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

2005年底2006年初，大批的媒体纷拥而至，把我和北京德云社抬到了一个风尖浪口的位置上。这一切既有好处，又有不利的地方。好的一面是让很多人知道了相声还在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生存着，很多人知道了郭德纲、于谦、何云伟等原本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我们被抬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当然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矛盾以及种种的不快，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谈，我们为相声能有如今小范围内的苏醒，为我们所做出的这一切，感觉相当的欣慰。


有很多人看到我们今天红了，火了，德云社演出一票难求了，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十年走得如何艰辛。台湾导演赖声川有过经典的系列相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又一夜，他们说相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些作品含泪带笑地表达了对传统的眷恋和对忘却传统的批判，将早已风干的斑斑泪渍收集起来，勾画成一张张苦涩的笑脸，一度唤起了台湾岛民对祖国根文化的回忆，这些相声剧用相声写相声的祭文，再三地问道：到底谁来说相声？


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从95年开始，我们从零度做起，一起到2005年底，我们做到九百九十九度，媒体的朋友们开始举着火把来，这火把一下把我们点到了一千度。从此我们也陷入了是非与矛盾之中，直到今天。

不过，我们还在说相声。

第一章：非著名相声演员
津门学艺

人们都说这说相声，最好是家传，父一辈子一辈，如果出生于这样的相声世家，那可能学起来也会方便一些。这首先就是艺术上有那个氛围，父辈会给你讲。其次，你还有个背景，有个靠山，那样江湖上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这两点在我身上，一点都体会不到。


我家里面没人干这行的，上数多少辈都数不出来，都是正经人出身——当然，说相声其实也是件很正经的事——没有做相声这行的。我父亲是警察，在他心目当中，其实并不希望我做这一行，因为很多演员都有犯罪史。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亲自提取审过很多相声名家。在他心中，相声这行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不愿我干这行。可是也很凑巧，他做警察，我倒因此有了很多和相声接触的机会。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办事也就带着我。他负责的管片有各种剧场，办事的时候就叫我“别动啊，呆这儿！”于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接触了很多艺人，说书的，唱戏的，三教九流。当时他们也不会对一小孩多加理睬，我就是在那地方看——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种熏陶对我的演艺生涯很重要。设想一下，要是从今天开始大街上每天放某一种鼓曲，放上三年，保证人人都会唱，这道理不服还真不行，样板戏的年代是个人都会唱，那就是给熏的。


我也就是那么给熏出来的，当时天天在剧场里面混，听书啊，听大鼓啊，听各种曲艺，不知不觉中就很喜欢上了这一行。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模仿，唱上一曲，说上一段。记得当时有一种戏曲连环画，就是拍了照片再出成的那种小人书，尤其是那些舞台剧啊之类的，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最感兴趣的是京剧《秦香莲》里“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一段，后来买过一本小人书，上边的图案是京戏《秦香莲》的剧照，下边是故事简介，也有唱词，我就经常照着那底下的唱词哼唱起来。


我父亲虽说不喜欢这个行业，但他也不阻止我。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大部门时间也很严肃。直到今天为止，我跟我父亲说话都觉得有些拘谨。虽然现在经常有些警察不怎么令人满意的话，但是当年我父亲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个好警察。我小的时候，他帮助人家办事，都是很中规中矩的，我们家里人从来不会拿人家送的东西。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回有人托我父亲办了个事，后来为表感谢就给我家送来了一箱苹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们家人都知道是别人送的东西，都不去动。等父亲回来，这苹果都烂了，我父亲又买了原样的一份好的，带了这份烂的，两份给人家送回去，告诉人家说：那烂的是你买的，我这新买的，还给你。他就是这么一个看来很不通人情的人。


