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羡慕的花样年华，但此后他们却没有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反而逆历史而动，追求一己之私，变成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政客、汉奸、卖国贼，为人们所抛弃，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他们从反清志士的激情恋曲，到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和陈璧君演绎了民国乱世一段光怪迷离的情感肥皂剧，他们的经历和结局，给后世的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1革命年华同盟会员

　　1904年9月的秋天，天高云淡。一伙血气方刚、年轻有为的志士抛弃了仕途，等候在广州码头，准备乘一艘汽轮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走上为救国图存、向外国学习之路。为首的一个俊秀青年仪表堂堂，风度潇洒。他，就是汪精卫———中国近代史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同盟会时期，他是孙中山的“如身之臂”；民国肇基伊始，他作为一名反清志士被人称颂；新旧军阀混战时期，他以一名反蒋的投机政客为人们注目；抗日时期，他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人们对他的身世及成长过程，也一定抱有极大的兴趣。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1883年5月4日（清光绪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广东番禺一个贫困潦倒的小吏家庭。其父在县衙门里任“师爷”，年过花甲，老来得子，家又添丁，便宜皆大欢喜。

　　汪家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祖父汪云，字缦亭，清代举人，曾任浙江遂昌县训导，官不入品。父亲汪，字省斋，虽饱经寒窗之苦，熟读经史，但屡试不第，很不得志。后迁居广东番禺，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作过多年幕僚。其妻卢氏，生有一子三女，于1871年病逝。同年，汪续娶吴氏为妻，生有三子一女。汪精卫为吴氏所生，在兄弟中排行老四。

　　汪在县衙门中当师爷，属小官吏，薪俸很低，家里子女众多，又撑着读书人的面子，生活过得很清苦。汪精卫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幼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岁时令节，兆铭逐群儿嬉戏而忘倦时，见母蹀躞仰屋，微叹有声；搜箧得衣物，付佣妇令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笑款洽，似无所忧者。”汪因年老体弱，不得不歇业在家。为使汪家“书香门第”

　　烟火不断，在汪精卫五岁时即在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的诗句。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精卫八九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这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自幼聪明颖悟，每日必“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他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1895年汪精卫12岁时，其母在广州豪贤街病逝，终年44岁。第二年，其父死于霍乱病。双亲相继病故，这对还没有成年的汪精卫在精神上无疑是很大打击。他随长兄汪伯序客居乐昌县署，“致力文史”，并习“应制文字”。汪伯序是个举人，几次会试不第，以游幕为生。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使之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这种生活处境，对于以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2年初春，汪精卫应番禺县试，得第三名，3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使他颇为自负。这时，汪精卫的两个哥哥先后故去，寡嫂孤侄无心为生。他便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聘，任家庭教师，以每月教书的薪水，来维持家庭生活。亲朋故友以汪精卫仕途有望，鼓励他继续应试。但辛丑之变后，清廷宣布废科举、办学堂，扭转了他的生活航向。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岭南重镇。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这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又是中国对外联系的窗口，经济文化发达，各种新思想影响着像汪精卫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严重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已迫使他开始探求民族致强之道。1902年，他与朱执信、古应芬、胡毅生等人在广州组织“群知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他们在探索着，在奋进着。

　　1904年，汪精卫与“群知学社”的大部分成员考取了广东留日官费生，浮槎东渡。到日本后，汪精卫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精卫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后来，汪精卫进入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科学习。

　　20世纪初年，中国一大批有为青年东渡赴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尤其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广泛结纳革命志士，使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汪精卫一到日本，就被中国留日学生界蔚然成风的革命气氛所深深感染。汪精卫虽不懂日语，但他“颇为用功”，加之天资聪明，只一两个月，就“能懂得大概的意思”了。在日本，他眼界大开，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势，使他倾羡不已；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著作，又使他茅塞顿开。

　　汪精卫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他在《自述》中回忆的那样：“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君臣之义'束缚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汪精卫是早期同盟会中最年轻的骨干。

　　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由此，汪精卫由一个年轻的封建士子开始向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转变。

　　此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向高涨，孙中山从孤军奋战的失败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这一新兴力量的结合，联合各分散的革命小团体，建立统一革命党的重要性。1905年7月，孙中山带着筹建政党的使命，从欧洲来到日本。汪精卫从胡毅生那里得到孙中山来到日本的消息，便与朱执信等人拜会孙中山。当他见到久所仰慕的孙中山后，孙中山的谈话有理有据，扣人心弦，使汪精卫深受感染，备受鼓舞。他拥护孙中山组织统一革命团体的主张。

