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4 月7 日星期一
1 、祸起信用卡自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在他38岁那年，被中央纪委“两规”了，接着由检察机关逮捕。
　　那是2000年，新世纪、新千年开始，举世欢庆的时候，他却被孤独地带进一间屋子里。除了谈话，就是有人轮流看着他，以防他接受不了目前的处境而有所不测。
　　他不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不开口，顶着。
　　所以他很憋得慌。他就哼歌儿。哼歌儿并不等于有好心情。
　　按理说，他一个正厅级干部，用不着中央纪委去“两规”———这是党内纪律，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讲清自己的问题。但是李真太特殊了，他曾经一度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的职务，却又没有安分守己地当秘书，而是利用秘书的地位，上上下下编织了一个很大的关系网，形成了一种能量和权力大于职务的局面，成为“特殊秘书”。所以，他的问题就得由中央纪委来解决了。
　　具体来解决问题的人组成了一个专案组，除了中央纪委的同志，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同志参加。
　　中央纪委来的是第六检查室的同志们。
　　六室主任朱保成是坦克兵出身，身材不高，但精干有力。坦克兵不能选大个子，因为需要坐在狭窄的坦克里冲锋陷阵，个子大了活动不开。这位身材按坦克兵打造的朱保成，作风也是坦克兵式的，扎实稳妥，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六室副主任范志刚，此人高个子，一表人材，能言善辩，将由他向李真宣布“两规”的决定。但能不能把李真顺利“两规”，还是个问题。李真事先已经有所觉察。他的关系网是畅通的。早在中央纪委对他外围调查时，他就知道了。特别是1999年底到2000年初，他的消息非常准确，开始把大量钱物向境外转移，并与人订立“攻守同盟”。他知道是在查信用卡的问题。
　　他是1994年初开始使用信用卡的。有一天他碰到了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经理张某，说：“现在用现金不方便，不像你们企业用信用卡方便。”张某说：“办个卡不就行了吗？”李真说：“行。”张某说：“回头我给你办个公司的卡。”李真说：“可以。”然后又笑呵呵地补充说：“回头我把花的钱还给你。”意思是从信用卡上花去多少钱，最后我会还给你的。
　　办卡得用身份证。过了一段时间，李真的情人李军把一张名字叫“韩叙”的身份证给了张经理。张某看着那张身份证，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很精明的小伙子的照片印在上面，这就是李真本人。出生日期也是李真的真实出生日期，即1962年5 月29日。只有名字不一样。后来李真解释说：“我是怕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认出我来。”
　　他经常出入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当然不想被人认出来。
　　张某只在卡上打了1 万元，李真很快就消费完了，打电话让他续款。他就陆陆续续地往卡上续款。李真觉得这个人很小气。可是自己对张某企业的支持却是不遗余力的。
　　他每年都要陪着省、市领导来视察、参观秦皇岛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然后就陪同领导们到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看一看，说公司的好话，请求给予支持等等，提高了企业形象，带来了无形资产。除此之外，公司还在李真的帮助下，买下了周围的一个锅炉房。
　　到了1999年3 月，风声有点紧了，再说他那时早已当了省国税局长，什么样的消费也不成问题了，他就把那张卡让李军还给张某了。过后见着张某还笑呵呵地问：“卡花了多少钱？”张某说：“10来万。”李真说：“我回头给你们钱。”
　　他总是不忘记提给钱，证明潜意识里是害怕的。
　　可是又总是下不了决心，不把钱真的拿出来。进钱容易，出钱难。
　　到了这一年的8 月份，风声越来越紧了，不允许他再犹豫了，他打电话让张某到他家来一趟，越快越好。张某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家庄，来到他家里。等李军带着孩子进了卧室，公务员倒了茶水退下去之后，李真才说：“那张卡你是怎么办的？”
　　张某说：“办的公司卡，财务上有账。”
　　李真很不高兴，公司卡，财务上有账，一查不就露馅儿了吗？便大声说道：
　　“公司卡！把钱还你们就是了。妈的！当时我就不该办这个卡，惹了这么多事！我不就用你们点钱吗？我把钱还给你们。你叫财务给我打个收据，把时间往前写，算我还卡的时候同时还的钱。如果有人了解情况，就说我3 月份，在秦皇岛税务培训中心宾馆还的。”
　　张某说：“行。”“他妈的！现在小人整我，要加小心。”转身接了个电话，“你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了。”“回去把财务账给我处理好喽！”“行。”
　　李真随手拿来一个报纸包，打开让张某看，说：“这是十万五千块钱，还给你。
　　现在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有人问就说这是我的稿费。”
　　他说他写的论文，出版后给了他20万元的稿费。
　　过了几天李军到中兴公司拿收据，并且说光有收据还不行，还得让公司出个证明。张某说证明怎么写，她就打了个草稿让他抄。出了证明，又把剩余的5 千多元还给了李军。
