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的苦闷

　　日本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写过一部名叫《苦闷的象征》的书。他说，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当然，这种看法不无偏颇之处。如果说苦闷对艺术创造是相当重要的，也不是毫无道理。这点，对曹禺来说，倒多少有点真实性。他曾对我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

　　的确，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他的父亲就对他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理解儿子的内心苦闷，说来都会使局外人感到奇怪。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家里有各种佣人：拉车的、做饭的、看门的、打杂的，还有保姆等等。生活优裕得很。按理说是不该有什么可愁的可苦闷的；但是，他偏偏却有着许多苦闷。他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欢乐，反而成为他痛苦的渊薮了。

　　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曹禺先天就带有忧郁的血质，以致从小就忧心忡忡，心怀苦恼。这自然是说不通的。尽管曹禺的父亲不能理解儿子的苦闷，但要理解曹禺的苦闷，还得从曹禺的父亲的苦闷谈起。原来，曹禺的父亲也是一个苦闷盈胸的人。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是个天才。可是，你要从他那里去了解他的父亲，了解他的家世，他却不能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似乎他很健忘，他说不清楚他祖先的事情。他对他父亲的脾气和性格，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却说不清楚他父亲的确切履历，这也多少反映了曹禺的个性。他对他家的有些事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很生疏的。并不是家里人未曾对他讲过万家的家族史，而是他从不记忆这些“家庭琐事”。他不是故意不记，而是他的大脑不储存这些信息。因此，当人们问起他的家世时，有许多事他说不清楚，讲不出个来龙去脉，年月更是模糊不清；或者是不知道。对于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总是摇着头，喟叹一番，而终于说不出一个究竟来。有时，这使来访者格外扫兴，这确是无可奈何的。譬如他童年时代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他说他六七岁或者八九岁曾随父亲到过宣化，但究竟是几岁，他始终不能说出个究竟来。除非你调查来一些事实材料，再问他，那也许会从他的记忆库存中又引起一些回忆，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能说个明白的。要么，他就干脆说，这件事你去问某某吧。但是，有的事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连细节都记得十分真切具体。他念过的书，有的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如美国总统林肯在葛特斯堡的演说，他还能用英文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说起曹禺的家世，得亏还有几篇资料，还有他的同族的一位长辈万枚子的回忆记录，使我们对他的家族史有个粗略的了解。这对了解曹禺，特别是了解他的父亲是很有帮助的。曹禺的父亲，名叫万德尊，字宗石，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人。他一辈子都梦想光宗耀祖，实现万家祖辈代代相传的理想。但是，他闯荡一生，却没有实现祖宗的理想和愿望而恨恨死去了。知道了万家的家世，就懂得万德尊的苦闷了。

　　据说，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有个叫万邦的武官，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他便宦游到今天的湖北省潜江县定居下来。这样，万邦就成为万氏的支脉在潜江的始祖了。万邦娶妻杨氏，万家的子孙便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繁衍生长。最初的几代没有什么可考的事迹。到了万邦的八世孙万廷琇出生，其时正是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万家开始有些起色。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廷琇的长子时叙出生，时叙字蔼五，号珏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廷琇恩贡，候选州判。时叙不如父亲，只做了郡禀生，后来又做了私塾先生。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十一月间，时叙给一个病人看病，大概是误诊了，造成死亡事故，遂自缢身死。从万廷琇开始了万家的奋斗史，那就是靠读书而入仕途。但是，这条道总不能如意，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依然不能振兴门庭。这样，万家的奋斗史就成为失败史。

　　时叙的儿子际云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十月八日出生的。际云榜名骏，字祥五，娶妻魏氏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私塾先生在乡村表面上受人尊敬，实际上却是地位寒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也为官宦财主人家所不齿，饱尝着世态炎凉的苦涩酸辛。这样，一代又一代苦读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使万德尊从小就深刻地体验着一个贫穷人家的艰难和耻辱，万家的失败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因此，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凭着苦读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在乡里，德尊有“神童之誉”。天资聪颖，又很用功，１５岁便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稍后，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德尊一面刻苦攻读，一面养家餬口。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他省出一半来寄给父亲，接济家用。他常说他是“窭人之子”，“窭人”是湖北潜江土话，就是穷人。他是多么想摆脱“窭人”的命运啊！

　　贫苦的家境，光宗耀祖的思想促使德尊探寻一条发迹的道路。那时，可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这条路，他家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这是一条风波险恶而希望渺茫的路。到头来都碰了壁，还得去做私塾先生，真是太令人辛酸了。一条是靠亲友的介绍去当学徒，去经商，去做幕友。但是，万家没有得力亲朋故旧可攀。这条路实际上是被堵塞了。清朝末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起。留学外国似乎是一条新路，但这是一条陌生而令人生畏的道路。突然，这样的机遇摆在德尊面前了。面对这样一个前程未卜，不知吉凶福祸的机会，使他踌躇起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出国学洋务是很不光彩的。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人，是一条歪门邪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德尊看到科举道路的渺茫，经商又无门径的时候，他以为学洋务也许是个机会，能够实现夙愿。于是，便下定决心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去争得一个好前程。好在还有他的舅舅与他作伴同行，也多少增添了他的勇气。

