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崎同志的生平
　　“一二·九”老战士聚会京城深切悼念老战友葛佩琦

　　前言　
　　我是山东省平度县人，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1930年来到北平，当学徒工，学开汽车。后来半工半读，读了三年中学。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支援“七·七”抗战。北平沦陷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抗日前线。曾组织抗日游击队，在豫东、冀南打游击。1938年在抗日前线，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接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搞情报和策反工作。我曾单独策动汉奸部队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汉奸部队三个师反正，他们脱离了日军控制，编入了抗战部队序列。　
　　抗战胜利后，接受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遣，通过地下工作关系，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担任“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以此为掩护，搞情报工作。我搜集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我党。1947年10月，我党在西安、北平、沈阳等地的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我的单线领导人被捕，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　
　　由于历史的“误会”，1957年我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接着被错捕、错判，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英明决策的指引下，承胡耀邦总书记的过问，我的判刑冤案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　
　　我的冤案平反后，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有关我的报道，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有些同志、朋友，特别是我家乡的父老，再三催促，要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因此，我写了这本小册子。请读者指教。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1．放牛放猪苦读书　
　　我1911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所属的一个农村　淖泥沟村。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膝下有我们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八口之家，只有三亩半地。我8岁时，开始从塾师赵锡圭老师读书。农忙时节，村塾放假，我就回家帮着干农活。因为我是最小的弟弟，哥哥们不肯让我下地干重活，我就去放牛放猪。我们村西北有一片荒地，村民把它叫做“西北荒”，这是放牛的好地方。我把牛纲绳（拴在牛鼻上的绳子）接上一条长绳子，把绳子的另一头拴上一个铡钉（约30厘米长的铁钉），把铡钉插迸草地里，牛就可以在半径约6米长的圆圈内吃草，而跑不掉。我就坐在河边的树荫下读书。晚秋季节，在刨出地瓜（白薯）的空地里，还遗留有埋在土里的小块地瓜，这是放猪的好地方。我把猪赶到地里，猪用嘴翻土找地瓜吃。我就坐在高坡上，一面了望着猪，一面看书。　
　　当时，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高等小学，没有县立中学。有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知务中学及附属小学。我从私塾考入了该校小学六年级。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知务中学停办了。在本县没有中学可升，我就在家干了半年农活。我升学心切，听说距平度县城300多里的黄县城，有一所崇实中学，办得还不错。1929年春节后，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条小竹扁担，让我担着行李和书籍，随着我们村赴黄县当长工的乡亲们，到了黄县，考入了崇实中学。这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是一位美国牧师，他的中国名字叫蒲其维。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华军队在济南，肆意屠杀我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1930年5月3日，黄县祟实中学学生会要召开全体同学大会，纪念“五·三”惨案。大会秩序单上列着“向国旗三鞠躬”。美国校长说，“向国旗鞠躬”，那是崇拜“偶像”，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要求学生会取消这一项。学生们坚决反对。在开会时，全体同学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第二天，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美国教员立即停课，中国老师继续上课。在老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组织起读书维持会，维持学校秩序，保证正常上课。维持到6月中旬，举行了期末考试。名义上宣布放暑假，实际上学校就解散了。　
　　有钱的同学准备转到其他城市上学，我怎么办呢？　
　　2　背起书包上北京　
　　放假之后，我把行李、书籍和那条小竹扁担存放在肖老师家。我徒步走了三天，回到了家。我向父母汇报了黄县崇实中学已经被解散，下学期不能再到黄县上学了；我并说了我想去北京上学的设想。父亲有些犹豫，并说，没有钱。母亲说：要去就去，北京饿不死活人，没钱读书，就找点工作干。我在家住了几天，父亲东借西借，给我凑了15元钱；母亲给我做了一双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裤褂。我就回到了黄县。在肖老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担着行李，背着书包，到了龙口。住在一位平度老乡开的中华客栈，等了3天船。那位老乡不但没有要我的栈房钱，还帮助我买了一张便宜的船票。我上了轮船，站在甲板上，看到海阔天高。我想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成语。当我看到轮船乘风破浪前进时，我想一个青年人也应该如此。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船到了天津。　
　　下船后，我随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商人，住到仁和客栈。洗完了脸，吃完了饭，天还不黑，我想出去看看天津市容。我问茶房（服务员）：这是什么地方？我的意思是要问问这是什么街道，以便回来时问路。茶房回答说：这是“法国地。”我很奇怪；这是中国地，为什么说是“法国地”？想了想，我才理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法国租界”，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我漫步在天津马路上，看到矗立在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看到飞驰在马路上的电车、汽车，也看到在马路旁要小钱的乞丐。我走到横跨在海河上的“法国桥”（现在叫解放桥），看到一按电钮，桥的两半截可以自动开启，让大的轮船通过。当时，我认为那是了不起的桥梁工程；现在比起我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微不足道。我回到客栈，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我枕着行李，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天津东站，坐上火车。火车头吼叫了几声，满载旅客的列车，就朝着北京方向奔驰。从窗口眺望，华北原野一片碧绿。经过3个多小时，火车到了北京。下车后，我有些为难了。无钱住旅馆，无亲友可投，何处是我的栖身之地？我想起了，我哥哥有位老师姓刘，在鼓楼西大街华北工程学校教书。我就担着行李去投奔他。他是一位工程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留我在他那里住。我算在北京落下了脚。　