当时我所见过的俱乐部、文化站的演出，对我都影响很深。那会有唱戏、说书、大鼓、相声等各式演出，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我印象很深。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当时专业的像刘文亨先生等著名的相声演员专场演出。还有河北梆子剧团啊、京剧啊、评剧啊都看，看了很多，所以这些东西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叫小五的朋友，顺着也认识了他的父亲，评书老前辈高祥凯高先生。认识之后呢，因为跟小五是好朋友，小伙伴，两人老在一起，也就经常到他家去。我很喜欢评书，他父亲也很喜欢我，于是我就跟老爷子开始学。这是我最早接触曲艺。


当时是学评书，但是却是以相声开蒙的，也许这也就注定了我这一生要和相声发生关系。当时我学的第一段作品是五行诗，五行诗是传统一段一段的文哏作品，要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来作诗，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古人。我后来想为什么高先生给我用这个开蒙，肯定是为了让我一个全面的锻炼。一是炼嘴功，一个炼身功。因为这五行诗需要很多动作，刀枪剑儿啊，同时还要注意人物表情啊。这段说起来还是很痛苦的，因为它很单调，它并没有像孩子想的那样很幽默诙谐，这个练功是很刻苦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乐趣。一个固定的动作可能要重复上百遍，也未必过得去。比如说金锤，上下翻金锤，比划着，攥着两把锤子，两个锤头在前面。他给我找了两个啤酒的瓶子，这样举起来，还要求两个瓶子口要朝上，就是方向要对着。学文官武将撩袍端带，有时还要披着棉被扮董卓。当时总感觉很痛苦，但是今天想想，受益匪浅。所以如今我也这样教我的徒弟们，看到徒弟们大热天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痛苦地呲牙咧嘴，我就忍不住暗暗生笑，仿佛看到当年的我一样。


最早跟高先生学习的时候，我还很小。总是每天早上，我父亲骑着车带我到他家去。路上要带一张《天津日报》，到家去帮着高先生收拾屋子，服侍他起来，沏上茶，听他这说，我在旁边学，很象是旧时徒弟到师傅家学艺的情形。


再后来我又认识了常宝丰老师，也曾经去过常宝霆先生的家，陆续有很多老师都教过我。我逐渐长大，会骑车了，于是我就从家住的红桥区骑车骑到体院北，到常宝丰老师家去学相声。幼时学艺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要去喊嗓子，练声儿。我住在红桥区委的后面。红桥区是天津的一个区，家门口不远就是一座桥，受文革的影响，那时叫红卫桥，现在叫子牙河桥。顺着这个桥的桥边，我就一直向西走去，天不亮就去，站在河边喊嗓子、练声，把会说的都说一遍，会唱的都唱一遍。现在想想，有人说郭德刚嗓子为什么好，估计这跟当初练声是有关的。当时练的也都是基本功，说的东西，有《报菜名》啊、《八扇屏》啊这一类的，以诵说见长的东西，练你的唇齿喉舌。另外唱的就是自己会什么就唱什么，喜欢的京剧啊，评剧啊，鼓曲啊，都来一遍，当时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相声以及和相声有关的戏剧啊、曲子啊、鼓曲之类。直到现在我也不会踢球，也不会游泳，各种球、牌，我都不会，曲艺就是伴着我成长的年少时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吧，那段经历对我来说不可缺少。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一段下苦功夫，不会有后来的我。我自己也是挺喜欢这一段经历，因为我这人活得挺单调，包括一起玩的小伙伴们也不是很多。有限的几个朋友也是喜欢相声啊戏剧什么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一直到2004年，我拜师侯耀文先生。实际上这个学习和练习的过程一直没有间断，也一直没有停歇。

提到曲艺，其实在中国来讲各地其实都有，它有别于戏剧，更多的是像那种单人的说唱，表现力极强。一个人两个人就是一台戏，远自东北近到闽南啊广东啊这些两广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曲艺。

