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出版后和我怎样写这本书（代序）

　　今提笔为重新出版我的处女作《高玉宝》写代序，心情非常激动，不由回想起我在文学生涯四十多年的坎坷道路，回想起党和新中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很感谢解放军文艺社，把我1949年撰写、1955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选入社创建40年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新中国军事文学四十年名篇精选》丛书。

　　光阴似箭。我写《高玉宝》时，刚二十出头，现在，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我与祖国同命运、共患难，我是在新中国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而且是解放军文艺社领导和编辑，亲自把我这个文盲战士培养成为作家的。文艺社在创刊之年，就连载我的处女作《高玉宝》。我难以言表对文艺社领导、编辑等同志的感激之情。在此，深深地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同志，及一直关怀我的国内外读者。

　　我这放猪娃、童工出身的文盲战士，能写出长篇小说当了作家，能担任团中央委员，中德友好协会理事，并且出国参加过第3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以及参加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能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和师级干部，曾在北京多次参加全国性英模大会及“文代”等会议，并多次参加国庆观礼和参加国宴，先后23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完全是共产党和新中国对我的关怀、培养。想不到我写的《高玉宝》于1955年4月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这文盲战士学文化写书的事儿很快传遍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对当时全国、全军的扫盲工作及鼓励青少年学习，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已得知广东、浙江、江西、北京、上海、辽宁、南昌等16个省、市的学校及单位的青年、学生自发地成立了“高玉宝自学小组”、“高玉宝班”、“高玉宝中队”等，并与我书信来往，谈学习心得体会。我成为人民最关心的子弟兵，也是最忙的一名人民战士，许多单位请我去作报告，谈我这文盲人怎样战胜种种困难苦学文化。又怎样写出了《高玉宝》这部书。

　　为了鼓励学生和广大青少年为建设新中国发奋学习，我从南方的广东等地作报告，一直作到北京，又从北京作到北方的大连、旅顺、沈阳、抚顺、锦州、鞍山及山东的烟台等地。仅从建国初期的1951年到1990年，几十年来，我在部队、学校、厂矿、企业、机关等单位，为战士、学生、工人及广大青少年作的报告达七百多场，七十多万人，写出的讲话稿六十五万多字。全国一代代的青少年都是我的好朋友。有几十个单位聘请我为青少年教育辅导员。

　　未曾想，我这文盲战士写这本书，在国内外能产生这样大的效果。更想不到，我写书的事儿，都惊动了新闻界、发行界，报刊和广播电台，多次宣传我的事迹，鼓励我。195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曾以《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为题发表文章，各报刊也用不同题目来赞誉我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儿，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从而，也更激起我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教育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贡献生命的一切。许多战友和读者都来信问我，1955年出版《高玉宝》后的情况。我已得知，《高玉宝》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有藏文、鲜文、蒙文、维吾尔文、盲文、维吾尔老文、汉文。仅汉文出版的《高玉宝》已达四百五十多万册。这本书出版后，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如：京剧、木偶电影、木偶戏、绍兴戏、山东快书、鼓词、山东琴书、评书、故事、小话剧、琴书。我国已有十多个单位把我的小传、创作简介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小传和传略、《中国文学辞典》、《中国名人谈少儿时代》等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在国外，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多种外文翻译出版了《高玉宝》。如：英国、日本、法国、德国、蒙古、泰国、朝鲜、苏联、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安、锡兰等国。外文有：英文、法文、德文、泰文、蒙文、鲜文、印地安文、阿拉伯文、西班牙、锡兰国的僧伽罗文。苏联除了俄文出版之外，还有俄罗斯文、乌克兰文、哈萨克斯坦文。日文有三种版本。我已接到日本、美国、锡兰、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读者、作家、学者、教授、记者、翻译家、教师、工人、学生、青年、出版社编辑等朋友的来信，他们都真诚地说了对《高玉宝》这本书的热爱和感受。如：锡兰一名叫拉妮（译音）的读者，写信谈他读了《高玉宝》的感想。他在信中告诉我：“高玉宝先生，我国的报纸、电台都介绍、评介了你的书《高玉宝》。你成为我们锡兰人敬佩的中国人和作家。你的学习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给我们锡兰人，特别是给锡兰的青年和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鼓舞。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当我把你书中的《我要读书》给学生们读了，都为你童年上不起学的遭遇难过和同情。他们不断地向我发问：‘老师，高玉宝小朋友为什么上不起学呀？’当他们听我说高玉宝小朋友已长大了，现在生活在新中国很快乐，不再受苦了，新中国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了，他们非常高兴，说他们长大了，要到中国看看你，看看很美很美的中国。”