　　光绪十年（１９０４）六月，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就读，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陆军学校是很有些名气的，在日本也算是较老的军官学校了。和德尊一起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还有黄国梁等。①鲁迅是光绪八年（１９０２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②万德尊也是在这种“又要维新”的潮流中去日本的。

　　万德尊于１９０９年初学成回国。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不过，他没有再回到湖北，而是到了天津。据说，当时直隶总督端方对德尊颇为器重，任命他为直隶卫队的标统。标统，按现在的军职来说，相当一个团长。从万家的家谱来看，他的官位也不算高，但终于跻身于官僚行列之中，较之当私塾先生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总觉得他不该当武官，也许他就不该去习武。他那文人的习性改不过来，他喜欢舞文弄墨。因之，他当了标统不但未能使他如愿以偿，反而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内心深处交织着苦恼和忧郁。

　　万德尊当官的年代，正是满清政府面临覆灭的前夜。种种腐败相已暴露无遗。１９０９年１月，清改年号为宣统。载沣玩弄假立宪之手段，命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以维持垂死的封建统治，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掠夺侵吞，清政府媚外卖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两湖一带发生旱灾水灾，米价飞涨，饿殍遍野，不断发生抢米抗捐风潮，只１９０９年全国各地群众反抗斗争就达１３０多起。直到１９１１年初，全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有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继有全国的保路风潮，而终于１０月１０日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次民主革命的大动荡中，万德尊并没有被革命赶下台，当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大总统的职位后，他也随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而且不久，还被授于陆军中将的军衔，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相当一个师长。

　　民国之后，万德尊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颇得力于黎元洪的提携。黎元洪当大总统时，他还做过黎元洪的秘书。但好景不长，随着黎元洪的下野，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直到死去。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的年代，各派军阀犹如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表演，成者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有的军阀铤而走险青云直上，也有的很快跌下马来。万德尊不走运，他被混战挤轧出来，便再无心去挣扎了。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可攀的关系，他也不是不能去做事了，阎锡山就曾邀请他出来，但是，他不愿再干了。他没有再出去做事，也许他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就像他的老同学阎锡山那样盘踞一方成为军阀，他不愿去冒那种风险。曹禺说：“我父亲做官不得意，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坚决反对我去做官。虽然，他做的是武官，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不是那种秉性黩武之徒。”①相反，曹禺说：“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有些软弱、善感。他有一手好文笔，能作诗也能写对联。有时又满腹牢骚，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他这一方面的性格，后来影响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如曾皓、曾文清、江泰。”②他在天津当起寓公，抽上鸦片，那种没落文人的习性倒使他苦闷异常，那光宗耀祖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了，他被打败了。不是万德尊一个人，而是像他那样的一批人为历史所淘汰了。他有时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加之，他没有冒险家的胆量，这就不能不使他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他才４０岁，就觉得老之将至，潦倒不堪。或成日和几个朋友一起饮酒赋诗，或躺在烟灯前面，在烟雾缭绕中麻醉着自己。他发脾气，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似乎什么他都看不顺眼，他内心苦闷极了。但是，他不懂得他的苦闷又给他的家庭带来多么沉闷而抑压的空气。曹禺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和家庭的：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

　　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３０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不同母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４０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①每当曹禺向别人谈起他的父亲、他的家庭，都是这样说的。一个如此沉闷而令人窒息的家庭，又怎么能指望曹禺有一个心情欢悦的童年生活呢？

　　万德尊确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赋闲在家，经常约些朋友一起饮酒赋诗。他结识的朋友也多半是些闲人。曹禺曾对我说：“当时和我父亲交往的有一位周七爷（又叫周七猴），他是周叔皘的叔叔。还有一位叫饶汉祥。还有一位方先生，我称他叫大方先生，曾做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的老师，扬州人。他专门搜集各种古代钱币，把它围在腰中。他还教过我几天书。他干涉我家的事，鼓动我大哥逃走。”①这里说的周七爷，他家是天津一个著名的封建买办官僚的大家族。他的哥哥是周学熙，１９１２年在袁世凯的政府里做过财政总长，曾经参加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借款２５００万镑的卖国借款合同，但没有多久就下台了。周学熙依恃和利用袁世凯的势力进行工业投资，在河北省乃至天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首的工业财团，如唐山的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耀华玻璃厂，直到天津的华新、中天等厂，都属于这个官僚买办财团的控制范围。万德尊因为和周七爷的过往关系，也把自己的钱存到这个财团的银行里，因此曹禺从小也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观察周家这个官僚买办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个大家族的许多人和事，甚至熟悉这个财团的兴衰荣枯的变迁。曹禺说：“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们家去过。周家的摆设很气派，《雷雨》的布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内。周七爷和我父亲诗文唱和，喝酒。这个人非常之可爱，但我没写过他，现在要写他都可以写出来。他一边骑驴一面做诗，有时还骑到北京去。我父亲死后，只有母亲一个人。还有一个周九爷，他那时对我家里帮助不少，我家才能过下去。”②

