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写于《春秋岁月》出版前

　　中国妇女出版社马上要编印我的自传《春秋岁月》。他们要我写一些关于我几年来对于中国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我想，这是相当有意义的。我今日有所成就，不得不感谢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师和教授。他们对我的指引是无尽的。我的教育全部是在中国完成的。

　　我父亲因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家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聘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低，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的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在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叫我们姊妹6 人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由于我没遵父命去美国学习，父亲甚至用停止供应我的一切费用相威胁，但我还是坚持己见。这里故然有我不想依附父亲、想独立、想试一试自己能力的目的，但还有另外一种吸引。

　　中国给了我什么？

　　自古以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中国人最高理想，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是于高无上的原则。国富才民强，先国后家，是中国人的传统。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和读到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唾弃卖国贼秦桧的故事。岳母一针针刺字在儿子身上，一字字却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千百年来，岳飞墓前的秦桧作为卖国贼的耻辱，也铭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中华民族每个步伐，都生动地说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近百年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蹂躏和军阀混战之苦。这种痛苦，我是经历的。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家举家流亡香港。没几年的功夫，1941年12月，在香港听到连续十多天的日本侵略军炮轰的声音，随之我们学校有许多处都被炸了。

　　在父亲不在我们身边、母亲又去世的情况下，我们6姊妹冒着被炮火炸伤的危险，互相联系，互相看望。12月24日圣诞前夕，日军占领了香港。

　　日军侵入香港后，杀害无辜，有许多妇女被日军强奸后又被杀死。她们的父母加丈夫，面对日本兵的枪口，毫无办法解救他们，怒不可遏，痛不欲生。在桂林，日本人将七星岩两个洞口封闭灌入毒气，使近万名中国人丧生。枪杀、强横、惨无人道是二次大战时日本侵略军的惯例。

　　我体验了弱国被欺、被凌的苦楚。我赞佩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崛起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当时，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同姐姐带着小妹妹们随着流亡的队伍，跋涉几千里，从香港辗转桂林到重庆，终于逃离了战火、瘟疫、土匪、死亡，来到大后方的昆明。在我们与美国的父亲取得联系后，父亲命我们姊妹6人立即去美国学习，只有我拒绝了。我不能在祖国受难时离开她。我要工作，我要尽我对祖国的责任。

　　1980年12月，我接受了邓小平先生的邀请，做为里根总统的代表访问了北京。这是我离开祖国3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首站是我的出生地北京。当年的北京，没有如今那么热闹，车和人也不如现在那么拥挤。一转眼，又快20个年头了，这期间世界发生了数不尽的变化，我的祖国也有数不尽的变化。中国在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历经了无数考验和挑争中取得了认同，这是可喜的现象。在21世纪来临之前，我们对祖国有更多的期盼与祝福。

　　今年7月1日，是个历史性的日子，150年的耻辱，将在这一天扫荡。香港的回归，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切盼。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骨肉的团聚、祖国的繁荣，时时敲打着我的心。我不自命为勇者，我只想尽我的微薄之力，作振兴祖国的沧海之一粟。

　　还在台湾蒋经国先生在世时，在勇向他提出“很多从大陆来的人已垂垂老矣，离别大陆亲人40多年，他们的长辈也七老八十了，如果再不让他们回家看看，可能再也没机会了，这在历史上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蒋先生答复此事可以研究。后来，我又向邓小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方面的考虑是积极的。此事，最终取得了台湾往大陆探亲开放的结果。至今，已有百万计的台胞与大陆骨肉团聚。台胞利用到大陆探亲的机会，考察了投资环境，进行了商务活动。1989年12月，我首次组织了一个包括台商参加的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经济贸易考察团。

　　我认为这些落后地区改进的第一要务，长远看来，应该是教育。我以我的经历得出这样认识。因此：10年前我就本着抛奖金，每年教师节颁发奖金和奖状给杰出、优良的教授和教师。这个项目从广州、佛山、合肥、上海、武汉、南京、吉林、长春、沈阳到南昌和吉安教有所发展。我还自乘火车到湖南的芷江，捐款重建日本在湖南芷江宣布投降的原址：受降城。那是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的纪念年。

　　教育不仅仅取于课本知识，自然那是根本的和基础的。教育还须有另一项内容，就是鼓励、教导人们对国事的关心和关怀。在今日世界范围的经贸竞赛的长跑过程中，许多人也注重到了有些年轻人对于国事迷茫的现象。我想这是因为大家对历史的淡漠。但不知历史又怎能了解国事？

　　对国事无知又如何爱国？这一切岂不是也和教育有关？教师和教授是负责教育下一代的舵手，假如众人轻视这项工作，那么他们又怎能有心情专注教育下一代？为此,风呼唤国人尊重教师，关怀教授，奖励教师。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我为教师节特地写了一首《教师颂》，现在广州已把此词作了歌谱，定为教师节歌，沈阳、南昌、吉安、吉林也在唱。对此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安慰。

　　　　　　　　　　　　　　　　　　　　　　　　陈香梅于美京华顿

　　　　　　　　　　　　　　　　　　　　　　　　1997年4月

　　

　　






春秋岁月--第一篇　人世间






第一篇　人世间

　　　　　　　　落叶片片

　　　　　　　　带来了

　　　　　　　　是旧恨？

　　　　　　　　是新愁？

　　　　　　　　你若是悄悄地来，

　　　　　　　　为何不悄悄地走？

　　　　　　　　　　　　　　　　　　　　　　　　——《落叶》

父母的婚姻

　　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国北京有名的协和医院出生的。当时的北京还称为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定都北平后，才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陈家祖籍原为福建，后经祖父陈庆云移居至广东南海。