　　香港的《新晚报》，在1971年曾发表赵华的一篇文章，题为“高玉宝和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高玉宝的作品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十几年前，我读过他写的《半夜鸡叫》和《孙家屯的哭声》……内容又充实又真切，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流露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它没有雕凿，没有堆砌，从头到尾都那么紧凑，甚至可以说是精炼的。由于它有厚实的生活基础，朴实的写术，也有声有色，如扣人心弦，令人深深地感动，读过之后，长久不会忘怀。……高玉宝学文化的精神和他文艺创作上所表现的巨大毅力，对于千千万万投入文化学习热潮中的工农兵，是一个很大鼓舞力量。他的创作，对于知识分子也有很大的启示：生活是一片大海，你想描绘生活，首先就要认识生活，投入生活的大海里，去识水性，你才能运用自如。如果没有生活，没有那份感情，即使有生花妙笔，写出来也是空洞的、干巴巴的，毫无味道。”

　　当初我写书，只是为了教育自己和后人，不忘旧社会的苦难，不忘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残害，根本没想，书写成出版后，会在国内外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使我深受鼓舞。苏联的语言博士费德林，曾在苏联《文学报》上，撰文介绍了我和我写的《高玉宝》。日本著名作家、我的朋友新岛淳良，不仅到中国来访问我，为日本人民翻译了我的长篇小说《高玉宝》，还特意为我的书写了很长的后记，并附上我给日本朋友和读者的一封信。这位日本朋友在他的后记中写道：

　　“……作为日本读者如何读这部小说呢？我认为，应先思考一下，这部小说虽然出现了日本人，但不是日本的好人，他们都是一些欺压贫苦中国人民的坏蛋。作为日本人看到这样的话是会难受的，可能看到这样的话、这样的故事，不想读下去也是正常的。有的日本人可能会说这部书里写的是谎言。但是，作者这里所写的事，比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实际上干的坏事还差得远。……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杀害了五百多万人，有老人、妇女，即使是儿童也被杀害。现在中国人民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虽然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吧！’但我认为，日本人民必须记住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对于我们来说，象《高玉宝》这样的小说，是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如何可恶。为使日本人民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罪行，所以，我把这部小说一字不漏，全部翻译了，连把日本人写为‘鬼’的话，也照样翻译了。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的祖国日本，不再变成军国主义，不再变成被称为‘鬼’那样的日本人。为了造就一个和平的日本，我认为大家要一起努力……”

　　还有几位日本朋友，用不同版本翻译出版了《高玉宝》。并来信说，要来看看新中国和我小时候的住处孙家屯。美国有位叫柯尔美的学者，多次来信问我，你一个文盲战士，是怎样奇迹般地写出长篇小说《高玉宝》成为作家的？我回信告诉这位美国朋友：“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对我的培育，我是创造不出这个奇迹的。我的成长，只是新中国成长起来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子弟中的一个。”

　　解放军文艺社在这次出版《高玉宝》之前，来信问我，重新出版这部书，是否还修改？我考虑，这本书写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当时，我才是刚二十出头的文盲战士，年岁又小，也不懂什么文学创作，对生活、社会及对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路程，都体验不深。四十二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回想旧社会人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苦难生活及我所经历过的坎坷道路，再看看我在四十年代末写的《高玉宝》，觉得很有必要修改，有必要再充实一些有血、有肉的生活，把人物和生活写得更深刻一些。我已写出八十多万字的《高玉宝》“续集”。我想，修改后的《高玉宝》会与“续集”衔接的更好，读者也会喜欢。但这次出版的时间紧迫，来不及修改，只好再找机会。

　　时光流逝的真快，一晃儿，我已在文学生涯的道路上走了四十二年。四十多年来，一代代的青少年和读者，不断给我写信来，问我是怎样学文化写出这部书的。今借解放军文艺社重新出版《高玉宝》之机，再向关心我的广大读者，说说我这个当年的文盲战士，是怎样在行军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学文化，又是怎样战胜不识字及克服各种困难写出这部书的。我写的《高玉宝》，最早于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广大青少年和读者读了以后，纷纷给我写信，一封封信象雪花儿一样飞来。有时，我一天接到二百多封信。多年来，广大青少年和读者的来信，已装满了三大木箱子。来信者，都说我刻苦学文化，写出了书怎样光荣，要向我学习。可是，我是个放猪娃、当童工、劳工，学过木匠的普通战士，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革命战士，能为人民写出来书来是光荣。但这光荣，应属于养育我的母亲——祖国和人民，应属于教育、培养我的救命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我能战胜不识字等种种困难写出这部书，全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精神力量。