　　3．半工半读上大学　
　　我对刘工程师说：我来北京的目的是要上学，但是家中贫寒，无钱供我，请您先给我找个工作赚饭吃。他说：你哥哥也来信托过我。过了几天，刘工程师说：要介绍我到海京工厂当学徒，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说：愿意去。这样，我就搬到了海京工厂。这个工厂有翻砂车间、锻工车间、刨工车间、修配车间和汽车房。有两部小汽车和一部大卡车；可以本厂用，也可以出租。我被分配在汽车房工作，每天两顿窝窝头，每月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开始跟着贾师傅洗刷汽车零件，学修汽车；尔后跟着司机魏师傅学开汽车。学徒工每天必须干的零活是，清扫汽车房，擦洗汽车，还得给师傅洗工作服等等。　
　　1930年8月，我在黄县崇实中学的几位同班同学来到北京，入了北京祟实中学（现在的北京第21中学）。该校和海京工厂相隔一条胡同。我在工厂下班后，就去找他们玩。他们知道我因为没有钱，不能和他们一块继续上学，对我很表同情。王征寿（现任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同学主动借给我25元钱，够交一个学期的饭费了。我父亲给的15元路费，还剩了8元，够交学费了。刘工程师借给我5元钱买书。这样，9月初北京崇实中学开学时，我也插班入该校初中三年级了。当我要从工厂搬到学校时，我向厂长先生告别，他说：你还可以抽空来学开汽车；学会开汽车，可以赚饭吃。所以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我还是到海京工厂去，跟着魏师傅学开汽车。　
　　第一学期过去了，第二学期的饭费、学费又怎么办？北京祟实中学是一所美国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原来的校长莱牧师（美国人）办了一个羊奶场，有100多只瑞士羊。每天可以出几百斤奶，这些奶全由学生进行消毒、装瓶分送到用户家。崇实中学的刘教务长，星期天常坐海京工厂的汽车到西山旅游。我是跟车的学徒工，也是他的学生，我常把他从西山买回来的水果，扛着给他送到家；他知道我的经济困难，就介绍我到羊奶场，当了一名送羊奶的工人。　
　　每天早晨4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带着30多瓶（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家（多数是外国人）。经过路程约40里，6点钟可以返回学校。漱洗之后，到食堂吃早饭，8点钟可以和同学们一同上课。下午4点下了课，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回来吃了晚饭，不误上晚自习。羊奶场负责给我交学费（每学期初中8元、高中10元），每月发给我工资3元。第一学期我的各门功课的总平均分，在初中全体同学中列第二名，学校发给我8元奖学金。加上我半年的工资18元，就够了一个学期的饭费。第二学期的学费、饭费解决了，我又安心读书了。开学不久，在日本勤工俭学的我的三哥葛畔珍奇给我日币5元，折合银元10元，够买书和零用了。我就这样半工半读，上完了高中二年级。　
　　由于我必须每天给用户送羊奶，所以寒暑假我也不能回家（也没有路费回家）。寒暑假留在学校，每天除了送两趟羊奶之外，我就抓紧时间读书。我用了二年的时间，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我从高中二年级，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接受了一位山东同乡王晓清先生的聘请，到他家当家庭教师。在他家住宿、吃饭。他家离北京大学约3里地，我每天8点以前，徒步到北京大学上课；中午在北大附近的小饭馆，吃碗面条或炒饼，下午4点下课后，回到王同乡的家，给他的两个儿子辅导功课。晚饭后，我和学生一块在书房里读书或做作业。王同乡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当过北京房山县县长和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交游颇广，为人义气好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来他家吃饭、打牌（打麻将）。为了尊重老师，也是为了摆阔气。王同乡总是请我到上房陪客吃饭、打牌。我是只陪客吃饭，不陪客打牌，所以我至今不会打牌。为了节省时间，后来我请做饭的师傅，给我把饭送到书房吃，就不再到上房陪客了。　
　　北大物理系的课程很紧。王同乡的全家，对我虽然都很好，很客气，但我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到大学二年级，我就告辞了王同乡，搬到了北大西斋宿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人介绍，我到一所中学兼教数学课，每星期上课6小时，每小时6角钱，可以维持生活。我到大学四年级，有一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在北京朝阳门外，办了一所祟贞女中，请我去担任理化课教师，每月薪金36元，我的生活献比较富裕了。以上是我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经过。　


　　二、　抗日救亡搞学运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2．“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6．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7．“三·三一”抬棺游行
　　8．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9．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13．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我考进北大之初，专心读书，很少过问政治。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政治空气很浓厚。课余饭后，同学们谈起活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等等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时，接触过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读过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对政治也有点兴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对时事政治也关心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调集50万军队到江西“剿共”。其结果是：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从冀东、察东撤出中国军队。于1935年6月，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从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并且取消国民党在该两省、两市的省党部、市党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体的行动是：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梅协定》签定之后，日本便大举增兵华北，并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并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机构。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大小汉奸蠢蠢欲动。先后发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东40里的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当时，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低飞侦察；日本浪人到处横行霸道，奸污妇女，贩毒品。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我深切意识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　