　　万德尊把平时写的诗文和对联都汇集在一个册子里，并给它起名曰《杂货铺》。曹禺说：“最可惜的是，我父亲的《杂货铺》丢失了。有十几本，他起这么个名字，说明他颇有些幽默感的。他的诗词写得很好。父亲不做事了，就靠利息和房租收入，我们有两所楼房，就前后紧挨着，把靠街的一所出租给别人，房租收入是主要的。《杂货铺》里有他的东西，也有别人的东西，如大方先生，就是个才子，是个名士派。这个人很有意思，身体很结实，冬天很冷，可他家里从不生火。他教我念书时，念他自己写的《项羽论》。他是经常在我家吃饭的。《杂货铺》里也有周七爷的东西。可惜再也找不到这个《杂货铺》了。我大学毕业时已经知道它的价值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从这个《杂货铺》可以看到我父亲的思想。”①万德尊并不是个完全守旧的人。平时，他还订阅《东方杂志》等报刊看。他对列宁十分佩服。他曾对曹禺说过：“列宁了不起，是个巨人，是个伟大的人物。”帝俄很穷，政治腐败，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又振兴起来，这点，颇使德尊感慨万分。旧中国的腐朽的现实也常使他痛心。但当曹禺向他透露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时，他们就又谈不拢了。他总是叮嘱曹禺：“凭着良心去做事！”不赞成曹禺陷入混浊的世事中去。他可能以为自己在乱世中不得意，就不愿意儿子再从中受到伤害。

　　最使曹禺莫名其妙的，也是使他最难以忘记的，是他父亲常对他说：“家宝，你不能忘记，你可是个‘窭人之子’啊！”当时的家境虽没有大富豪大军阀那么阔绰，但也不是什么穷苦之家。他对儿子讲这些话时，是那么认真而严肃，似乎其中又有殷切的期待。那么，为什么万德尊要让曹禺记住自己是“窭人之子”呢？恐怕在他内心深处还没有摆脱万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种贫穷度日的记忆，也还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还没有改变“窭人”的地位。所以，叫儿子记住这点，是期望他们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去奋斗去挣扎，他是多么望子成龙啊！正因此，尽管他自己抽大烟，却不满意长子万家修抽大烟。他恨家修不争气，不止一次训斥家修，甚至破口大骂，但家修仍不能改其恶习。有一次，当他又看见家修偷偷吸鸦片时，就干脆跪在儿子面前，乞求儿子不要再抽了。他痛心疾首地哀求儿子：“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由此，也可看出万德尊内心交织着多么错综复杂的痛苦。在他临死前几年，他还是叨念着，要外出干一番，把家业振兴一下。但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再也没有力量振起他的翅子，他已经成为一个废物。

　　这样一个父亲，这样一个家庭！那像铅块一样沉重的家庭气氛，那像坟墓一样的窒息环境，注入曹禺童年心灵里的是忧郁是苦闷。他怕，他躲避着；他恨，他逃脱着，他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逃到自己的心里。家里房子很多，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有八间房子，他有自己的房间。这卧室就成为他避难的巢穴。他躲到房间里读书，他更躲到自己心里活着，把心封闭起来，他是孤独而寂寞的。

　　曹禺的性格是孤僻的，从小就是这样。只要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他童年的生活，就更懂得他为什么是这样孤寂和苦闷了。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万家的人刚忙过中秋节，就又紧张地忙碌起来，全家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原来是德尊的夫人就要生产了。

　　德尊正在天津任直隶卫队的标统，公馆就在天津小白楼的一个胡同里。如今早已找不到它的踪迹了。那时，小白楼还不像今天这样繁华，没有楼房，没有起士林，也没有音乐厅，还是普通的老式平房、院落。万家自己一个院子，院落整洁，倒也幽静。出胡同不远就是海河，不时传来火轮船的汽笛声。

　　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海河里煞是热闹，船只往来如梭。吐着滚滚浓烟的火轮驶过，船头激起雪白的浪花，搅起满河的浪头向两岸涌去，小船又猛地颠簸起来。码头上停泊着的都是外国轮船，米字旗，太阳旗，五颜六色，在秋风中飘扬，显示着威严。

