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时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国的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其中就有他——一代船王卢作孚。毛泽东惋惜地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

　　卢作孚这个名字对年轻的一代来说或许有些陌生。今天，许多人只知道有位船王叫包玉刚，殊不知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四个关键实业人物之一的船王卢作孚，和他所缔造的民生公司曾何等显要。

　　卢作孚先生出生在清朝末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哀的时期，也是最黑暗、最动荡、最复杂的时期，国内外各种矛盾异常尖锐。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强取豪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膝求和，导致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许多重要城市和港口被一个个辟为“通商口岸”，大片大片的“租界”在国土上林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割地赔款，苛捐杂税繁重，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加深。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爱国志士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出了“收回利权”的正义呼声，图谋救国之策。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兴起。

　　卢作孚先生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志“教育救国”，几度沉浮，最终认识到“要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兴办实业；只有以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由此，他立志“实业救国”。他从集股购买一条70吨的小船开始航运生涯，不断发展壮大，短短10年间就发展到拥有自己的庞大船队，畅游于川江、长江、大海……

　　正如徐盈先生在其著述《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所言：“一部川江航运史和民生公司的创业史是不可分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卢作孚先生开创了中国近代川江航运史之先河，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而一位外国人亨利·凯赛尔则称：“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动，由上游而下游，这是一个奇迹。”从这一点来说，卢作孚先生又开创了世界航运史上的奇迹。更为主要的是，卢作孚先生和他的民生公司在长江上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英、美、日、德、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外国商船一统中国航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从世界航运史来看，还没有哪位船王像卢作孚先生那样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三个复杂的时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并立于不败之地；更没有哪位船王像他那样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其间有与大自然的抗争，与兵匪的纠缠，与商业界的竞争，与政客包括四大家庭之间的明争暗斗……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卢作孚先生和他的民生公司还能左右逢源，稳步发展，实属不易。

　　大凡名人，都会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故事。卢作孚先生也不例外。当卢作孚先生率领民生公司庞大的长江船队浩浩荡荡地驶入大海的时候，对这位中国船王的传闻，比他的船队溅起的浪花还要多。

　　卢作孚先生之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一书中说：“关于我的父亲，社会上就流传着种种互不相同的传说。这些传说有的稍稍近于事实，有的离事实很远，还有的非常荒谬可笑。所有这些传说都像民间故事一般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着。”

　　谎言说多了也会变成真话，尤其是那些善意的谎言。古今中外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传说留了下来，是因为那些传说中蕴藏了或真或美或善的意愿。

　　卢国纪说：“比如，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幼年时本是重庆一只过江木船上推船的小船夫，为人勤快、忠厚。有一次，一位很有钱的富翁坐船过江，把一只贵重的箱子丢在船上了。我的父亲发现了这只箱子，急忙追着给他送去。那个富翁感激万分，送了一只小金船给他。从此以后，他就办起了民生公司。

　　“还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幼年时原是重庆码头一个搬运行李的小力夫，聪敏、朴实、勤快。有一次，他给一个外国船主提行李，那外国船主看他很聪明，便将他雇到自己的轮船上当小工，慢慢地积攒了钱，自己买了船，办起了民生公司。”

　　卢国纪说关于他的父亲的“民间故事”太多了，“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离奇。但是，这些都完全不是事实……”

　　那么，卢作孚先生又是如何发迹，如何成为中国赫赫有名的一代船王的呢？

　　川江涛声如诉。









船王卢作孚--第1章　两栖船王






第1章　两栖船王

　　　　军阀杨森对年轻的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你为师！”

　　1925年初春的一天，一阵枪声过后，担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大权的杨森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川军中的一位朋友打来的。这位朋友告诉他，昨天夜里，有人顶替了他的位置，消息十分可靠。杨森神情沮丧地放下电话不久，就接到让他离任的通知——一名下级军官很礼貌地对杨森说：“我奉命前来送督理大人回家。”

　　杨森在这名下级军官和两名卫兵的“陪同”下，步出省府那威严的大门，台阶两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辆30年代初进口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前。杨森不无留恋地看了省府那高大的建筑一眼，上了车。黑色轿车很快从士兵们的眼中消失了。

　　次日上午，这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成都少城公园门前的树荫下。车门开处，走出一个身穿黑绸暗花长衫的人来。这个人站在门口，背着手，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左侧挂着的一块木牌，那上面是一行行云流水似的行书：成都通俗教育馆。木牌上有的地方油漆开始脱落，还有几处创痕。

　　“哟，这不是杨督理大人吗？有失远迎。该死！”眼尖的看门人一见是杨森，慌忙迎上前。

　　“还是叫我杨先生吧。”杨森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神色，问道：“卢先生在吗？”

　　“在。在。我这就去禀报。”看门人乐不可支地说道。

　　“不用了。我们一起去见卢先生。”杨森连忙制止。

　　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大门，穿过一片空阔的场地，绕过一处假山，径直向孤零零的三间小屋走去。

　　杨森被赶下台的当天，卢作孚正在应付市政公所人员对通俗教育馆的帐目清查。当时还蒙在鼓里的馆长卢作孚，已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市政公所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清查他的帐目，这说明他的后台——杨森的权力动摇了。在四川政界，无人不晓杨森对卢作孚的信赖和器重。杨森曾多次邀请卢作孚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一职。由于军阀混战，四川政局动荡，卢作孚认为这一职务对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没有实际意义。他此时更热心民众教育运动，进行创造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于是，他向杨森提出到成都创办一个通俗教育馆。尽管杨森对卢作孚不愿任职感到失望，但还是积极地支持了他的建议。

