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家栋简介

　　他是中国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工程总师；他是中国探月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就是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孙家栋。

　　内容简介

　　本书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生动叙述了我国著名航天技术专家孙家栋的传奇人生。作者作为长期工作在卫星发射和卫星应用领域的航天人，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展示了孙家栋在事业上甘心付出、勇于负责，生活中淡泊名利、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和一代航天人的精神，以及他为祖国航天事业默默奉献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心路历程。该书首次披露了新中国重要卫星发射的成功与失败的细节，披露了我国目前月球探测工程的最近进展，揭示了我国航天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

　　引言

　　令世人关注的中国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升空在即，我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办公厅秘书李钢应邀来到孙家栋的办公室。能见到孙家栋实属不易。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总设计师，他每个月在北京的时间常常不足十天，基本每周都要从这个城市飞到那个城市协调处理工程问题，即便在北京，他的时间也会被会议排满了日程。
　　孙家栋曾经对我说过：“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这次见到孙家栋，觉得他脸庞清瘦、面带倦容，花白的寸头来不及梳理显得有些乱，但他的腰杆挺得还很直。孙家栋已经年过78岁。
　　孙家栋说：“最近总是马不停蹄地在外地跑，感觉到有点累，可有些事情不解决，预定的发射总体计划会泡汤的。不仅我着急，大家都着急呀。要说腰杆挺得直，那是腰病又犯了，只能挺着，不能弯着。”
　　说到探月工程，孙家栋随之精神一振。他说：“以前几十年我们所搞的航天工程，全部都是围绕地球开展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对于探月来讲，是飞离地球轨道围绕月球开展的研究。虽然在方案上尽量继承以往的成熟技术，但开展探测月球活动是我国的第一次，因此，经常会出现许多第一次遇到的难题。”
　　这时，孙家栋指着月球仪的坑坑点点说：“为了表彰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在月球的环行山上，先后以世界上的1333个科学家名字命名，其中有7位中国人的名字，他们是近代科学工作者高平子、秦铁，以及古代石申、张衡、祖冲之、郭守敬、万户。现在我们做的是中国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大家憋着劲干了这么长时间，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技术创造奇迹，探月工程是航天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现在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跟以前大不一样，天天都在进步，这也是探月工程能够顺利进行的保障。目前，工程的主要难点基本都已经突破，工程进度按照计划进行，大家都在为2007年的发射计划拼搏。”
　　从相貌上看，孙家栋属于那种很有亲和力的智慧型人物，初次见面，看不出他与常人有什么不同，高高的身材，穿戴平常；慈眉善目，待人和蔼可亲；严谨沉稳，厚重宽和的性格，很少能看出他有什么大喜大怒。当卫星发射成功时他也没有喜形于色，当工程遇到困难时他也能够泰然处之，给人一个大智若愚的感觉，验证了一句古语：“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
　　孙家栋淡泊名利，不屑于做那些凑热闹、出风头的事情。他搞了大半辈子的卫星，仿佛自己就是一颗穿云而过的卫星，默默地环绕地球造福于人类，现在又在探索环绕月球为人类寻找新的资源。这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科学家孙家栋的人生经历，将给后人留下无数启迪……


　　2、情系导弹

　　专攻飞机专业而从事导弹事业

　　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世，这是孙家栋经常说的一句口头语。事业需要学有所成的孙家栋，事业也将给孙家栋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孙家栋等23位留学苏联的军校状元学成回国前夕，新组建的国防部五院急需技术人才，聂荣臻元帅向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提出要人，刘亚楼上将说：“聂帅，你提出要人，我怎么也不敢不给，但给你三分之二，给我留八个行不行？”聂帅真的就给刘亚楼司令留了八个人。孙家栋的名字被圈点到了国防部五院的名单里，国家需要搞导弹，孙家栋带着他数年寒窗积累的航空发动机理论知识开始了新中国导弹发动机的研究。
　　1958年4月20日，孙家栋拿着一纸调令来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此时，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筹划着中国导弹武器的战略发展。