　　我的祖籍地在山东省烟台市黄县。六代前，我的祖先哥俩是铁匠，因生活所迫，从山东途经河北，一路打铁来到东北谋生，在辽宁省复县山区的太平村（现在叫和平村）孙家屯落户。在旧社会，我是在苦水里泡大、奄奄一息的穷孩子，受尽了恶霸地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欺压。那时，我家穷得时常揭不开锅，什么吃的都没有。可是，日本鬼子和汉奸、恶霸地主们，还天天来要捐、要税。我父亲因为没有钱，挨过打、受过罚。那时，我很眼馋富家的孩子能上学，我为要上学常常向父母亲哭闹。一家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供我上学呢？我一个小孩子家，不知父母在贫穷中的难处。一天，我为父母不答应我上学的要求，哭着往小学校里跑。母亲一面难过地擦眼泪，一面气喘喘地在后面跑着追我，一直追出半里多路，好容易在河沿上追上了我，一下子把我抱住，坐在河沿上，伤心地哭了半天。母亲泪水满面地劝我：“孩子，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啊，我们家穷得没有米、面下锅，连肚子都吃不饱，到哪去弄钱供你上学？你别再为上不起学整天哭闹，难为我和你多病的爹了……”

　　我看着母亲为我把眼睛都哭肿了，难过极了，急忙安慰她：“妈妈别哭，我听话，再不往学校跑了。”从此，我再不向父母哭闹着要上学读书。但我每天上山拾草，看到富家的孩子上学，我又眼馋起来。当我挎着破筐上山拾草，眼巴巴地看着富家上学的孩子从身边走过，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常常为自己不能上学，伤心地抹眼泪。上学对我来说，只能是在心里偷偷地想。有时，我背着父母，挎着拾草的破筐，站在小学校门口，偷偷地听上学的孩子念课文。教书的周庆轩老先生，看到我这破衣烂衫的男孩，站在学校门外听他讲课，很是同情我，亲自到家里去告诉我父母，他要免费收我上学读书。我和父母都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妈妈连夜用块破布，给我补缝一个小书包。不幸，我刚上一个月的学，就被保长周长安逼着给他家放猪。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唯一的、又是最难忘的一个月的学史。

　　我九岁时，全家在乡下实在没法过了，父亲领着全家人到大连谋生。哪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大连，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我们到大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大连的贫民窟香炉礁朱家屯大粪场臭水沟附近。用石头、碎砖头、破油毡纸搭个小窝棚住。这窝棚四处透风，冬天下雪时，雪花都飞到窝棚里。夏天下雨时，窝棚里都淌水。那成球的大长尾巴蛆遍地都是，都往锅里爬，真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时，我一家人找不到活干，到处要饭拣破烂。我小小的年纪什么都干，拣破烂、拣煤渣儿、赶海、捞海菜吃，还常去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办红白喜事打杂儿，给人扛小旗儿。我还帮说书的艺人维持场地秩序，这样，我可利用这机会免费听艺人说古书、讲历史小说。我还常去大连火车站、码头，为旅客提提东西，挣口饭吃。九岁的我，在大连到处流浪找活干，怎么也找不到能吃顿饱饭的活。十岁时，我就在一家工厂给日本鬼子当童工。全家人受尽日本鬼子、汉奸、巡捕的欺压和迫害。我祖父、叔叔、母亲和一个小弟弟都死在大连。我刚十五周岁时，就被迫替多病的父亲在大连复县华铜矿当劳工，差一点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没有温暖和欢乐，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度过的。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矿上的劳工才得救了，回家后我又学木匠。为了保家、保田，1947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我很能吃苦，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先后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部队南下作战非常艰苦，那时，为追击逃敌，都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跑步前进，一跑就是一百来里路，不少同志又饿、又累、又渴，昏倒在路上，我们脚上的大水泡，被磨破出血水都不知痛。在连夜行军追击敌人时，我们困极了，走着路都能睡着了。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大都是受苦人，跟我一样，小时候都上不起学，不识字，连封家信都不会写。在我当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时，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我常为把同志们的信和首长的文件送错而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我下决心学识字。部队在南下时，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学习。为此，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学几个字。当时学写字没有笔，也没有纸和本子，更没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把大地当纸当本子，把石子和草棍当笔，蹲在行军的路边上练习写字。在行军中，一传口令休息，我就开始蹲在地上，或坐在背包上默写学过的字。同志们在行军中都累得要命，一停下来休息，全困得坐在地上睡过去了。为了学个字，我尽量不让自己睡觉，使劲搓脸，掐腿上的肉，让自己精神起来，为多学个字，我不得不把在路边睡着的战友推醒。有的战友伸伸胳膊，打着呵欠说我：“你是铁打的人，就不知累？不知困？你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头？等打完仗再学吧。”