　　祖父是商贾，年轻得志，做过中国招商局局长，在任时认识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当时都怀着孩子，于是两人相约若是一男一女则结为亲家，若是两个男儿将让他们结为兄弟，若同是女的则结为姊妹。其后陈家得子、廖家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说是指腹为婚。

　　我的母亲廖香词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欧美上学，父亲陈应荣也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得了法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深受欧美文化影响。母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对于欧洲有一分情缘。她对于中国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亲是长子，13岁丧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国的伦敦读书，也深受英国习俗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欧洲回家，其时外祖父在古巴当公使，结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了婚。

　　外祖父母虽是西化但不脱离传统习俗，而父母年轻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代，中国仍是非常封建的社会。母亲是由外祖母亲自到罗马把她带到古巴去的；父亲也奉母命自伦敦回国省亲，然后自广州到古巴。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亲自告诉我的。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当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结婚后才随着外祖父回到中国，我记得外祖母为了要学习中文，还请了一名中文教师；那位标准京片子的中文教师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学习英语和法语。

　　廖家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户，外祖父母又喜欢交际。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在古巴当公使（其时两国没有交换大使，公使就是全权大使），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结婚，据说婚礼举行时遇到使馆的道路都封锁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当年是花童，父亲穿着大礼服，母亲梳着西式的卷发，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别订做的白纱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结婚照是我在多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亲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国女校读书。又到意大利学音乐和艺术（母亲弹钢琴，画油画，三姨学音乐）。据九姨在母亲去世后告诉我，母亲在英国伦敦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交情颇深，对于父母的指腹为婚提出过抗议。当时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和母亲很少接触。母亲和三姨这对姊妹在欧洲过着青春少女的梦幻时光，不愿回家，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亲在古巴结婚，一年后三姨和姨丈沈觐鼎在北京结婚。

　　父母亲结婚后，父亲又到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深造，学习新闻工作。我的大姐陈静宜就是在美京华盛顿出生的。两年后父母亲带者两岁的女儿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个短暂大家庭生活的开始。

　　外祖父母家中的大宴会我还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楼上偷看楼下舞厅的俊男美女闻乐起舞，并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弹琴、三姨唱歌。我们姊妹两人有时也不禁拍着小手助兴，直到老妈子半拉半扯地把我们送到睡房睡觉为止。

　　廖家不但排场大，而且又有几朵待字闺中的金花，当然惹来不少惨绿少年。顾维钩、叶公超和当年年轻的外交家是廖家的常客，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叶公超告诉我的；当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诉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从三姨丈那儿打听到一些零星后事，但这些年来他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了．所记不多。另外己故的刘锴、郑宝南也是常客。郑宝南在担任驻意大利代表时，我还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此数）。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很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条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的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大概也有8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等在医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还没睡觉，我和大姐同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灵中，我对那个女佣人很感激，因为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对父亲我却有点反感。六妹出生时母亲大概刚满40岁。母亲的名字——香词是外祖父取的，我们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欢这名字，后改名静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莲、香兰、香竹、香桃。

　　父亲有两个弟弟，二弟应昌，三弟应凯。他的二弟即我们的二叔陈庆昌，他于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中国空军，抗战时被派到印度当武官，接待了不少当年到中国参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行员。抗战胜利后加入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民航空运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做站1949年民航空运公司奉美国政府命令撤退，总部移到台湾，在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成立分部，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二叔当时与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产党员）发生恋情，已伦婚嫁，决定不与公司同进退而留守沪滨。20年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政情，海峡两岸对峙的形势，我和大陆的亲友消息完全断绝。后来间接由香港方面传来讯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后来与温风鸣女士结婚。二叔去世后温风鸣女士定居南京，并被委任为南京政协委员和南京海峡两岸联谊会理事。我第一次回诅国访问时，有关当局还特别派专员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会面，后来我多次回祖国也有机会和她聚首。地已80高龄，但仍参加很多活动，身体还健康，有一子从商，生活过得不错。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领导招待时，她也经常应邀做陪容。

　　三叔陈应凯和家人解放前后曾到香港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还是回到广州。陈家祖居在广州，有一栋三进的大房子，在广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战时，在广州未沦陷于日军控制前，曾和母亲一同到过广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后即长住广州，那栋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户人家宅第。祖父陈庆云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头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讨了两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处。两位如夫人都无所出，而祖母则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祖父去世时年仅38岁，据祖母告诉我，祖父对于当时的香港电车公司有兴趣，认为这可以在广州发展，有利广州市民，于是认购了大量香港电车公司的股票，并规划在广州市发展。可惜当时民风保守，对于新科技更不甚了了，以电车取代坐惯了的轿子和人力车，一般人似乎还不能接受。祖父举债买大量股票，到年终时要还清债务，找了平时认为知己的亲友想借些银钱过年，但都被婉拒。其实当年祖父有房地产做抵押，又有其他物业，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轻气盛，一时想不开吧，便从自己的住宅五楼跳楼自杀而死。

　　祖母当时说这事来得太突然，因为她是小脚，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长褂一角，但人己从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承担了一个大家庭，虽有产业，但孩子们都未成人，只好负起一切责任。祖母为了大儿子的前途，特别安排把年仅13岁的父亲送到英国伦敦上英国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育。这个安排对父亲的一生有甚大影响。年轻丧父，又被寡母送到异邦求学，这一切我想在一个年轻孤儿的心中一定非常伤痛。父亲到外国留学后从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机会回家，因为要节省费用并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学毕业后，外祖父才给了旅费要他回家省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