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作者：谭天荣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还我本来面目。
　　为了毛主席钦赐的“学生领袖”的头衔，我可没少吃苦头：在北大荒的草原上，在三余庄的葡萄园里，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饥饿，不是劳累，而是这一头衔的重负。“同学们”一起干活，管教干部总朝我喊：“谭天荣快干！别磨蹭！”身边的“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别跟我们一起干。有了你，‘队长'老盯着，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
　　在我面前，连最孱头的小瘪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找不知怎么冒犯了一位小“拉兹”，他对我挥着拳头：“你是个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这孩子的智商未必很高，但他对管教干部的倾向性的判断却准确无误。
　　在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记得有位农民受了委屈时曾这样提出抗议：“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当我是谭天荣吗？告诉你，我不姓‘右'！”农民就这样在实践中贯彻“阶级斗争是个纲”这一最高指示。
　　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地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然而，今天我还是下决心将我这些年当“学生领袖”的经历写下来。
　　说起右派，你或许会想起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想起电影《牧马人》中的许灵均，或者想起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那个“找”。他们那些动人的故事，你或许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是学生中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你自然期待在这里看到更精彩的故事。很遗憾，我不得不使你失望，因为我在大墙内的经历一点也不精彩。
　　诚然，有一点我和罗群们是一样的，那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劳动。但是劳动和劳动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如赶车、牧马、看水等等，在大墙内则是高人一等的劳动，如果说从事大田劳动的普通劳改犯是大墙内的平民，那么，他们就是大墙内的贵族，正是这些贵族成为“大墙文学”的宠儿。
　　大墙文学的作家们偏爱写贵族，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写小说离不开爱情，在大墙内，只有从事高人一等的劳动，才有机会接触异性，才会有动人的爱情故事。有了爱情故事，才会有家庭故事，受苦受难的妻子或丈夫，在歧视中长大的孩子，还有写不尽的悲欢离合。但是，对于一个从大学里被揪出来直接送进劳改农场的劳改犯或“教养分子”，年复一年地从事大田劳动，年复一年地春种、夏耕、秋收，再加上冬天挖土方，他“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你要作家为他写些什么呢？糟糕的是，我正是这样一个大墙内的平民。
　　诚然，我也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和罗群们相比，苦难更深重，历程更漫长。但是，这种苦难，这种历程，却并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写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的故事本应从且957年写起，但早在1956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为我的一生定下了基调。
　　当时我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在自办的墙报上讨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被戏称为三个“学派”，其中的一个“学派”就是我。不久，大家对这一问题厌倦了，我却继续钻牛角尖。以后的半年，大约是从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我的智力活动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我都不曾经历过。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常常要用一整天，才好不容易地把它们写在纸上。不久我得出结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并不违背因果律，它描写了一个特定的波动过程。
　　为了理解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先要考察波动过程的“时间反演”（即与原过程的时间顺序相反的过程）。比方说，将一块石头扔在水里，水面激起一个圆形的波纹，向外扩散。如果把这一过程拍成电影，然后倒过来放映，银幕上的过程就由一个提早解来描写。
　　人们说：“银幕上的过程将是石头还没有下水就有了向外发散的波纹，这是违背因果律的。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我们应该在解波动方程时放弃提早解。”
　　然而，银幕上的过程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先出现在银幕上的镜头是一个圆形的波纹向里会聚，当波纹会聚到中心时，一块石头从水中冒出，从此水面静止下来。诚然，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过程，但它并不违背因果律。当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时，发现了一个使自己大吃一惊的事实。
　　20世纪物理学的主流是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的领袖叫玻尔，玻尔在1913年刚一出山就以“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著名论断威震物理学界。这一论断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其原始依据就是：“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相矛盾。”而我却发现这一原始依据不成立，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并不矛盾。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我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发现对我多么不合时宜。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北大开始了“大鸣大放”，我自然地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加了“帮助党整风”。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因此而“劳动”了二十二年。
　　我于1958年11月被收容“劳动教养”，1969年11月因“战备疏散”遣送回老家，一共劳动教养了十一年。
　　在劳动教养期间，我的劳动是一流的，夏天搞双抢，冬天打土方，春种秋收，我总在高效榜上名列前茅，遵守纪律也堪称模范，但我还是“反改造分子”。反改造的表现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1959年冬天，我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已经劳动了好几个月。这时，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天好时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抬冻土，打镐；一刮起“烟儿炮”，就在滴水成冰的房子里出不去了。这时队长也不常来管教我们，我想起在北大时曾试图推导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书上的一个公式，后来却因故耽误了，现在反正没事，不妨试试。当时我还有一枝铅笔和一个小本子，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我要推导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线坐标下的表达式”。我尽量用最一般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年以后，也不知谁的一本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科普小册子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公式我都曾推导出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含义下。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
　　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三天。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一钱油，其他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大劳动量加上这样的食品，使我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却很兴奋。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利用分分秒秒努力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心的同学，只在80年代间接地通过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谢他，要不是当年他借书给我，我就不可能学习数理逻辑，从而以后也不可能学习“非标准分析”。这样，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观。
　　就常情来说，利用工余时间学点数学没有什么不好。但管教干部们似乎对知识分子有深仇大恨，对知识本身也深恶痛绝。对于他们，任何自学都是反改造的表现。因此，在劳动教养期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改造分子。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这两本书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但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