　　我忙笑着恳求他：

　　“我为不识字，常把首长的文件和同志们的信送错，我不能等打完仗再学字，你就受点累，少休息一会儿，教我识两个字吧！”

　　我找个理由说：“这学字也和打仗一样，战士打仗，要在上战场前就把兵练好，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不能等到了战场，敌人都冲上来还不会放枪、放炮、甩手榴弹，那就晚了。团政委说，等打完仗，全中国都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不识字，没有文化，可做不好工作。全国很快就解放了，到那时，现上轿、现包脚、现学字可就来不及了。”这位战友经我这么一说，也就不顾疲劳地教我识字了。但战友们教我学识字有个条件，非叫我给他们讲个故事不可。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民间故事和历史小说。在大连当童工时，晚上没事，就去听人说古书、历史小说。我一听就迷，一连听了五六年。虽然我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对中国各朝代一些有名的小说、历史人物、故事情节，都能一套一套，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大家都愿听我讲故事。我在部队上，从北方行军作战的路上，一直讲到部队南下作战的日日夜夜，总讲不完，都称我为故事大王。我一看同志们在行军中走累了，就讲一段小故事，鼓鼓大家的精神。我讲故事也有条件，凡是识字的人听故事，都要答应教我学个字，我才讲。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学个字可太困难了，我好容易才学了一百来字。部队为了激发战士英勇杀敌，早日解放全中国，开展了诉旧社会苦的活动，使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想，等我学了很多字，一定把自己受的苦写一本书。

　　长沙解放不久，我们部队在长沙市郊区肖家巷。一天，有位有文化的战友给我念了一本书——《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少年时，很喜欢看古书。他从中发现，旧书里的主人公全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是写耕田汉呢？听到这儿，我忽然醒悟。可也是呀，小时候我听了那么多的古书和历史故事，里面为什么也是没有专门写穷人的事儿，写的全是有钱有势的人呢？穷人为什么在书里和故事里尽受欺负？不久，上级发下一本书，叫《沉冠记》，是写受苦人的事。战友念给我听，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又产生要为穷人写书的念头。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和穷人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把革命战士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事迹，死难同胞的悲惨遭遇，写成书给后人看，让被解放的受苦人和后来人，永远不忘流血牺牲的同志，不忘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穷人、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此，我学习写起小说来，开始了文学生涯。

　　1949年8月20日，我利用部队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时间，开始动笔撰写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这天，我好不容易找来一点纸，订个小本儿，又找到一个铅笔头，我就这样开始写小说了。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在膝盖上写起来。没想到，此后，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战士作家，走进了作家的行列。但从这以后，我这个文盲战士也尝尽了没有文化而学写书那种艰难的滋味儿。当时，我不识几个字，也不懂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小说，再加上部队追击逃敌，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写小说。写书的困难就象一座座大山挡在我面前，困难极了。但我并没有被面前各种困难吓倒。没有时间怎么办？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写，哪怕十分、八分钟，我也把它挤出来。那时，我写小说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想写的事多，但会写的字却很少，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都要问同志们，这样，好几天也写不出几句话来。写出来的字句，全都是七扭八歪不成行，难看极了。我曾多次灰心不写书了。宣传股长迟志远同志，不仅鼓励我把书写下去，还特请宣教干事单奇同志，亲自教我学字，并给我笔，还给我订个大本子。他鼓励我用保尔的精神写书，并在我写书的本子上题字：“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在首长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写书的精神头和决心又大了。每当我想起过去和我一起当劳工，那些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用狼狗咬死、用刺刀挑死的劳工叔叔，想起那些在辽沈等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想起我死去的爷爷、叔叔、妈妈和小弟弟，就难过地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及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更激励我非把这书写出来不可，使我又进入创作的激情之中。每当这时，我要写的人物、故事，在脑海里象开了锅的水似的直往外冒，不写不行了。可是写吧，又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困难极了。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儿：“玉宝啊，玉宝，写书再难，也没有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写书再苦，也没有我们东北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那样艰苦。你在残暴的敌人面前，都没低过头、害过怕，也决不能叫不识字，学写书的困难难住了、吓倒了。要拿出在战场上消灭敌人那种劲头儿，来战胜学文化、写书的种种困难。”我坚信，用保尔写书的精神，有“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及“愚公移山”的决心，我一定能把《高玉宝》这部书写出来，并把它写好。一年写不出来，我写两年。两年写不出来，我写五年、十年，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当时，我本来想先学识字再写书，可是创作的激情不允许。我要写的人和事，象潮水一样，在心里翻腾，等不得我学了字再写。那么，我不会写字，又怎么写书呢？我想出一个笨办法来，把不会写的字全用各种图形画和符号来代替文字写书。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我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蒋介石的“蒋”字不会写，我就根据他是秃头的特征，画个蒋光头。“群”字不会写，我画一些小圈圈代替。“杀”字不会写，我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就是杀人的意思。“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我一看就知是书里的“哭”字。最难的是，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和符号来表示字意，我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我学了字，再添到那圈圈里。我就这样艰难地学字和写小说。为快点把书写出来，我在行军作战中牺牲了一切休息时间。有时，部队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一点时间，我也坐在路边上写一两句话。