　　2　“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或示威，激起全国学生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北平的绝大多数大学、中学都建立起进步的有朝气的学生会，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3年，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将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大批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被捕、被杀；各校学生会几乎都被破坏了。　
　　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彭涛同志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秘密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学联的发动下，北平许多大、中学校开始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　
　　国民党为顺就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筹备组织冀察“自治”机构。1935年11月，南京政府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他与日本方面进行了秘密会谈，决定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总揽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军政大权的机构。由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有些委员是老牌亲日派。消息传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由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游行示威。得到通知的各校学生，于12月8日深夜，作好了游行准备。　
　　12月9日凌晨，北风凛例，寒气逼人。各校学生，冒着严寒出动了。在北平城西北约30里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8点钟就到达了北平西直门。但城门紧闭，铁门加锁。城上城下，布满了国民党的武装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学生要求开城门。军警说：没有上级命令，谁来也不能开门。城外的学生队伍，转到阜城门、西便门，铁门都已上锁。学生们气愤填膺，斗志昂扬，就在城外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他们从早到晚，斗争一天，滴水未进，忍饥受寒，直到暮色苍茫，才徒步返校。　
　　地处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学生，天还不亮，就集合编队，准备到西直门迎接城外的学生队伍，共同游行。当他们得知西直门早已关闭，城外的学生队伍进不来城，便群情激昂，怒不可遏。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拦，高举校旗，单独出发了。同学们肩膀挨着肩膀，手臂挽着手臂，迈着健壮的步伐，走上街头。沿北沟沿（现在的赵登禹路）南进，转到西四牌楼以西，遭到军警堵截，展开激烈搏斗。学生们冲破军警的包围，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队伍汇合，经府右街，奔向新华门。　
　　地处西城的中国大学（现在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所在地）的大门，天还不亮，就被军警层层包围了。学生们越墙而出，集合前进，沿途给被阻拦在校内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解了围。大家共同游行，经过西单，进到新华门。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南门，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听说学生们要来请愿，便大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越来越多。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女附中、市立女一中、东北中山中学、艺文中学等校的学生，都先后到达了。到上午10点多钟，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约有二干人。看到新华门外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武装军队，学生们更为气愤，大家挥动着旗帜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I”　
　　“反对华北自治！”　
　　“收复东北失地！”　
　　“武装保卫华北！”　
　　学生们在新华门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六项请愿要求：　
　　（一）反对成立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　
　　（二）反对中日间的一切秘密外交，立即公布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大会推出12人，作为前往居仁堂找何应钦请愿的代表，但是新华门紧闭，学生代表进不去。学生们的斗争情绪，越来越激昂。坚持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被迫出来接见。代表们强烈要求何应钦出来与学生见面，并义正词产地宣读了六项请愿要求，还要求侯成下令军警打开西直门，让城外的学生进城，参加请愿游行。侯成战战兢兢的答复说：何代表不在城内（他听说学生要游行，跑到小汤山洗澡去了），诸位提出的要求，兄弟可代为转达。关于下令开放西直门的问题，他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加以拒绝。他并说，据他所知“并无秘密外交和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他要求学生们“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读书救国”，·…¨。侯成的回答，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　
　　请愿不成，各校代表立即作出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拟定的游行计划是，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新街口转赴西直门，接迎城外的学生队伍入城，共同游行，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的宋黎同学担任游行总指挥。当他宣布：示威游行开始！大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大踏步地前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应，声震云霄，气壮山河。　
　　示威游行队伍沿西长安街西迸，到达西单牌楼附近时，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上来，挥动木棍、皮鞭、枪柄，向学生劈面乱打。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经过英勇斗争，学生冲了过去。游行队伍转到西单北大街北进，突破西四牌楼军警的封锁线，继续北进时。交通员传来信息说：西直门附近布满了武装军警和宪兵，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驱散前去的学生。要打开西直门，已不可能。于是总指挥部决定：改道东行，奔赴沙滩、王府井……。以便宣传群众扩大影响。队伍经过定阜大街时，辅仁大学的100多名学生参加进来。大队经过地安门时，又有河北高中、孔德中学、中法大学、精业中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事先未得到游行通知，当游行队伍到达沙滩（现在的五四大街）时，我们北大的同学立即鸣钟集合，同学们从课堂、实验室、图书馆汇集到红楼前，举着临时用床单赶制的“北京大学”的横幅，加入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队伍己超过三千人。　