　　卢作孚曾私下里对人说，在四川没有真正统一之前，他决不担负任何省政工作，更不在内战中为任何一个军阀服务。户作孚的这一想法，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早年，卢作孚在成都办《川报》时，因接受了“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并在报上鼓吹革新思想而初露头角。1921年，杨森任川军师长兼署永宁道尹时，在泸州推行“新政”，邀请卢作孚出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卢作孚从此步入官场，并开始同川省地方势力和社会名流广泛交往。他在泸州同王德熙、恽代英、肖楚女推行新教育的试验，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抨击，“幸杨森一力翼护”。但好景不长，军阀混战，杨森倒台退出泸州，卢作孚的新教育试验中途夭折。经这次挫折之后，卢作孚深知官场险恶，政局动荡，决心暂时退出官场。他说：“我是不想做官，只想为民众作一点有益的事情。”1924年，杨森重新上台，就任伊始，他没忘记卢作孚这位青年才子，再度邀请卢作孚出马……

　　卢作孚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是他的“新的集团生活”的一种试验，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他将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对市政公所的突然袭击清查，他没有感到惊奇。

　　当杨森一脚跨进卢作孚的办公室兼书房时，这位通俗教育馆的创始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一篇文章。他神情贯注，奋笔疾书。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很简陋，摆设寥寥无几，但很是洁净。卢作孚是位看上去很精明强干的青年人，中等个子，却剃着光头，轮廓分明的脸上因一双锐利的眼睛愈发提神。

　　卢作孚对这位稀客的到来显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步绕过书桌。

　　“稀客。督理大驾光临寒窗，不知有何见教？请坐。”卢作孚笑着说。

　　“快莫叫我督理啰！”杨森说，“从昨天开始我已是一平民百姓了。”

　　卢作孚吃惊地道：“这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对你老兄说过假话！”

　　“我说难怪昨天市政公所的人突然要清查我的帐目，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卢作孚恍然大悟地说。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卢作孚回忆了在川南的新教育试验，又讲到目前的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发展状况。他不无忧虑但又是充满了热情和信心地描述了“教育救国”的前景，还有极富创造性的“新的集团生活”。

　　杨森没有插言，一直静静地听着。他一生中难得长时间听别人讲，更多的时间是自己讲话，由别人来听。他似乎被卢作孚所描述的那个乌托邦吸引住了。望着眼前这个只有32岁的年轻人，杨森抑郁的心里得到了片刻的慰藉。

　　“我们觉得复兴中国只有这一条道路，只有运用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文明民族更能抑制自己、牺牲自己，以为集团的精神，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以完成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的一个国家，才可以屹立于世界上。”卢作孚滔滔不绝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你如果不满意这世界的趋势，你还可以改善它。我们要救整个世界20万万人口陷于困难之境的生活，整个不安的国际局面，岂止于救中国之亡！”

　　杨森完全被卢作孚的话迷住了。直到卢作孚讲完，他才接过话题：“我完全赞同老兄的观点，但是，一个四川都安定不了，又何谈国际局面之安定呢？这是否是一种东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四川军阀中，杨森算得上是个思想较为进步的开明之士。

　　“恕我直言，老兄实乃民族和国家栋梁之才。只可惜，时局不稳，人心浮动，谁会有心思忧国忧民？唯老兄也。”杨森感慨万端，“几十年中，我的足迹踏遍‘天府之地’，唯卢兄才字、思维、远见卓识、实干精神令我仰慕不已。拼了这残年风烛，我也要力举卢兄，为你鼓与呼呵！”

　　杨森临别之时，诚恳地对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老兄你为恩师！”

　　杨森是一个参加过护国运动的军人，深受蔡锷嘉奖的部下。在靖国之役中，杨森击败川督刘存厚，攻占了川南的泸州，1918年被任命为泸州清乡司令，负责剿匪。1920年他宣布脱离滇军，出任川军第2师第1混成旅旅长，同年7月升任第9师师长。后在反攻成都、重庆的混战中，他担任第2军前线总指挥，并占据成都。年底，北平政府任命杨森为沪永镇守使。

　　1922年夏，新上任的川军第一军赖心辉部占领泸州，杨森倒台。卢作孚的教育科长被免职。同年秋末，川军第1军和第2军激战。杨森几经辗转，投靠吴佩孚，1923年乘四川内乱混战之机，率部返川，年底攻入重庆，次年初陷成都。1924年5月25日，经吴佩孚保荐，杨森出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

　　因此，卢作孚能受到杨森如此赏识，必有他的不凡之处。

　　随着杨森的倒台，卢作孚的“教育救国”试验也随之中断。卢作孚两度初试身手，“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相与“沉浮”。尽管他感叹“纷乱的政治不可依”，但是在他以后的岁月活动中，仍未逃脱政治的漩涡，而是更加适应了政治上的变化。

　　卢作孚揉合洋务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西方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终融“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为一体，把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他的“新的集团生活”和“现代化”的设想。后来创办民生公司，就是他这个设想的试验。

　　在卢作孚一生的足迹里，曾经有一行笔直而又坚实的脚印。突然，在这行脚印边上，又出现了一行新的脚印，平行地向前，直到隐没在一片灌木丛中。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让我们回到脚印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