　　在部队追击敌人、解放广西时，我是军邮员。为使部队当天看到报纸、文件，战士能早一点看到家信，我每天背着书稿，骑着马，跑前跑后地为进军的部队送信件和报纸。不幸的是，部队在广西追击白崇禧，我可爱的大红马，在过险峻的大山时摔死了。马摔死后，我这军邮员的工作就更艰难了。每天要比同志们格外走很多路，累极了。但我还是战胜了很多困难，很好地完成了军邮员的任务。广西解放以后，我们部队继续在山区里剿匪，仍然没有时间写书。我只好见缝插针地写。这时，我已经写出好几章书稿了。我们部队在炎热的南方，每天顶着高温连续行军作战，真是人困马乏，累得几乎都走不动路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间断写作。艰苦的写作，把我累得吐了血。但我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1951年1月28日，在广东潮州乌羊市落笔。（《高玉宝》的手稿，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我的《高玉宝》。这部书能够问世，同广大读者见面，对在旧社会出生的我来说，真是一场梦想。但这梦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几十年的美好时光虽然逝去了，但我永远不忘党和毛主席，不忘新中国对我这文盲战士的教育、培养，不忘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及关怀我的国内外读者和朋友。今特在此感谢当年鼓励我写书的迟志远股长、教我学文化的单奇同志、帮我抄写书稿的尚振范文书、及亲自指导我修改书稿的老作家荒草同志，解放军文艺社在九十年代第二春，再次又出版我的《高玉宝》，在此深表谢意。

　　不少读者希望了解《高玉宝》出版之后和我的创作情况。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又回部队工作至今。本想有了文化多写些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及风云之年的坎坷，使我失去了很好的创作时光。但，我并没因此停笔。我一直坚持到部队、工厂、矿山、农村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在人民群众中生活。这些年来，我除了写出两部六十多万字待修改的长篇小说《春艳》和《我是一个兵》之外，还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民间故事、文章等。为写好《高玉宝》续集我曾步行几百里路，到我参加辽沈战役、打过仗的地方：鞍山、辽阳、义县、锦州、塔山等地体验生活，访问参加这一战役的战友和当地群众，已写出八十多万字《高玉宝》续集书稿，正待出版中。

　　一个人，虽然不能青春永驻，但只要有蓬勃向上的精神，就会永远年轻，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我是个普通一兵，没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回头想一想，我的前半生，只尽心尽力做了三件事：一是，参军四十多年来，不打任何折扣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二是，写书，绝大部分是用业余时间写作；三是，走向社会，教育下一代。

　　亲爱的读者们，写作是很苦的，但一切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只要你认定一条路，路再长、再艰险，也要毫不动摇地走下去，事业总会成功，创作也是这样！我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沿着我和主人公玉宝的生活道路，向着美好的未来奋进！要在我后半生的宝贵时光中，继续到人民生活中扎根、学习，发奋创作，力争再为读者奉献出好作品。

　　　　　　　　　　　　　　　　　　　　　　　　　　　　 作者






高玉宝--第一章　鬼子兵来了






第一章　鬼子兵来了

　　复县城东大山上，农民正忙着春耕，山岔口跑来了一群男女。大家忙去问：“跑什么？出了什么事情？”来人说：“可不好啦！快跑吧！日本鬼子到大石桥那边打胡子（土匪），没有打到一个，从这里回瓦房店。这一路上，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我们那里人被抓去了很多，快跑吧！”春耕的人，看着慌乱的逃难人群，大家吓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办法。

