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后，历史又慷慨无私地推出了使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且为之惊讶的“十大元帅”。
　　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罗荣桓、林彪，宛如支撑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的十根巨柱，他们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又一个个或平静或悲壮或奇特地离去，从而给历时大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也给世人留下了无数个待解的“谜”。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历史在人事代谢、沧桑巨变中不断前进，而世人又渴望从艰涩滞重的印痕中探索历史。为了纪念那曾令人回肠荡气、慷慨悲歌的昨天，也为了满足人们希望了解伟人并探秘索隐的心理需要，我们在出版了《毛泽东之谜》之后，从历史的和民俗文化的角度出发，编纂了这套揭示十大元帅之谜的小书，力求以精到的语言、丰盈的情感、生动幽默的事例和深刻独到的分析，来展示一代巨人在各个时期的重要事迹和鲜为人知的不同层面。
　　我们相信，这套书一定会得到各界读者的厚爱；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能就本书因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谬给以批评指正。
　　　　　　　　　　　　　　　　　　　　　编者
　　　　　　　　　　　　　　　　　　 1993年3月
　　
　　
1　“农民情结”之谜
　　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农民式的风格，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仿佛希腊神话中安泰须臾不可离弃大地，成为他的力量源泉所在。这种对农民的痴心和迷恋究竟源自何处？又为的是哪般呢？
1．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886年12月1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西麓李家湾的一个佃农家庭，朱德正是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俗话说得好：“幼年学的，象石头上刻的”，一个人童年时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决定他日后事业发展的方向，难怪精神分析学家在解答精神病人的疑难病症时或者在进行释梦工作时要详细追问病人或梦者的童年经历呢？要了解朱德的独特个性，我们最好也从他的童年开始。
　　朱德本人生下来时的小名叫“狗儿”，母亲共生下十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养不起，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朱德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来则是老三，他们这一辈以“代”字排名，所以1892年他六岁入私塾读书时，取名代珍。同所有农民家庭一样，朱家是一个靠勤劳节俭以便同饥饿作斗争的经济单位。吃的东西几乎千篇一律。早饭是高粱稀饭，偶尔加一些大米或豆子，大家同吃一碗青菜，家里大多吃的是掺有豌豆、蔬菜、红薯的杂粮饭，像猪肉或其它好吃的东西在阴历年时才能够吃上一顿，还谈不上准有。祖母掌握全家经济，指挥全局，把男男女女的事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干活是男人的事，地里和家里的小事情则属于妇女和小孩。全家只要听到祖母的动静，也就通通起来，各作各的事——打水，砍柴、喂养鸡、鸭，或者打扫院子。祖母根据年龄需要和活儿的轻重来分配粮食。朱德从五岁起就上山打柴、割草，帮助家里干杂活。后来，在接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他曾经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家庭的熏陶锻造了他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的秉性；在这个“农民世家”里，祖父朱邦俊是一个富有农事经验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下田种地；伯父朱世连（朱德自动就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伯父，伯父很喜欢他，朱德以后能读书，主要是靠伯父的资助）是个治家严谨，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悭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父亲朱世林也是一个终年劳动、寡言少语的老实农民。
　　伯父虽然没有子嗣，但从不借口休妻，也从不虐待妻子，他的这种遇事自有主见的做法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对朱德后来的人生道路带来最大影响的仍然是他的母亲钟氏。我们并不是在此图解“恋母情结”的理论，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无疑总是他的母亲。他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呼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熏陶。
1．2　母亲与师傅
　　朱德的相貌酷似母亲，表明他更多地得到的是母亲的遗传基因，而这种“遗传偏向”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朱德的记忆里，母亲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她出生于流浪艺人之家，不但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而且受到世人的轻视，地位十分卑下。能嫁到朱家这种有几间草房的庄户人家里，对她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她那硬朗、高大的身躯支持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劳动，年复一年地生育。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甚至在朱德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朱德就呱呱落地了，生下朱德后，母亲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朱德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说，自己的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时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
　　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他娘”。对公婆，她大敬大孝；对丈夫，她依从顺服；对妯娌，她贤惠和睦；对邻里，她乐善好施。她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家庭生活和农业劳动中。她就是这种女人，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在朱德眼里，母亲是举世无双的完人，他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母亲干什么，他也总是跟在后面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朱德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又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仆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这些东西他一直保持着，当了总司令，当了委员长也照样没丢。
　　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将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奉养在身边。可是母亲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她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粮食一样重要。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土地上、纺车旁。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纺线，临终前仍不辍劳作，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艰难磨折，这似乎来自一种“遗传”，因为朱德的祖母同样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而且也是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也相信，只有没日没夜地干，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不至于饿死或冻死。尽管碗里的东西越来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来越破，然而农民们并不在意，有一种宿命观在支配着他们无休无止的劳作。朱德自童年时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感到社会“有欠公平”，但是，当时，他和家人一样，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朱德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全部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普遍都有一种信念，即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个男孩子，因为当时的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加上封建时代的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垄断，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升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贫苦的农家子弟来说，通往此门的必由之路就是读书，正所谓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亦有黄金屋”啊！一般农民都无法缴足学费，教育孩子对于他们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他们超脱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养父正是怀着对读书人的无限崇敬送朱德进私塾学习的。
