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在我们这个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世纪中一位杰出的妇女。她的漫长的一生几乎绵延了整个世纪。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她同这个世纪里中国和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联系。她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凡是见到过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予的温暖。她给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无远勿届的，因为它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的。
　　这部通俗性传记的目的是使读者见到她。只要可能，有关她的事迹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来叙述的。来源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她所写的东西，包括数以百计的私人信函。在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写给本书作者的，还有许多是她的其他同事和友人提供的。关于她现存的信件，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数量很多，但远非她的全部通信。她在长期的地下政治活动中养成的习惯，使她对于留下有关她的活动详情的文字纪录十分谨慎。在必要时，她会要求受信人在阅后将信烧掉。保留下来的信件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时事，或者只是附带地提一下。所以，关于重大的事件，有许多只能依据她的正式发表的著作。
　　关于较大范围的背景和侧面情况，取材于历史文献、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访谈纪录，还有我自己与宋庆龄在四十多年相交中的回忆。在1938至1941年和1942至1944年这两段时期里，我经常——有时是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在其他时期——直到她1981年逝世，我们之间的接触不是那么经常。
　　宋庆龄在晚年曾多次表示过这一愿望，即在她身后由我来为她写一部传记（我自己从未对她说过这样的意思）。她第一次提出来是在1975年，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很多出版社负责人和作家来同我联系，有的甚至还派代表到这里来找我，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我只信任艾培①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到了1980年，她又提这件事：“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当我向她保证一定不负所托时，她很快又写信说：“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所有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②
　　①对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②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三信的日期分别是1975年5月28日、1980年3月15日及同年9月25日。
　　尽管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她想到了死，但这几乎是上了年纪的人必然会想到的事。鉴于她长期以来总能战胜病魔并且具有坚强的精神活力，她从未想到——我也从未想到——她的生命的终结会来得这么快。但令人悲痛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并且是在我们共同计划的准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前——我们曾共同计’划进行系统的谈话和商量，但往往由于其他一些看来更急迫的、要她处理的事情而被冲掉了。我们以为总还会有充足的时间，实际上却并没有。
　　在她离开我们以后这些年里，我竭尽全力工作，以求最好地完成她交给我的光荣责任。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不以为这部传记是最后的或最完备的。但我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询到的材料的范围之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的面前。
　　现在简述一下我的写作原则。
　　读者将会发现，在本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是不出于她的口或笔的。如果是推测或解释——有时有必要这样做——那末就说明是推测或解释。我认为在传记（不论如何通俗或非学术性）和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允许有想像出来的谈话和情节，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们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就传记而言，除了作为儿童读物的故事书或者因为年代过于渺远而很少或全无原始资料，这样的作法是不容许的。
　　我称本书是一部通俗的传记，意思是说，我尽力避免使用学术性的写法和用词，并且避免在每一页上都是满满的注释，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对那些需要看这样的注释的人，所有的材料来源、参考资料和说明（除了早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外）都在正文之后可以找到。有关她的史实，存在着一些空白点。很多材料已经散失或被毁了。当宋庆龄对我说，她会把她所有记得起来的事情全部提供给我时，我们都不知道给她留下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促了。结果是，本来有些小问题她本人只须花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现在要用几个月的功夫进行研究，才能弄清楚；还有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另有一些问题很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了。除少数例外，凡关于她的官方档案或家庭（如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见到。这增加了我的工作的难度，自然也增多了本书的缺点。在这方面，我还应该提到，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作传记，而七十岁以上显然已不是开始这样做的适当年纪了。
　　我希望本书对那些还不认识这位伟大女性的人能有助于增进对她、对她的时代、对她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和理解。我也希望本书能有助于为更多更好的介绍宋庆龄的著作的出现修筑道路——这样的著作是一定会出现的，不仅在我们这一代人、并且在未来的许多代人中间。如果本书对于有人想要抛出一些有关宋庆龄的不负责任的或怀有恶意的东西起一点阻碍的作用，那当然也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过去几年收集材料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人士给了慷慨的帮助。我衷心地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和人士，但为了不使这篇序言长得过分，我不能在这里—一指名道谢。但在注释中，所有来源都是作了具体说明的。