　　这时，太平村的村公所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拖着“文明棍”，一个光着个秃脑袋。两个人走到大伙跟前，看见逃难的人们过去了，那个拖文明棍的一斜楞三角眼，那个秃脑袋的老家伙咧了咧三瓣嘴，两个就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两人几乎同时说道：“好了，好了，皇军一来，这就好了。”农民们一见那拖文明棍的是阎王保长周长安，后面那个光头是王红眼，吓得都赶快躲开了。

　　阎王保长周长安，家住在黄家店，是个伪保长。以前大家都叫他三角眼，因为他愣不讲理，把三角眼一瞪，象个吊死鬼一样，南北屯子人，没有不怕他的。他家是个大财主，又是本村最有名的大恶霸。他父亲周春富更厉害，外人都叫他老周扒皮。这老周扒皮，不知道他玩的什么鬼把戏，他每年都雇五六个伙计，每年，伙计都干不到秋天就累跑了。等到秋后，伙计去要工粮时，老周扒皮一点也不给。他说：“活没给我作完，哪能给粮？哪有那样的好事！你们到皇军那里去告我吧，我在家等着你们。”伙计们怕他父子二人，不敢去告，一年的活儿就白干了。周家父子就这样压迫人。日本鬼子来后，周长安当上伪保长，就更厉害了。

　　王红眼本名叫王洪业，是个牲口贩子，又是个大财迷鬼。因他见钱眼就红，大家就叫他“王红眼”。他为了多赚钱，不管怎样好的牛马，都往屠场送，好牛马也不知叫他送屠场死了多少。大家都恨他，又给他送个外号，叫做“送命鬼”。后来王红眼到孙家屯落了户，就和阎王保长周长安在一起。“九·一八”东北被日本鬼子占领后，他也发了财，买了一百多亩好地，他不再贩卖牛马了，也不种地，把地租给佃户种，蹲在家里和老婆姑娘三个人坐着吃。还常和保长在一起吃喝玩乐，不知搞些什么鬼。

　　这天，两个人正在高兴地说些什么，保长的儿子提着书包，带着一条大黑狗跑来。这小子头很大，带个碰盖小帽子，穿得很阔气。他跑到阎王保长跟前，把一封信往他老子面前一扔，说：“给你信！在家哪儿也没找到你，你在这里。”阎王保长连忙把信拾起来，问道：“什么信？”淘气把大脑袋一扭说：“你不知道自己看？你没长眼睛？”扭头就走。阎王保长忙问：“上哪儿去？”淘气回头把挎在肩上的书包一拍，说：“上学去呀！”带着大黑狗走了。王红眼忙问：“保长，保长，快看，是你兄弟来的信呀！”保长把信看了，哈哈大笑地说：“我说这回剿胡子，皇军里一定是我家老二带路嘛，你还不信呢。你看，这不是他来的信？”王红眼见真是周长泰来信了，高兴得把手一拍，摸摸秃脑袋，说：“噢……，真是他呀！快讲讲，信里都说些什么？”保长笑着说：“他说皇军剿匪胜利回瓦房店，明天要从咱们这里路过，叫咱们这个村要好好筹备欢迎一下。”“哈哈哈哈！”王红眼笑着说。“那是当然啦。”保长说：“王东家，你是孙家屯的屯长，我是太平村的保长，这一回，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咱们这个山沟里，还没来过皇军的队伍，要好好筹办一下才行。特别是你们屯子那些穷棒子们，连日本国旗都没做上，欢迎皇军，没有旗可不行。今天你就要叫没有旗的家快做上。明天一家要去一个人，拿着旗去欢迎。咱们第一保，由我带着到村上集合，一起去，你也要去。你先去通知做旗，回头马上到我家去，商量一下办酒席的事。连皇军的士兵都得筹备慰劳。你别光打哈哈：弄得好，你我都有好处；弄得不好，你可得当心点！我回去报告村长去。”孙家屯是个三四十户人家的穷屯子，除了王红眼一家有钱外，大半是王红眼的穷佃户。东头第二家穷户，姓高，主人叫高学田，住着三间破房子，种了九亩地，喂了一头猪，再没有养活牲口；地，只有六亩，还能打点粮，另外三亩地，紧靠着河边上，三年五年不收成一回。高家每年收点粮食，拿税都不够，一家七口，吃上顿没有下顿。又赶上七十多岁的老人闹病，头几天病很重，白木棺材也准备下了，闹得一家人真愁死了。现在老人的病比前几天好了一些，躺在炕上正咳嗽。从外屋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又黄又瘦，端一碗药汤，走到老人跟前说：“爹，起来吃药吧。”老人端上药碗正要喝，从外面跑进来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说：“妈妈，我饿啦，我要吃饭！我要吃！”说着，就伸手去要他爷爷的药碗。高大嫂忙一把把孩子拉过来，抱在怀里，哄着说：“玉才，你爷爷是吃药呀！你爹抬粮去了（借高利贷），待会儿妈多做点，叫你吃一顿饱饭……”