　　海河北衔子牙、南运河；往南又分为卫运、滏阳、滹沱河；往西往北分为大清河、北运河和永定河。人们常说天津是三岔河口，九河下梢，七十二道关沟，像枝蔓一样伸张开去，深深扎根在太行山中。如今，这里不但成为沟通华北地区的大商埠，更成为交通外洋的港口。北宁铁路、津浦铁路都从这里通过，它正由一个老式商埠向着一个半殖民地城市演变着。

　　万德尊的原配夫人，是同乡的燕氏，曾生下一男一女。长女家瑛，小名珍珠。长子家修，字少石。万德尊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就又在湖北武昌娶商人薛氏女为妻，这就是眼下就要生产的薛夫人。他们结婚不久，夫妻恩爱和睦，德尊虽有一男一女，却仍盼着再生贵子。德尊不信神，但也暗暗祈祷上苍，祝愿妻子平平安安生产，祝愿一个儿子降临万家。阴历八月二十一日，阳历９月２５日，也就是中秋节过后的第六天，一个婴儿在万家呱呱坠地了。老祖母早就盼着一个小孙子，眼看生下的这个胖娃娃，乐得她合不起嘴。她为这刚出世的孙子取名家宝。家宝，家宝，万家之宝。这个名字象征着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小名，是请一个阴阳先生给起的，看了八字，就起名添甲。添甲这个小名也是有讲究的。甲者，天干之第一位也。添甲，显然也取其独占鳌头、前程似锦之意。

　　正当万家沉浸在欢乐之中，薛夫人产后却觉得身体不适。起始，也没有注意。先是发烧，腹痛，过了一天，不但没有退烧，反而更加厉害。腰疼得剧烈难忍。这就急坏了德尊，到处求医讨药。到第三天，凡是能够请到的医生都请了，能用的药都用了，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可是仍然高烧不退，呼吸短促，饮食不进，终于不治身亡。薛夫人得的是产褥热，今天看来是不难治愈的，而在那时却是一大难症。这样，全家便从极度喜庆又陡然跌入极度悲痛之中。最难过最痛心的是德尊。他们结婚不久，感情甚笃，妻子突然亡故，这对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出于对爱妻的怜爱，使他对小添甲格外地疼爱。从小，他就喜欢这个孩子，直到曹禺长大成人，他仍然对曹禺怀有很深很深的爱。

　　家宝的母亲死后，德尊怕别人带不好孩子，就特地把小姨从武昌接来帮忙。家宝的姨叫薛园南，同家宝的生母是孪生姐妹。这姐俩长相酷似。不久，德尊便同薛园南结婚。继母对家宝十分疼爱，自己姐姐的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虽说有保姆，可她总是放心不下。凡是家宝的饮食起居，她都亲自动手料理。她爱家宝，是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的。园南一生没有生过孩子，曹禺就是她的儿子了。曹禺说：“我这个继母待我很不错，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我非常怀念她。解放后，她死在天津了，我还记得她对我的嘱咐。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①薛夫人的亡故，对万德尊固然是个打击；但是，谁又料到她的死对曹禺的童年却带来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呢？每当曹禺同别人谈起生下他三天便失去亲生母亲的事，便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②直到他自己成为７０老人，一提到生身母亲仍然是无限怀念和伤痛。生母的死，是造成他童年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

　　为什么曹禺还在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生母的事情呢？

　　在万家这样的封建官僚家庭里，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万德尊卸职后，把一个随身的马弁刘门君带回天津家里，留作贴身的仆人。添甲出生后没有奶吃，便由刘门军的妻子刘氏作了奶妈。这样的仆人在主子家的地位很特殊，有时是连主人也惹不起的。有一次，继母同奶妈刘氏吵起来，大概是奶妈又朝继母要什么钱物，继母没有答应，便大吵大闹。想不到，奶妈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她把小添甲叫到跟前，悄悄地对他说：“添甲，你知道你的亲妈吗？这个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生你三天便得病死去了。”这时，曹禺才五六岁。对一般孩子来说，这消息也许不会产生什么深刻影响。而他生性聪慧，加之又是个情感型的，这消息就犹如晴天霹雳了。他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但经奶妈点破，这不幸的消息便深深地刺激了他，在心灵中渗透着、浸延着，使他萌生着失去生母的悲哀和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成为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凝聚在心灵的深处。

　　添甲是个早熟的孩子。他不像那些在外界的侮辱和饥寒交迫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儿童，父亲疼爱他，继母疼爱他，家里人都疼爱他。但是，这些疼爱却不能化为春雨，滋润他幼小的心灵。本来他就有了失去生母的心灵创伤，同时，又承受着像坟墓一样沉闷的家庭氛围的重压，天天看着父亲那发怒的脸色过日子。这样，他那种难以忍受日益积压的情感压力和心中积郁的苦闷是莫名的，但又是很深很深的。

　　曹禺的童年确是苦闷而又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