　　7月30日，汪精卫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被推荐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汪精卫为评议部议长，成为同盟会主要干部之一。说明汪精卫已显露头角，成为创建同盟会最年轻的骨干。在创建同盟会的过程中，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为首的广东革命小团体，紧密地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形成了同盟会内部坚决拥戴孙中山的政治力量。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其革命前半生的开始。

　　2《民报》主笔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开始了武装起义和革命宣传两条战线的斗争。1905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与胡汉民、章炳麟、朱执信等先后任主编。他以“精卫”、“守约”、“朴满”等为笔名，写了《民族的国民》、《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革命横议》、《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等大量政论文章。“精卫”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鸟名。相传炎帝女，名女娃，因游东海淹死，化为精卫，经常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后人常以“精卫填海”比喻目标已定，奋斗到底的精神。汪精卫以此为笔名，表明了他此时的反清决心。12月24日，汪精卫与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改良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以笔为剑，积极地投入战斗。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能较为完整准确地发挥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如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里，曾指出：“今之政府，异族专政之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相依为命也”。这和孙中山阐述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的思想是一致的。论战中，汪精卫还经常直接按照孙中山的指导撰写论战文章，《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就是一例。胡汉民曾回忆道：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于耳，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吓，谓革命即招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指孙中山）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招瓜分说》。”在这篇文章里，汪精卫剖析了革命与瓜分的关系，指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所以“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孙中山对这篇文章极为称赞，认为此文一出，“言中外之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汪精卫有力地宣传、发挥、论证了孙中山的思想，胡汉民在自传里曾写道：“余与精卫以职责所在，日与先生亲，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指导，先生与同志方言一问题，必须就实际上求其原因结果关系，必言其所以然，而不仅言其然。”在孙中山的教诲下，《民报》时期的汪精卫，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和革命积极性。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精卫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企图拉拢汪精卫，平息论战，但被他严词拒绝。

　　当时汪精卫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留学生，他以洋溢的热情、投枪匕首般的笔，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民报》传至内地，清廷对汪精卫更恨之入骨，曾悬金十万购他的人头。汪精卫由此闻名海内外，风云一时，为进步青年所倾慕。

　　《民报》时期，是汪精卫一生的黄金时代，他以精卫填海的气魄驳斥保皇谬论，宣传三民主义，正如吴稚晖所说：

　　“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孙中山于1906年2月离开日本，去欧洲进行活动。4月6日，在返回日本途中，来到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吸收林义顺、沈联芳等12人为会员，并请他们在南洋各埠发展会员。8月，孙中山再次由日本去南洋活动，9月，来到槟城，住在柑仔园，在陈楚楠等人活动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槟城同盟会分会，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发展会员20多人，有辜立亭、陈新政、陈民情、林志诚、丘明昶、林如福等，还有女会员徐宗汉。黄金庆等人又编辑出版了《槟城日报》，虽属商业性质，从中也能宣传革命道理。又在甘菜园94号设立了“槟城阅书报社”，在这里可以浏览各种进步刊物，并经常组织讲演会和演出新剧，同盟会的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后来新加坡和槟城先后成为同盟会的中心。12月，汪精卫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即自费进入法政大学专科。

　　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3月14日，汪精卫随孙中山抵香港，以“汪兼士”

　　化名登记上岸。4月，汪随孙中山由香港抵安南（今越南）西贡，旋经海防到达河内。孙中山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孙中山委派汪精卫经营南洋根据地，汪支持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同盟会的主要活动由日本向南洋转移。当时，南洋风气未开，汪精卫所承担的筹募款项、接济起义的任务确很繁重。8月20日新加坡同盟会出版机关报《中兴日报》，他任该报主笔。10月，汪精卫与黄龙生前往新加坡，代表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正、副会长张永福、陈楚楠等商讨要事。他奔波于南洋各地，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千辛万苦。12月又与邓子瑜由新加坡前往庇能、吉隆坡与同盟会员协商筹款事宜。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见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名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各同志多慷慨筹资汇济。”可见，汪精卫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到处联络同志，几年内就“组织同盟会一百多处”。革命党人在南洋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总汇新报》展开论战，汪精卫是该报主笔人之一。1908年1—3月间，汪精卫在新加坡新舞台剧场、吉隆坡商会和华人基督教协会多次讲演《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假革命》、《平等、博爱与民族主义》，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极受当地华侨的欢迎。胡汉民对汪的讲演赞誉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因此，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为不诬也。”1909年1月上旬由仰光返新加坡后，汪精卫奉孙中山命与邓子瑜同赴荷属文岛等处，宣传革命，筹集款项。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往槟城三山俱乐部、小兰亭俱乐部等处讲演《商务与革命》、《闽侨尤应热情赞助革命》、《欲振兴中国商业非革命不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