　　王府井大街与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一路之隔。反动当局以为学生队伍要到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就调集了大批武装军警和消防汽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条封锁线。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军警头目握着手枪说：“不准通过，谁敢往前冲，就开枪。”学生们继续前进。军警用高压水龙向学生冲射。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水冲在学生身上，顿时冻成冰。身上地上冰渣哗啦哗啦地响，学生们仍然斗志昂扬地向前冲，冲上去抢夺水龙。武装军警挥舞着皮鞭、棍棒、大刀、枪柄向学生打来、砍来。学生们进行了英勇抵抗。有的学生被军警抓了去；同学们又冲上去夺回来。有些学生受了伤，血流到马路上，霎时间冻成晶莹的血花。但他们还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学生与军警搏斗半个多小时，游行队伍被打散；一些学生被捕，30多名学生受伤。　
　　时近黄昏，学生们战斗了一天，滴水未进。为了保存实力，以备再战，总指挥部下令，“同学们，快到北京大学第三院集合？”（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大街，距王府井大街很近）集合后，指挥部传达了北平市学联的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并再接再厉，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们热烈鼓掌并高喊抗日口号，然后分别返校。　
　　历史上把这次运动叫做“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下面谈谈“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这里说的“一二·九”运动时期，是指从1935年12月9日至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这一段时间。　
　　1933年以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平大多数学校的学生会，遭到反动派的破坏。1935年11月下旬，北大同学刘松云（又名刘江陵，地下党员）对我说：北平学联正在发动各校学生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们北大同学也应行动起来。“我就参加了筹组北大学生会的活动。12月初我签名发起组织北大学生会。12月6日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召开的学生会筹备会。会上讨论了学生会的组织章程，决定了各班选举代表的办法。推选了筹备委员13人（每系一人），负责印发选票，在文、理、法三院分别设置投票箱，限12月9日中午投票截止，下午当众开票。　
　　12月9日下午，由于同学们参加了示威游行，未能12月9日夜间，北大的地下党支部、团支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彻夜开会，研究如何组织学生会和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月10日上午在红楼召开班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学生会组织章程，选举了学生会负责人，我当选为执行委员。班代表大会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全校总罢课；并决定下午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　
　　午后二时，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在新四斋院内召开。首先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　这是”＿二·九“运动时期成立的第一届北大学生会。全体大会通过下列决议：（一）以大会名义发表北大学生罢课宣言；（二）以学生会名义派代表参加北平市学联；（三）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会选出朱仲龙（朱穆之）、韩天石等三人为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副主席）。10日晚上，在北大二院召开了学生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讨论执行全体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措施。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1935年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2月16日这一天，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确定了游行计划和路线，分别通知各校学生会。北京大学学生会15日晚上接到学联通知时，正在开第二次班代表大会。大会热烈通过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决议，并讨论了有关示威游行的各项问题，延续到夜11点才散会。执行委员会紧接着就组织同学做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赶制了许多宣传品，成立了临时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我在交通队工作，负责各游行队伍之间的联络和通信。北京大学的男女同学，以宿舍为单位分编为五个队。　
　　12月16日凌晨，北大的各学生宿舍都被国民党的武装军警包围了。我住在西斋（第一宿舍），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排，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在西斋的大门口。当我带着西斋队伍向外冲时，我和举大旗的两位同学就被逮捕了。十几个侦缉队员用手枪对着我们，拳打脚踢，把我们三人押到银闸胡同内六区警察署，拴在木柱上。银闸胡同离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现在叫五四大街）很近。当我听到从沙滩传来的口号声、歌唱声，我估计是北大同学的游行队伍冲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　
　　上午10点多钟，开始“过堂”（审讯）。审讯室的光线很暗，当中放着一张审案桌，两旁有四个站班的警察，桌子北面坐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他气势汹汹地间我：“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讲，你们游行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我气愤地回答说：“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那个审讯的警官威吓说：“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实应罪上加罪。”我愤怒地说：“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我们抗日有理，爱国无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那个警官的八字胡直哆嗦，脸部气白了，恶狠狠地说：“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我忿忿地说：“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那个审讯的警官大肆咆哮：“把他拉下去，给他带上手铸，送市警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