　　良师益友钱学森

　　孙家栋经常说：“我从苏联回来搞导弹，得益于当时许多开创我国导弹事业的师长，他们对新中国导弹事业的执著追求、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为人师表的刻苦攻关精神，不仅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钱学森更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冲破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乘坐“克利斯兰总统号”邮船经美国夏威夷、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抵达香港九龙，然后换乘火车经广州于10月13日回到上海。
　　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和在京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二十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当天晚上，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主持盛大欢迎宴会，热烈欢迎钱学森的胜利归来。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总理邀请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来到中南海，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前与钱学森一见面立即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充满激情地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欢迎你的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
　　1956年2月1日，钱学森收到了一份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的大红请柬，毛泽东设宴招待并与钱学森进行了亲切交谈。
　　1956年2月4日是一个周末，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设宴、陈赓大将作陪招待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席间热烈地谈论了中国自行研制导弹武器的问题。宴会结束后叶剑英元帅和钱学森、陈赓三人专门驱车来到景山西侧三座门的中央军委办公厅找到周恩来，由钱学森专题汇报中国发展导弹武器的设想。总理极为重视，提议由钱学森写一份关于发展导弹武器设想的书面报告，安排提交中央讨论。
　　2月17日，钱学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在《意见书》中明确指出，健全的航空工业（当时为了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代表导弹）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做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自然，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作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意见书》还开列了一份可以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21名专家的名单，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磐、屠守锷、胡海昌、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等人。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
　　3月14日上午，周恩来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方楼会议室亲自主持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总理浓黑眉毛下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了一下他面前这些共和国元帅、将军们，对他们点头示意，然后用他那亲切的口吻宣布开会，宣布今天的军委扩大会议唯一一个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来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总理的话音落下，参加会议的元帅们、将军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坐在会议桌一端的钱学森。
　　钱学森由座位上站起来，按照想好的思路从导弹的发展历史讲到了目前的现状，从军事应用讲到国家的综合实力，他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深入浅出地提出了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的研究机构，既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建设，下设三个机构：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
　　1956年10月8日，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航天发展最早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研究院成立仪式，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
　　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1957年11月16日，正式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五个月后，孙家栋来到一分院下辖的导弹总体设计部开始了中国的导弹研制生涯。
　　孙家栋在苏联学习时就曾听说过钱学森的名字，当时钱学森在国际上已经是知名的科学家，没想到自己回国才这么短时间就可以在钱学森的身边工作。孙家栋心中暗想，这可是个好机会，有这样的老师在身边，如果学不成，一定是自己不用功，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及时请教。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的导弹事业有规划、有步骤、有机构、有组织地全面展开。
　　2005年9月，孙家栋在参加钱学森归国五十周年座谈会后，对采访他的记者恳切地谈了许多他自己的感想。钱学森在孙家栋的心目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孙家栋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认为能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幸运的。纪念钱学森归国五十周年，不仅是表达对这位耄耋老人的敬意和祝福，更重要的是以回顾这位爱国赤子、科学巨匠走过的光辉道路，来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同志，立志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突出贡献。
　　孙家栋回忆起当时跟着钱学森搞火箭搞导弹，真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能在新中国刚刚创立两年的国防尖端科技部门工作，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担心的是，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时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就是没有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的最近。那时候，钱学森亲自讲授导弹概论，编制课程大纲，请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请梁守槃教授讲火箭发动机，请朱正教授讲制导……
　　在实际工作中，孙家栋先后担任了工程总体组长、总体室主任、总体部副主任，直接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从事导弹设计、研制、试验工作，可以说是耳提面命，感触颇多，受益匪浅。钱学森在中国航天初创时建立在科学思考基础上的魄力和为国家为民族不怕担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对孙家栋以至那一代人都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中国航天之所以取得比别的行业更突出的成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钱学森这样的技术领导抓科研、抓预研、抓试验。钱学森以他的远见卓识，制订了正确的发展规划，走了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孙家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制订的导弹火箭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制订了“八年四弹”规划等工作。这些规划的实施使中国的导弹火箭研制生产一举越了几个台阶。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建立后，孙家栋又参与了钱学森主持制订的“三星规划”（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工作，这些规划为中国的空间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钱学森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但他非常谦虚，每讲到成绩，总是把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具体指导放到前面，把广大科研人员的辛勤创造放到前面。钱学森的崇高科研道德和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孙家栋。
　　钱学森平易近人，对青年人更是关怀备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坚持每周都要抽出时间与孙家栋他们这样的年轻设计人员讨论技术问题，若有什么不妥，他便耐心引导、解释，很少直接批评。
　　钱学森严谨的工作作风令孙家栋终生难忘。60年代后期，中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的平台上的四个陀螺要精确地装好，再拆开，包装好运往发射基地。当时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跟孙家栋说，四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三个应该没问题，时间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装了？孙家栋觉得安装师傅说的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万万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却出现了问题，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院长报告。钱学森听了汇报后并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出主意进行仔细研磨后再试装。加工研磨时，钱学森也来到现场仔细察看排除故障的情况。那种精密部件研磨是很费时间的。钱学森也不说话，背着手走来走去。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一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装好，钱学森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四点。大家几次劝他回去休息，但他就是不走。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此，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后来，孙家栋把这种严格要求的作风带到了空间技术研究院，有人说孙家栋太严厉了，孙家栋便解释，钱学森为我们树立了严谨的好作风，我们必须认真办好每件事。
　　钱学森敢于负责、勇于替下属和青年同志承担责任的作风也为孙家栋起到了榜样作用。1962年的一次导弹发射失败了，导弹失败对搞总体的人来说压力非常大，故障原因分析时，钱学森看到孙家栋他们垂头丧气，就主动以自己承担责任的方法为大家减压。钱学森说：“如果要有考虑不周的原因，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钱学森一席话一下子把孙家栋他们的顾虑都打消了。孙家栋自己当了领导后，看到年轻人工作上有什么差错，也常常像钱学森那样，替他们担责任，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把事情办好。
　　2004年12月10日，孙家栋去看望了钱学森，由于他身体原因，大家都很不容易见到钱学森，看到钱学森的精神相当不错，孙家栋打心里非常高兴，钱学森问这问那也显得很兴奋。钱学森曾经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段简短的人生座右铭，就是他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一生以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此时孙家栋对钱学森的内心世界比别人有不同的理解，因为孙家栋与钱学森有过别人所没有的工作和交往经历，更能理解钱学森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境界。