　　1982年，朱德进私塾，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第二年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在这里两年，朱德刻苦攻读了《诗经》等十几本书。九岁那年，他离开琳琅寨，随伯父和么叔搬到大湾，去席聘三先生家读书。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举人，甚至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二十几岁起教书，到那时已七十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忆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1．3　忍痛斩“脐带”
　　1906年，朱德来到成都。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当一名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家里从中阻拦，不同意他和家庭分离，而投身到时代大激流中去，尽管这股激流正是解救这个佃农家庭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他们的目标可谓急功近利了，于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而且不敢向家里人吐露这些实情。
　　朱德毕业回家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临近家门时，他发现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时，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等，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为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让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离家以来，他家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目了然。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都是补丁，到处都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有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在亲朋好友家里，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朱德当时的心情充满了伤感、忧愁和矛盾，尽管他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已是新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强大惯性之中，朱德为此大为苦恼，经常独自躺在房间里，彻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义。在老家时，朱德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扯了谎，并且告诉家人，自己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开始挣钱偿还家里的债务。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父亲问他，体育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以后，父亲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结果你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苦力也会这个！接着他跑出家门，一直到朱德离家时，他仍没有回来。那天晚上，朱德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些情景，朱德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望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朱德终于未能加入一种恶性循环圈，因为他心里清楚，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一朝权在手，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不顾家人省吃俭用，借高利贷供养他以使日后有人“支撑门户”、“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朱德离开家里去仪珑县任体育教师时，六十来岁的养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送了好几里路才回去。最后，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去，慈祥而宽厚地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地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望着养父离去时苍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说明自己打算参军，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社会上当时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全家人的反应同样是比上一次更为可怕，对于他的养父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时，家里竟无一人来送别。他孤独地出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光明而又长满荆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1．4　“农民情结”揭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沧桑的朱德正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灵重负投身于中国革命奔腾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朱德正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先行者、战斗者。儿时丁家少爷的欺侮，母亲含辛茹苦的身影，农民们忍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景象，全家人一双双饱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心里创伤”（Metaltrama），这种创伤化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难，必须着眼于救广大农民阶层出脱苦海，单单拯救某些人，某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直表现出农民子弟的纯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老于世故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采访，他写道，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朱德，这位不是农民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继承农民的良性“遗传基因”的一面，与凡夫俗子不同，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因为农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仿佛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地”，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农民情结”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所谓“情结”（Complex）指一组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有意无意的影响，是人的基本动力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农民的习性和爱憎，有农民重视直觉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有农民实用、务实的理性精神，脚踏实地，摸索前进，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争发言权。他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乐都能够给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体贴入微的同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时期，他最喜欢和普通人，尤其是与农民或农民出身的战士发生联系，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国内的许多工厂、矿山、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林区、林场、苗圃、农场、农村、山区进行视察，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他都视察过，而且很多地方去过不止一次。从漠漠黄沙到茫茫碧海，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这位农民首长的足迹。在井冈山，他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在延安，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种菜、拾粪。进城以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优良作风，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同甘共苦。自从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朱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因为他自己立下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许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是没有拿过元帅工资的共和国第一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一向教育自己的儿、女、孙、侄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临终前，他属咐他的老伴和战友康克清，把二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爷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朱德曾经说：“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其实，朱德的处世哲学和心理结构中有着农民、革命者、军事家三种成份，他身上的后两种成份，使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不同于普通农民，使他汲取了历代农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军事与论原则同农民革命的游击战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农民情结，使他处处依靠群众、发动农民，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调动和利用起来，“置身青云毋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龄语）。