　　忽然听外面有人喊：“家家户户听着！保长的命令，没有日本国旗的户，快做日本国旗！明天早上，一家去一个人，拿着旗，有我和保长带着去欢迎日本皇军。谁要不听命令，就把谁送给皇军办罪！”高大嫂听王红眼喊叫做日本国旗，心里吃惊，没有吱声。老人在炕上正吃药，忙放下碗问：“屯长喊什么？”高大嫂说：“保长叫做日本国旗！明天要来日本兵！……天啊，拿什么做呀？”老人一听这话，气得说：“管他什么军哩，没有就不做。”“不做能行吗？屯长才说的，谁不听保长的命令，就把谁送给皇军问罪。”愁得她放下玉才，走到外屋，一边唠唠叨叨地骂着保长，一边急忙在炕头上那些破布烂片中找布。哪有什么成块的布！正发愁时，院里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问道：“妈，你找什么？”高大嫂一看，见女儿玉容拿着一筐苦菜来了，就说：“唉，孩子，屯长叫做日本国旗，你没听见吗？拿什么做呀？”她想了一下，又说：“玉容，咱那白面袋子哪去了？把它找出来做一个吧！”玉容才要去找，她又说：“玉容，玉宝怎么还没回来？”玉容说：“他在山上放猪，猪还没吃饱呢。”“唉呀，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猪，狼太多呀，快去看看吧！”“妈，不要紧，东院于志成哥、后街周永学和咱屯子的孩子们都在山上。二叔也在那里给他东家种地，怕什么。”说完，从菜筐里拿出二十多个烧熟的喜鹊蛋，说：“妈，玉宝和志成哥在山上又烧喜鹊蛋吃啦。我还吃了几个。这些是玉宝叫我带回来的。”玉才在里屋听说哥哥叫姐姐带回了喜鹊蛋，高兴得一跳一蹦地跑出来，从姐姐手里抢了两个，跑到小街上玩去了。玉宝妈看见喜鹊蛋，可不高兴，忙问：“谁上树摸的，是不是玉宝？”玉容点点头说：“是。”“玉容，到山上去，你可要看着他，可不能叫他上树啊；那样高的大树，有多危险呀！”停一下，又说：“你把面袋子找出来去洗洗。我到东院老于家你大婶那里借点红色去。”

　　东山上有一帮拾草和放猪的孩子在一起唱戏玩耍。这些穷孩子，天天都在一起。白天一起上山拾草，拾完草，他们就化装唱戏；晚上又一起跑到后街找周德春叔叔给他们讲“呼延庆打擂台”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孩子，左衣兜里装满了小石头蛋，右衣兜里装个打鸟的弹弓，一跑起来，兜里的小石头蛋就“哗啦哗啦”直响。这天，他用黑泥化黑了脸，怀里抱个放猪的棍子，装故事里的“呼延庆”。于志成比他大一点，装“孟强”，周永学就装“焦玉”，三个孩子拿上树条子当刀枪，表演故事里的“打擂台”。他们玩得正高兴呢，远远那一帮种地的人里，有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身子长得很结实，站在地里，忽然高声喊道：“玉宝！天晌午啦！快赶猪回家吧！我们收工啦！”那个装“呼延庆”的孩子听叔叔喊他，也高声答应道：“知道了！”忙和小朋友们跑到河里洗了脸，各自分手，玉宝就跟着叔叔一道回家去。