　　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机构有：北京的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和宋庆龄故居；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会，上海市档案馆；广州市文化局；孙中山原籍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纪念馆；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宋庆龄基金会。
　　在日本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宋庆龄日本基金会及该会常务理事和事务局长、长期潜心研究宋庆龄的学者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也是本书日本版的译者）；感谢孙中山的忠实朋友宫崎寅藏和梅屋在吉的后人宫崎艹路艹冬和宫崎千代以及小坂哲郎和小坂珠访子（主和子）他们家庭收藏的有关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件和其他史料十分丰富，极有帮助。这些珍贵资料历经这个世纪中频仍的战乱而仍被细心地——并且奇迹似地保存下来，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忠诚持久的友谊的证明。
　　在美国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已故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并承伯莎·陶布协助），提供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宋庆龄的信件；纽约市立大学思派亚学院A·汤姆·格隆菲尔德教授，主动地从他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寻找和复印很有价值的材料给我；西乔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为我增添了宋庆龄在梅肯市上大学时期的史料；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使我得以了解一些史迪威将军家庭的情况并利用收藏在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日记。
　　在中国，我曾访问过许多人，其中有：已故的廖梦醒，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卫中国同盟的老同事；张彦，他是《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前第一副总编辑，让我分享了他访问宋庆龄母校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成果；傅伍仪和张爱荣，她们也曾由宋庆龄基金会派赴美国访问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已故的章克，告诉我他在1927—1929年同宋庆龄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时的宝贵的回忆（还有中国红十字会的顾锦心，她告诉我关于章克的一些事）。另外就恕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使我在任职该社期间能有许多时间用于写作本书；新世界出版社的陈休征接受了出版本书英文版的任务并耐心地等待它的完成，该社的林黎明和其他同志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同我一起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以上我只举出了一部分机构和人士，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对其他不及列名的机构和人士的感激之情会比对他们稍逊。
　　在写作本书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我们共同生活了40年，她和我一样也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过）以及现在的妻子、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的老同事黄浣碧的耐心合作和毫无保留的支援。
　　不论是哪一种文版，我都要为本书的中文译者、我的老同事沈苏儒和日文译者、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久保田博子夫人致特别的谢意，因为他们两位“超越了本职工作的范围”，订正本书英文原稿上的若干讹误，提出改进的建议，从而在总体上为本书所取得的一些优点作出了贡献。
　　至于本书存在的缺点，那完全是我的责任。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
　　在这篇序言里，凡在总序中已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特别指出几点。
　　这本传记，同已经出版的中文宋庆龄传记比起来，更多地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所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这些作品不仅有文章（它们多数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论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有几百封信件，有写给外国人的，有时也有写给中国人的，如廖梦醒及其他人。我还利用了许多——可能多于中国读者过去已知的——外国人的著作，这些人在宋庆龄一生中不同的时期认识她或观察过她。
　　这不只是简单地一个文字不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的时代的图象。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共乐，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路漫长。长期的经验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坚信中国——世界也一样——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取得进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空洞议论，而是她几十年来历经风雨用行动所显示的事实。
　　正如她在一切经验中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一样，她对知识所赋予的价值也是从不动摇的。她深信，未来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进的知识来铸造的。
　　她是为妇女充分参与共同事业的权利和职责而奋斗不已的战士。
　　她最深切的爱和关怀在于儿童，为了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为了他（她）们的教育，使他（她）们成为来之不易的进步的自觉继承人和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建设者。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这些就是我想要告诉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中国读者——去认识和了解宋庆龄的理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
第一章　青年时代：美国，1907—1913年
　　在本书所选用的照片中，有一张中国姑娘的大学毕业照，面容坚毅、眼神深邃。她就是1913年获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学士学位的宋庆龄。后来，她成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和助手。1949年，作为另一场更深刻的革命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本世纪末叶，她在快到90岁时，以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与世长辞。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