　　过了不久，李真又给张某打电话，让他再来一回石家庄。张某说今天公司开会，得晚上才能走，后半夜才能到。李真说后半夜就后半夜。凌晨两点多张某到了石家庄，让司机到宾馆睡觉，自己开车去了李真家。李真穿着睡衣，在卧室里接待了他，还给他倒了一杯茶水。规格很高了。
　　“路上还好走吗？”李真问。张某说：“还可以。”
　　李真说：“现在风声紧，有人去调查你们公司吗？”
　　里去，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马上会见他，他便大发脾气。
　　第二章年4 月8 日星期二2 、“两规”的日子刚开始张某说：“没有人来查。”
　　李真说：“收据不是改在3 月了？那好，如果有人来查，就按条上写的说，这样就一致了。”
　　张某说：“行。”
　　李真又说：“这事我已经和组织上谈了，也没有什么事情。现在还有许多人在整我。如果有人调查，你事先告诉我一声。”
　　“行。”
　　像这样的“攻守同盟”订了不少。过去忙着索贿，现在忙着擦屁股。
　　这时候，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已经在北京有关商场、饭店、银行查找了数以万计的账单，从中取出了李真收受他人3 张信用卡用于个人消费的扎实证据。
　　风声越来越紧了，他已经知道“有人在鼓捣我”，决定3 月2 日去北京找人，把事情摆平。可是还没等他行动，中央纪委就对他实行了“两规”：规定的时间是2000年3 月1 日，规定到达的地点是石家庄市某招待所。
　　他有点害怕了。但表面上很镇静。
　　范志刚副主任说：“根据中央纪委领导的批示，按照有关规定，今天请你到指定地点，在指定时间将有关问题说清楚。你是党员干部，要配合组织的工作。”
　　李真回答：“好的。”说得很平静，很大度。气氛是严肃的，但也很亲切。一下子走到边缘，就要踏进犯罪的人，在这时都会感到组织的亲切。但这种亲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了，组织不会原谅他，他也不会向组织讲真话。回想起来，自从加入组织那一天起，他就没有向组织讲过多少真话，连出身和学历都有许多虚假的成份。可是组织却很重用他，步步高升。真有点对不起组织。现在好了，开始算总账了。他立刻警觉起来。范志刚说：“按照规定，请将携带的手机等物品交由我们保管。”李真说：“好的。我将手机和BB机交出。其他没带什么东西，家里和办公室的钥匙我都不带。“他显得很沉得住气。
　　下面接着问他在遵守党纪政纪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他就沉不住气了，他就来了情绪。
　　办案人员还没着急，他先着急了。
　　他说：“在‘三讲’过程中，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我都讲过了，主要是工作方式和批评人严厉的问题。你们找我之前，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如果外界知道你们找我谈话，反映一定很坏。近几年河北对我的传闻很多。你们觉得我有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好了。”
　　态度很不好，而且很狂。
　　他的确有狂的理由。他在河北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上上下下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些干部的命运。有一次，他到一个市里去，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马上会见他，他便大发脾气，说不是我安排你们的时候了！坐上车就走，吓得班子成员也都坐上车在后面跟着，一直把他送到下一个城市。
　　所以他断定，外界如果知道他被“两规”，肯定会有反映，不过不一定“很坏”
　　罢了，人们早已对他怨谤四起，很希望上边能管管他呢。
　　范志刚仍然耐心让他讲问题。
　　他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自己会为自己负责的。别人出于其他目的对我进行攻击，那是他们的事。河北情况很复杂。”
　　是的，河北情况很复杂。李真就是复杂的一个主要因素。
　　李真的问题由来已久。几年以前就有人不断举报揭发他的问题。就因为河北情况复杂，投鼠忌器，而没有动他。出于这种慎重的考虑，外围调查的面也就不宜很大，有一个等待时机的问题。
　　根据群众举报，李真有参与经商、收受贿赂、干扰办案、嫖娼淫乱、政治欺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次立案之后，凡是专案组重点调查的问题，都证明是存在的。
　　例如受贿一部凌志轿车和妻子柳絮出国问题，在群众的举报中最为明显和突出。
　　李真得知有人举报他这两个问题后，急忙作了许多掩饰，但最终还是查明确有其事，而且其中牵扯的问题远远超出举报的范围。
　　其实一部轿车和妻子出国留学定居在他的巨额受贿中不过是两个小插曲，并不是问题的要害，但是却被别人知晓了，掌握了，向上级举报出来，最终导致了李真的灭亡。
　　如果没有这两宗事，也就是说，李真做得再谨慎一些，严密一些，他就可能暂时暴露不了。
　　但是人们自信地说，李真早晚会暴露出大问题。是个疖子就得出脓。已经把他看透了。
　　看透了什么？就是一个人腐败堕落到一定程度，他就收不住了，谨慎不了啦，严密不了啦！他是艺高人胆大，什么也不怕。他已经不会把握分寸和度了，也认为没必要把握这个了，脚面的水平趟了。什么叫贪婪无度？这就叫。如果他还有羞耻感，他也许会谨慎和小心一些，但是他没有了。
　　他给甲打电话：“帮我选部车。”话一出口，觉得不妥，赶紧补充说，“我的朋友，做买卖的，想买一部车。”
　　瞧，在不谨慎中也有谨慎。但是甲根本不接受他这个掩饰，挑明了说：“你买车干什么？”