我所接触的无非就是华北地区的，确切地说就是京津一带的曲艺文化。小的时候我长在天津，后来发展在北京，这两地的曲艺是互通有无的，无非就是两块，一块是唱的，一块就是诵说的。诵说的这块是以相声为主，相声、评书、快板书、山东快书，这是说的。其他的是唱的鼓曲类，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儿、乐亭大鼓，还有北京琴书，兴盛时期据说也达到上百种。但是今天连诵说带鼓曲加在一起也就有个十几种。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好多曲种随着艺人的消亡，逐渐逐渐的就消失了，相当可悲。现在我们有些艺术形式只掌握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身上，他去世的话那么这门艺术就算完了，所以这都是很悲哀的。


在我小的时候，天津这种演员有很多，著名的像骆派的京韵大师骆玉笙先生，刘派的筱岚云先生，白派的阎秋霞，这些个老师当时都健在，而且都是各个流派执牛耳者。当然现在就都不在了。那会儿这个天津的小茶园儿也很多，我夫人也是唱京韵大鼓的，也曾经和这些名家门问过艺。在天津当年也很有影响，北京地区相对来说，曲种要更少一些，从艺人员也要少一些。到现在曲艺团已经改企业了，改企之后据说也都不很景气，面对这种情形，我经常会很难过。从上个月起，我们德云社自己成立了鼓曲的演出部门，赔钱我也要干，从各地去请有关的人员，力争能够恢复一下。单凭我自己，我知道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当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为中国曲艺的传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


其实这些曲种对我来说影响都很大。鼓曲和相声其实就是一回事，所以都统称为曲艺。作为相声演员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营养来源，我们都得去学。西河呀京韵哪，这些我从小就喜欢。我们在表演过程中也会用到，用的不是很多，我们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要求精益求精，完全象人家专业的鼓曲演员那样，那也不现实。人家专攻一门，我们要学得很多。


我平时比较喜欢这一类。我小的时候就是录完音以后回来扒唱词，当时用那小日记本，一本一本掇起来，把它装订起来。有一天我无意中翻捡东西，这些小本被我找了出来，竟然还有很多，都是以前扒的唱词。现在看我那么小的时候写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内心很是感慨。但是我相信自己的今天得利于早年的这些功夫。在我小的时候，好多人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人家都唱歌，唯独我好曲艺这些。大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和我说不到一块儿去。别人都不懂，我跟别人聊我也听不懂。别人说唱歌的，我到现在连一句歌都不会唱。可是要谈起曲种什么的，我不敢说都好吧，最起码敲着鼓拿着板拿着键子，我也能假模假式地唱下一段来。


我还真的要感谢当年的这份私爱，相声演员离不开这个，这是必须要会的。凡是在曲艺节目当中涉及到了的，都能够展现演员的另一方面的修养。我们讲究说学逗唱，这个学其实就包括学这些曲艺、鼓曲。现在我们很多演员基本就不爱下功夫，因为这个曲艺、鼓曲，要想学地道了能够上台唱，很难。并不是说像流行歌曲这么入耳这么好唱，听两遍就会的。曲艺这东西想唱，难！

从非著名到非常著名

好多人也都问过，哎，为什么你叫什么非著名相声演员啊？从什么时候我开始说这句话的呢？可能我也是从03年左右才开始说，之前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过，习惯就是“相声表演者郭德纲”。


我和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先生曾经合作过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曾经到河北省的高碑店市去演出，一进高碑店，这个市挂着很多横幅，写着“热烈欢迎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德刚”，当时我都吓懵了，怎么可以啊，在我心中，提到艺术家艺术大师这是很神圣的事情，我哪戴得上这高帽子啊，感觉他们是胡来，直吓得我忐忑不安，就找主办方，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不过现在也有些所谓的艺术家，我经常会在相声中冒出这么一句：“你不认识我啊？我大艺术家啊，我当艺术家都一个多礼拜了！”来调侃这种满大街艺术家的现象。


后来我有一次在台上无意中就把这个名号给说出来了，一上台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当时大伙也笑了，我自己感觉也很好。咦，就是这个不错，大家都是著名演员，每一个演员，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这，都以著名演员相称，那我就弄得跟大家不一样的，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没想到这个称呼居然就一炮打响了。


