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汛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