　　他回答得滴水不漏：“我朋友买了车，我的朋友可以坐，我使着也比较方便。”
　　但甲心里明白，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蠢啊，你一个省委秘书，还缺小车坐吗？
　　这不是明显地授人以柄吗？你哪儿有钱买车，不是受贿又是什么？但李真认为这是顺手牵羊的事，不牵白不牵。
　　给他这只羊的人是乙，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1993年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李真以省委办公厅秘书的身份多方活动，使乙于1994年1 月被无罪释放。
　　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
　　第三章3 、受贿凌志车乙觉得要把对李真的感谢落实在行动上，就对他说：“李真，有时候你不随领导去北京，没有车，不方便，我提供一部车给你。”
　　李真说：“方便不？”乙说：“绝对没问题！”
　　他显得有点财大气粗似的，因为他是经济干部，在政界“要员”面前，不能丢份儿，要不人家凭什么能看得上你，还费力气保你？人家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你是经济实力的代表。各有各的优势。互相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好了，“优势互补”，就是好兄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给部车是应该的。
　　他们在操作这种事情的时候居然一点也没想到会有危险。甲通过朋友给李真买的这部凌志轿车花了62万元，乙按李真说的账号把款打了过去。这些钱如果只是在账号上转，别人是很难发现的，只要他们不起内讧。可是他们把它变成了一辆小轿车，这就为群众监督提供了极大的可视性。
　　人们看到了这部漂亮的赃车，知道谁坐着，谁开着，去什么地方，停放在哪里。
　　有人留心这个。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是一种好现象。说是群众监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立面的监督。群众哪儿有时间总盯着这个？只有对立面有时间。
　　专横跋扈的李真能没有对立面吗？“对立面”不是个反义词，你不好，我跟你对立，难道不应该吗？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很清楚，总说有人在整我。
　　这就对了，都怕你，没人监督你，事情不是更糟吗？
　　有了车，李真很高兴。在自己北京住宅的院子里，停着一辆自己的轿车，的确很惬意。他在楼下喊李军快下来看！李军就下来了，那是一辆崭新的黑色凌志轿车，但李军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一道印儿，便指给他看，李真抱怨说：“甲开我的车了！”
　　显出主人的样子，虽然是抱怨，但心里特别舒服。
　　紧接着就为舒服付出了代价。
　　有人写信举报车的问题。他的信息是很灵通的。他对李军说：“必须赶快把车处理掉。”此后他就一直否认有这件事，即否认有私人小汽车，说举报信是无中生有，连他最好的朋友吴庆五问他：“到底有这事没有？”他也回答：“绝对没有此事！”这时候他已经把车卖给卢鹰了。
　　卢鹰是大野集团总经理。报人出身，却极会钻营。李真的前妻柳絮后来到卢鹰的大野集团工作。她到新加坡以留学的名义去定居，就是大野集团出的费用，算公费留学。群众举报了这个问题。
　　李真的目的不在于留学，而是要通过柳絮把钱财转移到境外去。不过1997年他和柳絮离婚了，钱财的转移又有了别的渠道。
　　卢鹰是必须买李真的车的。李真把他叫到家里说：“我的朋友那儿有一部新的原装进口的凌志400 型轿车，价格是62万元，你把这部车买了。”
　　卢鹰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大野集团刚刚买了3 部同样的凌志400 型轿车，每部价格才45万元。
　　李真很高兴，马上挂电话联系“那部车”，并把接收汇款单位的名称和账号告诉了卢鹰。
　　卢鹰回到单位就把钱打过去了。车提回来一看，根本不是新的，而是翻新的。
　　但越是吃亏，卢鹰心里越高兴，用他的话来讲“李真是个权势人物，我一个外地人在石家庄搞项目早晚要用得着李真，所以别说李真要62万元，就是报价再高，我也答应，根本不能讨价还价。”
　　一部汽车使很多人得到了满足。甲为朋友帮了一次忙。乙报了救命之恩。卢鹰在权势人物面前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
　　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他得好好地擦屁股。
　　他找到吴庆五说，接受乙一辆轿车的事，的确属实。吴庆五大吃一惊，原来那么否认，不对他讲实话，现在为什么又讲实话了？
　　因为需要他出马了。
　　李真说：“如果这件事查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是个问题。他们感到问题越来越多了。
　　从1999年底开始，李真不断地找吴庆五商量事情，因为被举报的信息不断传来，他需要不断地应付，不断地想对策。拆东墙补西壁，拆壁补壁。好多事都是他、吴庆五和乙一起干的，而乙跑到外国去了，所以只能找吴庆五商量。
　　不过凌志车这件事是他和乙单独干的。
　　李真说：“庆五，你尽快和乙联系上，让他承认这部凌志车是他公司买的，以后不用了，就通过北京的朋友卖了出去，这部车与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
　　吴庆五说：“好吧。”
　　不久，他就在电话里把李真的意思告诉了远在国外的乙。
　　乙说：“既然李真让我这么说，我就这么说。”