有一回和营销策划专家叶茂中聊天，他说我这个称呼很符合营销学的道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他说对了，这是一种暗合，实际我这种手段是营销的手段，大家都一样的时候我突然跳出来不一样，使别人印象对你加深，这是非常高超的营销手段。

不过，我倒是很愿意做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能够踏踏实实地说相声，没有人来打扰我。这对于我来说，会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现在，知道我的人也多了。我有时还想“非著名”这么说呢，有人倒过来批我了。还来什么非著名，你这就是跟我们装了，我们都知道你，你说还有人不认识你么，你说你还是非著名，你太不诚实了。我想了想人家说的也对。现在我出去演出，不管到天南海北的，到浙江的什么宁波象山，不管多小的地方，都会有人说哎哎哎郭德刚郭德刚。所以我要再说自己非著名，那也让人觉着忒虚伪了些。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开玩笑，我是著名的非著名相声演员——或者干脆再多一个，自称“非常著名相声演员”得了。


直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有好多个人，好多单位，好多媒体，都在大声地喊，是我们捧红了郭德刚。不少人在争这个，感觉很不了起一样。也有人问过我，究竟谁捧红了郭德纲。诚然，媒体起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就说单说就是哪一家把我捧红了呢，也并不准确。中国说相声的演员多了，哪一个捧就能捧出来？我们好多老演员都质疑说，我郭德刚就是炒红了的，那我们再找个人炒一次看看，我愿意出这笔费用。大家推吧，海选一个，我出钱，大家找媒体来炒——我想很难能再炒一个赵德纲钱德纲出来。所以，说我是炒作起来的，这个说法并不客观，它多少带些看不得别人好的情绪化在里面。其实媒体真的涌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城里已经是炙手可热，当时北京演相声的地方不止我们一家，为什么众多媒体盯上了北京德云社，盯上了郭德刚呢？这里面很值得研究一下。


首先经过各种专场演出，德云社已经被北京的观众所认可。各路观众纷至沓来，远到国外的，他拉着行李到了北京，下了飞机要先去听一下郭德纲。由福建和长春的观众，开着车到剧场来听相声。也有过北京怀柔的老人，96岁生日要到剧场听一下郭德纲，一群盲人听郭德纲，一群孕妇听郭德纲。当时我们剧场还偷着加座儿，我们从300人定额的座位儿，能加到700多人。观众挤着坐那儿，只要进了剧场就不可能再出去，要直等到结束才走得出来。所以观众不敢喝水。


也许是我们在当时形成了很好的一个新闻点吧，怎么会有这样一拨人，还以如此的姿态生活在这个角落里，坚持着咱老祖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媒体们涌过来了，采访报道，深度分析，热点透视，把他们对现状种种的不满，连带着永远的怀旧情绪，在我和德云社身上引爆开来。我承认郭德纲和德云社暴得大名是借助了媒体，各路的宣传使我们拥有了今天的知名度，但你说单凭某一家么，并不准确，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