　　虽然，马克思所考察的19世纪的欧洲历史离我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但我还是能在马克思的观念世界中走马观花，联系到斯大林问题，联系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如果说1957年我通过物理学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一些小技巧，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与反思，我终于初步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要点。不久，大墙外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对我的“学以致用”，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并显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我还是在这一时期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在该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部分的开头：
　　新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组成部分，它是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初始条件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经过近百年的现代化之后，已经有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在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极为软弱和被动。反之，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改变自己。
　　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该书是用速记写成的，我曾断断续续地把它写成汉字给北师大历史系的陈海诠看，他似乎曾给《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看过，因为赵筠秋曾对人说：“不要小看谭天荣这几年下的工夫，本来他并没有什么真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我们这些人怎么处理，队部早已报了上去，根本与这次运动无关。但我最近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到后来因故取消了。
　　三余庄人分手时恋恋不舍。小流氓们很奇怪：这些“老右”怎么那么亲？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惊喜地发现，农民没有管教干部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有了这点自由，我又回到了量子力学。
　　我手头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我靠回忆把过去学过的东西整理出来，从傅里叶变换到张量分析，从泡利矩阵到狄拉克波动方程。
　　在1956年，我只发现“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论断的各种论据不成立，还没有来得及用经典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量子现象。在家乡种地时，这一任务就自然地摆在我的面前。现在回想起来，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听使唤了。在家务农虽然也有种种不利条件，但我还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对量子现象的理解。
　　1978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同年冬天，落实政策，我被分派到湘潭师院（当时还是师专）任教。
　　刚进学校，我被召进办公室，一位头头拿着一张课表问我能教什么深。我眼睛朝课表一扫：高等数学、数理方法、电工原理、理论力学、统计力学、力学、热学、电磁学……我用50年代的习惯语回答他：
　　“我服从分配，让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逗得在座的哄堂大笑。我心里想：“甭笑，别看我不会说话，干活可不含糊！”
　　我教了一年高等数学，以后就一直教统计力学，像在农场对待农活一样，我对教学一丝不苟，每教一遍，都重写教案。除此之外，我还有点时间继续钻研量子力学。
　　1980年我在长沙参加了一次量子力学会议，但没有获得允许发言。这给我当头一棒，我想，量子力学或许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不妨先从一些小问题着手。
　　1982年起，有人在新创办的杂志《大学物理》上讨论电动力学的“通量法则”问题，其中也刊登了我的两篇小文章，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是在小问题上，我与学术界也没有共同语言。
　　在统计力学的教学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系统理论与准热力学方法计算压强涨落得出不同的结果，前人为此伤透了脑筋，我在备课过程中无意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系统理论的微观压强表达式与相变量的选择有关，只要合理地选择，就能得到与准热力学方法一致的结果，这就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以为这一工作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结果还是大失所望。我向《物理学报》投稿，稿退了回来，还附上了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它们不仅同样地令人啼笑皆非，而且还彼此矛盾。
　　最近，我把该稿投向欧洲一个叫“Physica”的杂志，稿退了回来，退稿意见倒是明白无误：“过去分子运动论中已经有了微观压强的正确表达式。”见鬼，我说的是系统理论，与分子运动论的公式有何相干？我第一次对洋权威也失望了。
　　我在湘潭师院做的另一工作是关于无线电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
　　所谓传输理论就是一个信号变换装置，它对每一个输入信号给出一个响应，电话就是一个传输系统，对话筒说话就是“信号输入”，另一端传出声音就是“响应”。不言而喻，只有先有信号输人才能有响应，可是理论却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信号还没有输入系统就有了相应的响应，这就是“提早响应”。
　　提早响应违背因果律，因此不可能实现，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提早响应。
　　前人的回答是：原因在于传输系统的特性是理想化的，按照这种理解，不产生提早响应的传输特性满足一定条件——因果条件，只有这样的特性才是可以实现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回答也像前人对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的回答一样，是不能接受的。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的规律比较起来，因果律是更高一层次的规律，满足实证科学规律的过程就一定满足因果律，可是在这两个问题中，前人却把因果律当做一个独立的条件与实证科学的规律相并列，在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中，因果律给出的条件是“放弃提早解”；在提早响应问题中，因果律则给出“因果条件”。
　　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考虑后，我发现问题在于傅里叶分析中的δ-函数的一种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质只有用非标准分析才能表达，这一问题的副产品是为非标准分析的应用找到了一个实例，一个标准分析不能胜任而非标准分析却能解决问题的实例。
　　这一段时间我还写了长短不同的多篇文章，投到几个数学杂志，却都如石沉大海，数学杂志既没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没有退稿意见。
　　1979年，我和一位北大女同学李雪琴结婚了，她已有两个男孩。我们重逢时，她已离婚一年多，我和她结婚的动机很简单，她也是学物理的，业务上能助我一臂之力。至于爱情，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我像候鸟一样，把时间都用在飞行上了。”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一个女人，又要当妻子，又要当母亲，更有甚者，她还要当右派哩！她有多少时间学习业务？居里夫人只有一个，再说，人家是什么条件？如果居里夫人为了买一斤鱼要排一个小时队，她能得诺贝尔奖才怪哩！
　　如果说我对她的不满是她荒废了业务，那么她对我的不满就是：“不顾家，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继父和女婿的责任。”她说得有理，看来，物理学和妻子对我来说有如熊掌和鱼，丁是我们离婚了。对我来说这是“舍鱼而取熊掌也”。
　　1986年底，我调入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教数理方法，直到今天。
　　我写了两本小书，第一本是《哥本哈根迷误》，七万字，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二本是《揭开EPR关联之谜》，十四万字，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即将付印。第一本书阐述我对量子力学的一般观点，第二本书则着重考察贝尔不等式。最近我写了一篇题为《为爱因斯坦翻案》的通俗文章，用我认为人们能接受的语言阐述了我对世纪之争的看法。
　　对于我的历史使命，这两本小书的出版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还将继续写书，不管能不能出版。
　　有人曾对我说：“其他右派改正以后，都在报刊上亮了相，惟独没有谭天荣的消息，你似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在这里，我向每一个关心我的人致意，读到这里，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和今后还想干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