林来。他安全地留在伦敦我母亲家里，和我妹妹露易丝在一起。
我从没想过要到艾因霍温来。我本想整个星期在伦敦的录音棚里制作我的独唱专辑。但是，不仅因为这个。大家对大卫寄予太多的希望，以至于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去。这就像每当大卫主罚一个重要的任意球或点球时，有时我想我还是不看为好。
此时，大卫已经在球场上了，正在随意地踢着球，比赛前他们总会这样。在我走下台阶，进入这个噩梦般的场面时，我已经看到他了。哪怕不戴眼镜，我也能根据他在场上的一举一动认出他来，即使我看不到他后背上那个大大的7 号。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他一直朝着另一个方向看，球场那边留给球员妻子、家人坐的地方。他总是在找我。他说，知道我在那儿能让他安心。我知道，他现在没看到我肯定要担心了。我本不该来的，我应该就坐在家里，和布鲁克林一起在电视上看他爸爸。那样的话，至少大卫知道他的家人是安全的。
只有看过足球赛，你才会了解噪音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我走进体育馆之前，我在电视里也曾看过足球赛。电视里听到的噪音不算什么，甚至装着大屏幕的酒吧里将你淹没的那些噪音也不算什么。马克，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有时带我到酒吧里看足球，和他的朋友们一道——这是他所认为的宵夜。最滑稽的是，我甚至在恩菲尔德一间酒吧里看过1996年欧锦赛对德国的半决赛，就是加里斯·索斯盖特射失点球的那一场。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嫁给一个足球运动员，我肯定不相信。那噪音恐怖得就像你站在月台上听到的快速列车发出的声音。那噪音将你吞没。那是一种让你想尖叫的噪音。
穿着不要太惹眼，大卫曾说过。我知道所有其他球员的妻子将身着客场盛装——这是2000年欧锦赛英格兰的第一场比赛。还要带保安。我父亲和一个保安——他说，这就够了。可是，这不够。
就在上周五，《每日镜报》发现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称我不去是冷落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和女朋友。电台转播了这条消息。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听到首都电台正谈论此事。他们谈论着，似乎我是否到场关乎英格兰的胜败。菲尔·内维尔的妻子不打算去，加利·内维尔的妻子也不打算去。对她们，没有人说什么。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另眼相看。
但是，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确实被“另眼相看”了。现在，有人用手对着其他球员的妻子指指戳戳吗？没有。即使她们身着“英格兰希望”盛装，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但是“高贵辣妹”——每个人都知道她要把他们的宝贝“金童”从曼联拉走，每个人都认识她是谁。英格兰最遭人恨的女人——我就是这么被称呼的。太好了。
当一个足球球迷发泄愤恨时，他们会干什么？他们骂脏话。在我小的时候，妈妈常说起那句老话，棍子和石头会打断你的骨头，但是，人言永远不会伤着你。那时，我在学校总被欺负。但她错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
我记得，我和大卫开始约会后不久，我妈妈来曼彻斯特看比赛。人群看到我时就开始唱“‘高贵辣妹’翘起你的屁股来”。妈妈问我：“他们在唱什么呢，维多利亚？”她只听到了“高贵辣妹”的字眼，其余的没听到。我的意思是，那有多尴尬？我只说我不知道，并请她再给我一包土豆条。
我和大卫在老特拉福德受到的辱骂是可怕的——不过，至少这种辱骂从来没有演变成对身体的伤害，除非你把一家公司灯箱玻璃被砸碎的乒乓声也算在内——但是，自从2000年欧锦赛开赛以来，我们在英国媒体上听到的都是关于足球暴力以及流氓文化的事。人们以为我读报纸只是为了看看关于“高贵”和“小贝”他们写了些什么。如果我说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撒谎——正是他们刊印出来的那些谎言意味着我必须读一读那些废话。谎言，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简直太逼真了；你简直不明白那些照片是怎么拍下来的。你的照片，你孩子的，你丈夫的，你妹妹的，你妹妹的小女儿的，你母亲和你父亲的，以及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只要他们想把镜头伸进他们的生活探究一番。是的，我读那些报纸。但是，每天晚上我也看新闻。无论我有多累。事实上，这是我看的惟一的电视节目。因此，我知道在比利时发生了什么，英格兰球迷如何丢人现眼，已经挤满了警察局的号房。
但是，大卫要我来。他说，我在那儿他踢得更好。
我们回到座位上时，比赛刚刚开始。球场保安终于出现了，大约六个人，就像四轮驱动汽车的保险杠，不问任何问题，只是把人向后推。原来，他们把球员通行的地方用绳子隔了开来，难怪这地方拥挤不堪。
大卫看到我时，他的脸上又绽开了那种笑容，一如往常。正如玛莉莲·梦露在《热情如火》中唱的，“我的脊梁骨成了牛奶蛋糊冻”。我忘记了一切，只知道我多么爱他，而且，幸运的是，他也爱我。