　　朱德没有把自己的“根”从广大农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民具有“两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觉和军事家的雄才胆略使他能够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他站出来反观农民阶层时，既看到了它的短视、狭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农民纯朴、善良、务实、勇于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农民世代受压迫，革命的潜力最大；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存有一线“学而优则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发动。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推行一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化产品正象物质产品一样，被上层社会垄断和把持着，封建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愚民好统治，损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同样紧紧抓住了农民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当它领导中国的几亿农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并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世界也不能不为之瞩目并且为之震撼！
　　旧中国的农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和贫农，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有着两种路线的斗争：是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争取动摇地中间势力，把革命引向胜利？还是抛弃农民，妥协退让，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党领导农民开展农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在中国推翻几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农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该文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广大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而且农村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即是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天才式的理论”正是来自对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可以说，朱德在这些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中是不谋而合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7年11月上旬，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着队伍离开大庚县境，到了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在打走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这个山区以后，部队便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干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一来，改变了部分过去单纯打仗的作法，从而领导部队开始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本人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之后，朱德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成为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的发明者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种重感性、重实践、务实不务虚、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农民式的思维方式使他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具体事例中看出农民式的质朴、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爱憎分明等品质在朱德身上的体现：
　　故事一：1929年1月，朱德在新城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刚一动员，那些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农民立即响应。他们欣喜若狂地说：
　　“穷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跟着朱德干革命，把土豪的土地分掉……。”朱德一听就笑着对他们说：’不是分土豪的土地，是你们自己的地，现在让土豪还给你们，这叫土地还家。今后你们要在自己的田里耕种、收割了。”为感谢朱德的恩情，农民们编了首歌，歌中唱道：
　　哎呀嘞——
　　新城来了朱军长，
　　穷苦百姓喜洋洋。
　　拨开云雾见天日，
　　幸福日子万年长。
　　故事二：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几千名红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思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动手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态度还十分和气，和反动派说的红军完全不一样。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象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大家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颁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
　　故事三：1939年在武乡县砖壁村。一次，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村里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舞台前一字排开放上许多矮凳、圆木、砖石，等待着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偶然间，他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说：
　　“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386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朱德听了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民运科长听后立即遵照朱德的要求，让村上的老百姓进场一同看戏。朱德又亲自领着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他们安排在前几排的位置上，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
　　随着又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把儿童团的队伍带到前边来。
　　而他自己呢，待这一切都安排好后，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故事四：1939年麦收时节。一天，一队八路军从一个村边走过，营长骑着马走在前面。这时，一位老大娘很艰难地背着一大捆麦子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骑在马上，，昂着头往前走。朱德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粗理的眉毛拧到一起，摇摇头，然后快步上前拦住马头。他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营长不认识面前这个拦路人，上下打量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朱德又问：“你现在任务紧不紧？”营长望着这个表情沉重、十分严肃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什么，连忙跳下马来说：
　　“不十分紧。”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你拉你骑的马到村里头套个车，替老大娘把麦捆拉回家去！”营长明白自己错了，红着脸帮老大娘把麦子都拉回了家。事后他才知道那位拦马批评自己的老同志是朱总司令。
　　过了两天，朱德派人把这位营长叫去，营长心里一阵紧张，进屋后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请他坐下，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首先就是群众观点。看见老大娘吃力地背着麦捆，你骑在马上，不想办法帮助她，这是不对的，要好好记着，只要有一点空儿，有一份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