　　玉宝圈上猪，跑进屋去，见妈妈正剪面袋子，姐姐从里屋端出一碗红色来。玉宝忙问：“妈妈，你做什么？”“做日本国旗呀。日本兵明天要到咱们屯子来……”玉宝一听这话，小黑眼珠都给气红了，没等妈说完，他就抢着说：“妈妈，咱们不做日本国旗。他是鬼子，咱们为什么去欢迎他？你忘了叔叔去年给他东家赶车到瓦房店去，叫日本鬼子把叔叔胳膊打断了吗？”“孩子，轻点说呀！东院志成他爹，才从大石桥跑回来，说那里人被鬼子兵杀了很多啊！”玉宝说：“咱们死也不去欢迎他。不做！”说着，跑过去把面袋子抢下来，红色也碰撒了半碗。玉宝妈生气了，上去照着玉宝后背打了一巴掌，说：“唉！我的天老爷呀，你轻声说不行吗？西院王红眼在家里，要是叫他听见，告诉保长，就坏啦！古人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叫你做旗，你敢不做吗？东北都叫鬼子占了，咱一个穷人家有什么办法？屯长说了，明天每家要去一个人，保长带着去欢迎日本军，谁不去也不行。你爹出去抬粮，今天怕回不来；你姐姐胆子小，我叫她下午到你姥娘家去躲一下。明天只有你去……”“妈妈，我可不去，我不能去欢迎鬼子。”“唉！孩子，不要闹了，你不去，保长明天来找，怎么办？”玉宝忙说：“我有办法：明天早晨我不起来，保长、屯长来找我，你就说我病了。”“他要叫你去呢？”“妈妈，你没听我爷爷说过？当官的还不差病人呢。保长来时，我就躺在炕上叫唤，他就不能叫我去了。”他妈无法，只得依了他。

　　全村的人，中午回家吃饭时间，听说日本鬼子兵明天要来，又听于殿奎回来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抢东西，大家都吓得不得了。下午，连活都没有心做了，全村的人都在忙着埋东西。村里三十多岁以下、十五六岁以上的姑娘、媳妇，早就到远处亲戚家躲着去了。孙家屯的女人不多了，可是，玉宝爹在外面没有回来，爷爷又有病起不来床，还抱着两个孩子，玉宝妈只得把玉容先打发到她姥娘家去，叫高学德也到外面去躲躲，等鬼子走了再回来。她自己就在家里等男人回来。

　　第二天早晨，保长把全保人都带到孙家屯。王红眼早就把屯里人集合在大街上。两下人站在一起，保长问王红眼：“你们屯里都到齐了吗？”王红眼说：“都来了，就是高学田家没有来。”阎王保长周长安把三角眼一瞪，说：“怎么？高学田家中那样多的人，一个也不来，他敢反抗我的命令？现在皇军来了，不去欢迎可不行。”王红眼说：“方才我到他家去哩，高学田出去抬粮没回来，高学德给南屯作月工去了，他姑娘到他姥娘家替他爷爷拿药……”保长抢着说：“玉宝呢？”“他也病了。”“怎么，他病啦？昨天我还见他放猪，今天就病啦？不会的，我去看看。那小家伙可会装熊啦。”说完，提着文明棍就到玉宝家去了。一进屋，就听见玉宝在“唉哟，唉哟”地叫唤。周保长一看，玉宝还躺在炕上疼得直滚呢，象是真病了。又见老头子也躺在炕上直哼哼，周保长忙叫玉宝：“起来！你什么病不能去？”玉宝没有吱声，他妈给他盖盖被子，说：“他冻着了，昨天晚上闹了一宿呢。”“哼！你们这些穷棒子就是病多。他不能去，你去吧！”“保长，你看，老人有病，孩子有病，他爹和他叔叔都没在家，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这怎么能去呀？”“邻居都进屋来给玉宝妈讲情。保长瞪了瞪三角眼，把文明棍在地下一戳，说：“好，看大家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们，下回再这样，可不行。”走到门口，又回头说：“有病？小心点，皇军要住这里的房子。他见屋里有病人，就要活埋。”

　　玉宝妈把保长和邻居们送出去，忙跑回来说：“孩子，你快起来去吧；躺在家里，看日本军来了惹大祸呀！”“妈，我也没有病啊！玉才，你出去看看，保长走没走？”玉宝又对妈说：“怕他干什么？保长走了，我就去放猪。”玉才出去看了看，跑回来说：“保长走了。”玉宝听说他走了，一翻身爬起来，从屋后跑出去，爬上房一看，见保长带着一群人，拿着日本国旗，排着队走了。那些人低着头，都不高兴的样子。玉宝心想：“他妈的，在家做什么不好？去欢迎鬼子！不如上山去放猪。”忙下房子，吃了点苦菜，拿着棒子就放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