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他有多重要。这么多的人在说贝克汉姆将要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但是，世界杯中他们也这么讲，而那时他踢得很糟糕，接着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杰罗米·克拉克申（英国著名汽车专栏记者）说他想用一根棒球棒把大卫打到一间四壁有软垫的牢房去。《每日镜报》有一张投镖靶活页，大卫的脸位于靶中心。《太阳报》搞了一个人体模型，照着大卫的样子打扮起来，给他套上一条莎笼裙和一件7 号球衣，然后把他吊起来，不是挂起来，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吊在伦敦南区一家酒馆外的绞架上，拍了一张照片并将它登在头版。没有哪一个足球运动员曾经受过媒体这样的非议。所以，打一场好比赛对他太重要了。
他做到了。尽管比赛以平局告终，第一场对葡萄牙的比赛是2000年欧锦赛中英格兰三场比赛中踢得最好的一场。
大卫踢得这么好，我为他骄傲。我一直看着我爸爸以检验我是否正确。他只是微笑。大卫做了两个球——意思是他将球传给了进球队员。我几乎要哭了，我太高兴了，对我来讲，这是闻所未闻的，任何一个曼联球迷都会告诉你，我并不是真的对足球感兴趣，我对足球的兴趣仅限于大卫在场上时。我不看球，我看大卫。如果这两者恰好统一，那么很好。
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队比赛前，队员不允许探视家人，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比赛后队员仍然不允许探视。足球队，无论是曼联队还是英格兰队，被管理得像是集中营。那场比赛结束后我想做的就是拥抱大卫，告诉他我有多骄傲。但是，当终场哨声吹响，队员们脱下他们的队服给对方球员时，我们像是听话的小学生排着两列纵队，已经被领着回到我们的大巴上，返回机场，回家。
在我们往体育馆外走时，我用手机发了一则短信。给他打电话毫无意义，我知道他会在淋浴间或浴室，队员们比赛后在一起就像一群小男孩儿。生活中，我们有一半时间花在彼此发信息上，另一半则是打电话。大卫的理疗医生甚至说他背部不适就是因为他耳朵上总黏着电话。但有时你有一些事情不想让别人听到，无论是你的妈妈、爸爸，还是司机、保安，抑或是化装师、发型师，或者“辣妹”组的姑娘。或者也许有人在谈话、听CD，此时拿起手机来闲聊是不礼貌的。音乐圈里有些人认为只要他们开心，他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这纯粹取决于你的教养。有些人认为发送文本信息得手巧，但我不这么想。我像一个手机触摸打字员，虽说我的长指甲意味着我得用指侧按键，但哪个字母在什么位置我甚至想都不用想。
就在我的手机显示屏上闪出“发送”字样时，我收到一个信号——大卫发来了信息。“立刻给我打电话，爱你无数，最最亲爱的。”我迅速摁了几个键，拨了我在睡梦中都能拨出的号，电话响了两声，然后是“你好”。
其他人也许会嘲笑大卫的声音，但这是他们的事。我喜欢他的声音。
“你好，宝贝儿，”我说，“我知道你认为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做得确实很好，我多么、多么为你骄傲啊。”
“当你听说我做的事，我想你就不会感到骄傲了，维多利亚。”
我感到我的心跳加倍了。
“那么，你做了什么？”
“我刚听说媒体拍到了一张我对球迷竖起手指的照片。”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开玩笑，大卫。”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别理它，别理它就行了。
“我只是无法忍受。”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愚蠢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辱骂以及大卫的火爆脾气。但是他知道公众对他如此注意。
“是因为他们喊的那些有关你和布鲁克林的话。我再也无法控制了。”
“比如，他们在说什么？”
“你知道的。”
“我想听听。”
“布鲁克林撅起你的屁股来。”
这并不新鲜。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它依然让我恶心。
“唔，以前我们听过这话。”
“接着他们又说但愿布鲁克林死于癌症。”
我只是合上眼，什么也没说。布鲁克林的画面闪现在我的眼前，正是我离开他时的样子：只穿着尿布，抱着足球，在厨房里到处转着。
“你还在听吗，维多利亚？”
“我在听。”
“我简直忍无可忍。我拼死拼活跑了九十分钟，接着就是这三四个臭小子骂出那些脏话。我就给了他们一根手指头。我本以为没人会看到。”
“你肯定他们看到了吗？”
“加里说他们看到了。”
加利·内维尔是大卫在曼联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十六岁就是曼联的球员。
又是一阵沉默。让我不说话真的很难，但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
“布鲁克林怎么样？”大卫说。
“他很好。露易丝刚刚来过电话。她说他在电视里看见爸爸了，他很好。”
“别生气，宝贝儿。我知道这很蠢，但我无法克制。”
大巴开进隧道时电话中断了。我肯定如果他想他会再打给我的。我又剥开一片口香糖，用包装纸裹起嚼过的一片，把它放在前座的烟灰缸里。我接受的教育是一直要讲卫生。
他说对了，我是在生气。我真想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掐死。不用想就知道第二天英格兰每份报纸头版的照片。
我的妈妈、爸爸坐在大巴的前部，正和大卫的妈妈、爸爸说着话。我不想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我只蜷坐在座位上，死劲儿嚼着口香糖，眼望着天，天上还有缕缕红色。红色属于曼联。红色属于英格兰。