只有两个人，如果是他们现在站出来说是他们捧红了郭德刚，我要承认。一个就是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鹏，他功不可没。我们搞了一场失传相声专场演出，那天我们演出的节目是对传统相声进行挖掘整理，大鹏就在他节目里做了一次专题。那天观众们来得很多，而且很踊跃，演出效果也异常的好。打那起，他就知道我们这地方了，经常播我们的一些相声大会节目。他播我们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来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我们两个唯一吃的一次饭还是他抢着花的钱。我也没给他花过钱，包括我在解放军歌剧院请他来主持节目，给他主持的酬劳他也不要。他告诉我说这样两人之间是淡淡如水，他心里也踏实，他做的是他的工作。我要感谢他为德云社做的这一切。他说我错了，是他要感谢我，是我给他的节目充实了很多东西。他还说之前所播的节目都是他们台里库存了几十年的节目，是我们这一批新的节目数百段的作品充实了他的节目。这个工作他不做也会有别人来做，只不过他抢在前面，占了一个便宜。他由此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很多相声界的同仁们极力地去陷害、迫害他，通过各种方法去打击报复，通过种种渠道对我们施加压力，指使一些流氓在大鹏的电台留言板上大肆叫骂，语言下流卑鄙，手段无耻，那简直就是流氓行径——大家可能都想不到这是我们相声界一些权威人物背地里干的事情，包括今天在一些活动主席台上就座的都有。为什么我平时很少参与一些曲艺界演办的活动呢，我还真是不愿和一些流氓打交道。大鹏为我们挨骂挨了好几年之久。我在自己的网站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支持大鹏抨击那些个邪恶势力。


还有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位导演，段嵘，这个导演不错，她自己懂相声，不象别的导演，说这不对那不对，什么都要听导演的，不听就不让上节目。但段导不是这样，什么都不图，就是因为喜欢相声爱相声，愿意为相声做点事情。她真给了我们演员一些机会，录了一些节目。观众朋友们也因此从另一个渠道知道了北京德云社，这样一步一步，使我们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


如果这两个人站起来说，哎，我们捧过郭德刚，郭德刚走红跟我们有关，我承认。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剩下的所有人都不配。这两个人，他们俩有资格说，我捧红了郭德纲。他们是在不求名不求利的情况下，默默地做出了这些事。而且到现在这俩人都不愿意特别往前去抢这份功荣，这和别人站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捧红了郭德刚相比较起来，真是不一样。

天津省亲

媒体引发的对我以及传统相声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我们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以及春节专场这两次演出的前后，这两场演出对我们德云社而言，也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演出。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1995年左右，离开天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一个愿望，我很想有一天回到天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看当年离开天津的郭德纲又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大家眼前，总想着有一天能够演回去，当然也让家乡的前辈们能够指点我一下。1995年我走的时候，在心里暗暗发话，说是十年以后再杀回来，巧的是到2005年我们在天津举办相声专场晚会的时候，正好我心中的十年之约。看来我也算不曾食言，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个理想。


最早有回天津演出的想法，是和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谈事，我无意中提到这个事情。他说好，他马上去联系剧场。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包括垫钱、托朋友等等。事实并非象我们想像的这么简单，2005年的郭德纲虽然在北京观众们中比较有影响，但是出了北京城，到我的家乡天津来讲，人们并没有格外愿意多看我一眼。小范围内的观众们知道有我郭德纲这么一个演员，更多的人并不是很了解我。因为还不是名角，还没成腕，所以在选择剧场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当时我们寻遍了天津八一礼堂、天津大礼堂、中国大戏院、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等等。有的剧场太贵，一场四五万的租金对于当时的德云社而言，有些吃力。而且我们也保不定这次的票房。票房要是欠收的话，我们肯定就会感觉比较丢人。但是小一点的剧场我们又感觉从层次上、身份上不合适。挑来想去，最合适的还是中国大戏院，它位于天津的市中心，是当初马连良、麒麟童等京剧名家们开创的一个剧场。在当年，京剧界的三流角色都不能去那演出，地方戏也没有资格在那唱。多年来中国大戏院在天津的观众和艺人们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演员，证明你很被认可，身份很高。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决定专攻中国大戏院。


开始的时候办事也还顺畅，剧场方也很愿意接，不过在接下来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种种坎坷。首先到天津的主管部门、文化部门局去报批去登记，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官僚主义作风，总有那么些爱搭不理的人，今天要这个证件明天要那个证件，堪称是一波三折吧。有阵子弄得我很恼火，甚至心存退念，都到了收手不干的地步了。可能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和政府部门少打交道，不理解为什么到一个剧场演出还会受到如此多的刁难，几经周折，各方还是谈妥，终于要把这个事情办起来了。