　　然后吴庆五就告诉李真说：“我已经和乙联系上了，把你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讲这事由他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请你放心。”
　　这时候李真已经不太容易放心了。放心下这个，放心不下那个。八个油瓶七个盖，盖来盖去盖不全。他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走到这步田地。
　　腐败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他被“两规”了。角色的转换非常之快。
　　青年得志而形成的傲慢，在“两规”初期是很难去掉的。好像是井落在吊桶里了，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就显得很不适应。他不仅哼歌，还要求看电视。
　　电视不能给看，说还是把看电视的心思和时间用在思考问题上吧！
　　思考肯定是少不了思考，只是不交待问题。他在等着外面有人救他。他不是救出过乙吗？乙是肯定救不了他的。但有人会救他，可是没有结果，他一直不能离开这里。
　　中央纪委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检察机关对李真采取司法措施。
　　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第四章4 、要工程总造价的六个点因为他是河北省人大代表，所以对他的逮捕是经过河北省人大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提请许可逮捕后，才执行的。
　　时间是2000年3 月30日。
　　他的企图得到“营救”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打击。
　　掉下井里，鼻子是钩不住的。
　　但仍然不交待问题。不能就此认输。他进行了超乎常人想像的持久的抵抗。
　　当然他最终还是沉痛地写下了《心灵的忏悔》。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下。他写道：“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这真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哀叹！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就这样夭折了。
　　他于1962年5 月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1981年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果树场当教师，后又到张家口市电子研究所、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调任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办公室主任，1990年至1993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1994年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1997年任局长。前后没用几年，就裤衩改背心———上去了，成为“省委和总局的双重后备干部”，发展势头很不错。
　　“曾被多少亲人和朋友引以为荣”，他写道，“哪知道却是一棵受了病害的苗子，在权力、荣耀兴盛之时，我却因经济犯罪走进了监狱的大门”。
　　因为他从根儿上动摇了。根儿都没有扎牢，还不得夭折吗？
　　根儿是什么？根儿就是吸收精神营养的大脑。
　　大脑不是一个人的梢儿，而是一个人的根儿。
　　与植物正好相反。大脑里观念、信念的东西坚定了，人就坚定了。平时我们所说的“站稳立场”，不是让你用脚去站，而是让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他没有站住，他就夭折了。他为什么没有站住呢？他吸收的营养不对。营养就是信仰。他把信仰这样的大问题搞错了。灵魂不再纯洁了。
　　他在《忏悔》中写道：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而是对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共产党完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他认识了丙。那是1995年，丙是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要承揽某市百货大楼装修工程，求李真向市领导打个招呼。李真就用电话跟市领导说了一下，说北京有个好朋友想干百货大楼的工程，并且把这位朋友丙的来历说明一番，那来历是很不简单的。领导说，找我吧，没问题。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李真说，我平时和那位领导也没有什么往来，更没有经济上的关系，但看在我这省委秘书地位的份儿上，肯定是要帮忙的。
　　丙带领施工队到了某市，领导请他们吃饭，然后介绍给百货大楼的经理，工程就承包给那个施工队了。完工后，丙在北京跟那个施工队的吴经理一起吃饭，吴经理说：“工程没赚什么钱。”丙说：“都是朋友，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啊！”几天后吴经理给了丙15万元。
　　丙把这15万全部给了李真。他是为了下一次再从李真那里揽到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