自从2000年欧锦赛开赛以来，英格兰球迷比其他球迷更粗野，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英格兰球迷比苏格兰球迷坏、比威尔士球迷坏、比爱尔兰球迷坏。我无法理解。我和这些人一起生活，大卫也是。都是英格兰人，和这些蠢家伙们年龄也相仿。那么，区别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不试试把妨碍我们的那些人狠揍一顿呢？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也想和我们一样，模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学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着装、发型等等。
大卫和我都有很强的个性。从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努力方向。当然，大卫小的时候我并不认识他。
但是，几天前，当布鲁克林踢着球到处跑的时候，大卫的妈妈桑德拉说他让她想起了这个年龄的大卫，还说她本已经忘了大卫小的时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捣蛋鬼。我们讨论布鲁克林究竟更像我还是大卫。
“当他的头发蓬松的时候，”她说，“他看着像大卫，但是，当他的头发服帖的时候，我感觉他更像你。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跟大卫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从来不会安安静静坐在那儿，总是在踢球。只要他能自由自在到处跑，他就开心。给他几级台阶爬上爬下，他就会相当满足。”
而我嘛，我想跳舞，这个梦想的产生也许不是在我十八个月大的时候，而是大约八岁的时候。因此，也许这对我和大卫来讲更容易些，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我们有雄心，这是我们和那些足球流氓的差别。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这只是时间问题。而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缺乏了解，因此，当他们拳打脚踢、酗酒的时候，他们要用油彩在脸上涂上红色、蓝色、白色的条条。而现在，他们要将自身的缺陷归咎于大卫。
我到家的时候，布鲁克林在睡觉。我现在还把妈妈、爸爸的房子当做家，因为这是我自记事起就生活的地方。那时没有布鲁克林的房间：几年前，爸爸爬上阁楼，装了个天窗，布置了一间。
我的小宝宝踢掉了羽绒被，四肢伸展地躺着，像一只海星，身下压着“邮差帕特”（英国著名卡通人物。该卡通片主要讲述一个名叫“帕特”的邮差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送信的冒险经历。这些故事很受观众喜爱。）。我把他抱起来，把“邮差帕特”放到婴儿床的床顶上，接着吻了他的头。他的柔顺的棕色头发和大卫一样。他散发出面包一样的香气。我为他盖上被子，然后坐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呼吸，就像他一生下来我经常做的那样，很害怕他的呼吸会停下来。
第二天上午，大卫·贝克汉姆对英格兰球迷一根手指的致意上了每份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会这样的。他的“流氓”举止取代了足球暴力，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呆在法国旅馆房间里不要出来，那天这句话我跟他讲了肯定有二十次。足协方面还没有传出话来。上一次他对球迷竖起两根手指被罚25，000 英镑。但是凯文·基冈帮了不少忙，他说。结果证明主教练什么话都听到了。
第二天，从我起床那一刻起电话铃声从没停过。媒体。
幸运的是我九点钟左右离开了家，错过了最糟的一段。那一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录音棚里。我一直对我妈妈说她应该把电话号码换掉。但是，正如她时刻提醒我的，撇开其他任何事情不说，这部电话是我爸爸的工作电话。与他们谈徒劳无益——不会对他们所写的内容有丝毫更改。我妈妈称他们的报道为“失实”。她本可以成为一个外交家的。因为我会用“撒谎”来形容他们的报道。
又过了一天，我下午才会有任务。因此当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吃一碗脆仁玉米片，同时喂布鲁克林吃点儿麦片。是《每日镜报》。大约十点钟。
“我没什么要说的。”
“我们只想知道，你是否读过今天的《邮报》，维多利亚。”
“还没有。”
“好吧，我们派人送一份过去，还有一份《镜报》。两份都看看。也许稍后我们能谈—谈。”
事实上，我们有一份《每日邮报》。只不过我还没读。
二十分钟后，蜂鸣器响了。有人到了大门口。我按下了内部通话按钮。
“《每日镜报》。给您报纸。”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看了看监视屏幕。没带摄影机。妈妈在楼上洗澡。
“好的，我打开大门。那么，您是否能把报纸送到前门。在右边。”
我系好那件旧“辣妹巡演”晨衣的腰带，这件晨衣是大卫为“辣妹”买的，每人一件，上面有我们的名字。我只把门开了几英寸宽。
“大卫如此被穷追不舍，你怎么想，维多利亚？”
他们总要试一试。
“像我以前说的，我不想说什么。”
“好吧，也许等你看完了《邮报》罗伊·哈特斯利的文章以及我们支持大卫的文章，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我微微一笑接过了报纸。
“谢谢。”
接着关上门。家人教我对人总要彬彬有礼。
“那是谁呀，维多利亚？”
妈妈已经下来了，头发上包着毛巾，正在找电吹风。
“《每日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