2005年11月5日，郭德纲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演出的当天，又发生了堪称是中国演艺界绝无仅有的事情。我是前一天的晚上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到的天津，去剧场安排方方面面的事情，原定演出当天德云社其他演员到天津，同行的还有北京的许多观众自发组织了，要坐大包车一起过来。可是早上七点钟的时候，王海刚起床，手机上就收到一个短信，天降大雾！这雾大得惊人，北京周边的几条高速全被封锁了。我当时马上给同伴们打电话，原定中午一点钟在天桥乐茶园集合的，车也定了，我马上要求大家尽量往前赶，九点钟就集合，想尽一切办法尽早赶到天津来。当天剧场的票都卖完了，媒体也喊过了，电台电视台都知道，如果是因为当天演员没赶到演不起来，这个人可丢大了。这可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回天津演出哪！我可不希望开门会黑成这样。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投入到一天的紧张状态之中。天公不作美，这也许注定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顺利。一直到中午，我不断接到电话，说大伙儿现在人齐了，准备出发。


京津塘高速是通往天津的公路，到这路口发现：前面车排得密密麻麻，高速都已经封锁了。没有办法，于是车马上调头奔通县方向。但是京深高速被封了，京承高速也封了，能出北京的高速全部封了。看来只能走老路了，可是老路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于是大家决定取道铁路，大伙改从北京站坐火车前往天津！这天的整个下午我就不断地在这种煎熬中度过，随时在那边商量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一直等到晚上六点，我进了剧场。外面天也黑了，剧场内灯也亮起来了，观众们陆陆续续地进场了，我和我夫人以及王海，还有三四位朋友来到了后台。我夫人整理好演出的服装，还有好几个朋友把演出用的桌子都搭好了。一切准备好后，就在那边等待。


后台有一个黑板，这个黑板是中国大戏院独有的，每逢演出，就会有人负责用毛笔在上面写：热烈欢迎某某艺术家前来我剧院表演！当时剧场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写着“热烈欢迎郭德纲……”那人边写边问：“这郭德纲是谁？”他同伴回道：“不知道……”

当时我也没吭声，就站在他们身后，一直等到他们写完了，我说了句：“谢谢，我是郭德纲。”转身回来接着等待。

六点二十分左右，北京来了几位相声演员，刘洪沂等人。我一看，好，心里踏实了些。可是离演出没多久了，德云社的演员们一个都没到。他们的车调回头要到北京站坐火车，中途却被卡在通县那，又耽搁了不少工夫。七点零五分，他们的火车能到天津。可是剧场演出是七点一刻。十分钟他们根本赶不到剧场！这种情况下，北京来的这几位算是给了我条后路，我心里稍微松口气，心想他们中的无论哪一位帮个忙，我就可以先开个场。


观众们都陆续就座，整场黑压压一片。整个后台，就我一个德云社的演员。当时这个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我找到了剧场经理，跟他说明了情况，能否推迟十五分钟，等他们都到齐了再开演。经理说不可以，说七点一刻演就七点一刻演，七点一刻的时候我演不演他可不管，但是他会把灯打亮，把幕拉开。这可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如果是现在的我再回去，那他们有多少胆子也不敢这么讲。但当时我必须逆来顺受，我说那行。这时我回头一看，看到了一个叫高峰的演员。高峰现在是我们德云社的成员，但和现在常驻北京正式参加德云社不一样的是，当时他才开始参加德云社演出，还只是试用期，演完一场过半个月再演的那种。当时我只看到他在后台。

此时距离七点一刻已经没多会儿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穿上衣服吧，你帮着我这头一场。”
“啊，我不会啊。”
“不要紧的，你跟着我就行。有一段《西征梦》，你听过么？”
“好象是听过……”
“那就跟我上台走吧！”
幕已经拉开了，主持人是当天临时请的。主持人报完之后，我就这么拉着高峰出了场，开说当天演出的第一段：《西征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