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普拉走进梦想

　　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1994年的奥普拉比现在还要胖，我猜总有一百七八十斤吧？妆化得很浓，齐肩的短发，烫过，总是硬硬地戳在那里。着装风格好像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以大垫肩式居多。她，一点儿都不漂亮，却有一种让你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遥控器的力量。我的眼睛似乎很势力。一个人一旦走红，我看他（她）的样子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这些年，奥普拉在我的眼里就一点点在变化，如今我已觉得她是美女一名了。前年她穿晚装登上《VOGUE》杂志的封面，我甚至有惊艳的感觉。

　　第一次看她的节目，话题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家庭伦理方面的选题。奥普拉大半时间都面色凝重，两个极胖的女嘉宾则一直哭哭啼啼的。那时的美国talk show都流行诸如“我的妈妈其实是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抢了我的老公”之类的匪夷所思的家庭悲喜剧，观众、嘉宾在现场对骂乃至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1995年还发生过节目播出后，一个感觉被羞辱的男嘉宾开枪打死另一男嘉宾的极端事例。那时的奥普拉也得随随大溜。可再低俗不堪的话题，在她的节目里就显得不那么龌龊了。她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 King，看David Letterman，看Jay Leno，看Barbara Waters，看 Diane Sawyer，还看Dan Rather， Peter Jennings， Tom Browkow，Katie Couric，和Connie 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 LUYU 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五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没上过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程，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简单的近乎孩子气的一句话，却成为我延续了十年的梦想。我从来都坚信一点，只要你真心地想做一件事、想念一个人，无论何时地决不放弃这份坚持，所谓心想事成，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当然，我所说的坚持是聪明的坚持，在一步步靠近梦想的道路上，有时要退让，有时要迂回，有时甚至要暂时地忍痛放弃。这颇像打仗的道理。（原本想举恋爱的例子，再一想不妥。恋爱中人的大半是白痴，用的是心，而不是大脑。有谁在恋爱中还能采取那么复杂的战略战术，那不爱也罢了，多变态啊！）


二、崔永元令我郁闷

　　1995年的我自然不懂得放弃恰恰是为了获得这个道理，我那会儿傻乎乎的，只认准一点：凡事跟着感觉走就错不了。而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那一次，我的直觉告诉我，尽快回北京，我那么聪明，美国的学不上也罢。只要回到北京，自然会有机会。就这样，我跟着我的感觉回到了北京。那么急切，生怕回去晚了，所有的热闹都不是我的了。

　　一回到北京，我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叔叔。我当时刚出校门没两年，还是怯生生的像个小孩，见到年纪比自己大的就忍不住要叫叔叔阿姨。我看了一两集崔叔叔做的节目，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释然。说着急是因为《实话实说》和我想做的节目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他抢得了先机，这意味着今后几年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我的计划，因为我做事最不喜欢跟风。（与其说这是特立独行，倒不如说是我的小算盘。我相信无论做什么，只要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了标准，后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对我而言，吃螃蟹虽有风险，但绝对事半功倍。）急过之后又很释然，毕竟小崔（后来知道崔叔叔叫小崔）的节目和我想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类型。

　　想明白一切后，我坦然地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等待我的只有一档叫《音乐无限》的点歌节目。我居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我是个任性而倔强的人啊，不喜欢的事，任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为所动。只是，我还懂得审时度势的道理。当时的凤凰刚刚成立，只有那么几个节目，我不去做小可爱式的VJ还能做什么呢？（注：即便今天，我仍是各个频道点歌节目的忠实观众，当年的《音乐无限》更是开创点歌节目的先河，我的两位搭档也都是优秀的主持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对音乐点歌节目没有意见，只是对我自己主持这样的节目很有意见。）

　　没关系，我很年轻，有的是时间。而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说来奇怪，我平常是最没耐心的。约好了十点见面，谁敢在十点零一分出现那就等着我河东狮吼吧。可有关事业的安排，我从来不着急。

　　接下来的事在上一版《心相约》中已经写过了。音乐节目做了一两年，我实在提不起精神，就开始说起了新闻。当大家都开始说新闻后，我又觉得没意思，主动向公司要求，淡出《凤凰早班车》，同时组成了三四个人的团队，于2002年初，开始了《鲁豫有约》。

　　我是那种外表永远平静如水，内心却激情荡漾的人。我的瑜珈教练就常常在高温练习室里夸奖我神情淡定，气息平稳，深得瑜珈真谛。她哪知道，我其实早已累得五内俱焚灵魂出窍奄奄一息了，于是自然一副无悲无喜爱谁谁的表情了。

　　我又扯出一段来剖析自己的性格，是想说明性格决定命运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生活中的我忠诚可靠，但在事业上，我永远朝三暮四。

　　《鲁豫有约》做得好好的，我又不满足了。我知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三、“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

　　2004年的春天，好像是个周末的傍晚，我约了郭志成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金湖茶餐厅见面。那里的生意永远好得令人费解，任何时候餐厅里都是人山人海的，可是因为它离我近，有一阵几乎成了我的食堂。那天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溜边找了个安静的卡座。这么多年了，生活中我仍然不习惯人们好奇的注视。三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我要了杯香草口味的红豆奶昔冰，心不在焉地喝着。每次大事发生之前，我都会这样有些食不下咽。

　　“我有个想法。”这是我的开场白。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车钥匙。我喝了口奶昔，等他整理妥当，才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老郭仍是他一贯不紧不慢的风格，腾出右手推推镜片，若有所思地望向我的身后。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什么呀？”我不屑地撇着嘴，心里想着那个缺乏勇气和远见的公司自有他们后悔的那一天。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不是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我无法确定每天做一档时长一小时带几百名观众的访谈节目需要多大的工作量。我不是工作狂，我可不希望每天奔命似的干活。

　　“当然做日播的了。”老郭回答地斩钉截铁。

　　“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我平常在生活中工作中从不管钱，倒不是故作风雅，实在是在数字方面我是个白痴。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也颇懂得扬长避短的道理，索性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做个甩手掌柜。可再不食人间烟火，我也能掰着手指头算明白这个帐——《鲁豫有约》的投资绝对是以千万来计算的。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的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郭志成说话依然慢悠悠的，我听来却是心潮起伏。

　　“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难怪我，那一阵，外面隔三岔五地就盛传我要离开凤凰，跳槽到诸如CNN、旅游卫视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国一家什么中文电视台。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外面传的有鼻子有眼，我要说“冤枉啊，我真不知道”，恐怕鬼都不信。可我的的确确是不知道。反正一来二去，到后来公司同事都将信将疑了。公关部的张芳在回复媒体前专门打电话问我：“怎么跟媒体说？”我哭笑不得，还能怎么说，实话实说吧，就说“决无此事”。可这话怎么听怎么不像真的。由于之前发生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怕公司会对我的新节目计划有些看法。

　　“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以及由此给我带来的事业腾飞，我被他说得双颊绯红，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