　　中国导弹试验场的建立

　　孙家栋加入到了中国导弹研制大军的行列，但导弹从研制到装备部队使用是需要诸多环节的配套才能实现。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是完成导弹武器试验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设施。导弹研制与导弹试验场的建设密切相关，孙家栋作为导弹总体组的设计负责人，积极参与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协调配套，依据导弹的总体技术要求提出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设的一系列配套指标。殊不知，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设也同导弹研制一样，饱含着神秘色彩……
　　中国拥有导弹武器必须要建立配套的各种设施，最为主要的设施便是导弹武器发射试验场。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导弹武器发射试验场绝不拖后腿，立即组织强有力的班子展开导弹武器发射试验场建设。
　　1958年1月18日，由时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的陈锡联上将组织率领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队整装待发，这个勘察队的很多人都是身经百战、拥有赫赫战功的将军，有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军械试验场场长张贻祥少将。勘察队还包括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军兵种的人员以及苏联专家组负责人盖杜柯夫少将等五十多人。当日，靶场勘察队人员的专机抵达兰州，以兰州军区司令部作为大本营。经过数次大规模、小范围空勘、地勘以及对各种条件因素进行权衡比较后，倾向于将中国导弹综合试验靶场设立在甘肃西北的额济纳地区。
　　2月1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元帅主持会议，听取了陈锡联、钱学森和苏联专家关于导弹试验靶场勘察结果的汇报。聂荣臻元帅、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大将、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等总部和军兵种领导，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乌兰夫上将等三十多位领导一起听取了汇报。会议最后决定，在地势平坦，地质、气象、水源情况较好，远离人口密集的甘肃与内蒙古接壤的额济纳地区建设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处理。”
　　3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勘察报告上签署：“书记处已同意。”
　　至此，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位置宣告确立。
　　当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导弹试验靶场后，中央军委又立即决定组织一个工程勘察委员会，负责靶场各点和弹着区的定点勘察。由时任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上将当主任，成员有孙继先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中将、铁道兵第一副司令员李寿轩中将，以及张贻祥、赵东寰、高万祥、唐凯将军等。
　　动用了我军这么多高级将领，足以显示国家为了加快导弹武器的发展，予以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3月7日，陈士渠上将率领由中苏双方组成的勘察组乘飞机到酒泉，然后又乘飞机、坐汽车、步行穿越戈壁沙漠，从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到甘肃、新疆部分地区进行了详细勘察，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工程勘察委员会回到北京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汇报后，确定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设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具体位置在当时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的宝日乌拉。
　　额济纳旗当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所辖，是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一个旗，总面积11.46万平方公里，95%以上是戈壁。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到这里后，将意味着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被划为军事禁区，禁区所涉及的人口将占全旗四分之一，将有一半以上的各类牲畜需要整体搬迁，原来额济纳旗与外界往来的便捷交通要道——酒泉至额济纳旗的公路也将改道绕行。为了国家大局的需要，乌兰夫对内蒙古下达命令，要紧急动员，要无条件、无代价地服从国家的决定，要为国家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设创造条件，要做好当地人民群众的民族工作。
　　巴彦淖尔盟盟委立即组成了相应的工作组具体组织实施移民搬迁工作。工作组大都是既富有工作热情又富有民族事务经验的人员，他们深入额济纳旗最基层的搬迁现场，顶烈日、抗风沙，乘汽车、骑马、骑骆驼、步行，在当地辗转行程数千公里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动员和民族协调工作。为迁移300多户牧民和喇嘛，在新址建造住房750间、喇嘛寺庙用房80间以及大量牲畜圈、暖棚等。牧民和喇嘛深明大义，为了国防建设，于9月底从世代生息繁衍的额济纳河上游水草肥美的牧场，赶着牛羊骆驼和勒勒车，远离家园，搬迁到150公里之外的沙漠腹地。据统计，当年搬迁的牧民占全旗人口的四分之一，牲畜头数占全旗牲畜总头数的一半。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盟委统战部王守玉、额济纳旗旗长塔旺嘉布等直接见证了这项工作。他们都是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党的民族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之后，旗政府又搬迁到建国营，最后搬到现在的旗府所在地达来呼布。这个“三易旗府”的故事成为额济纳人民支援国防事业的动人佳话。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生前十分感慨地说：“额济纳旗人民对祖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一定要在适当时候回报他们。”
　　1958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正式授予导弹试验基地部队番号，任命孙继先为部队司令员，栗在山为政委，李福泽、孙贻祥为副司令员。经总参谋部批准基地使用“东风”为代号。接着，军民联合投入基地基本建设，由额济纳旗旗委、政府负责筹划砖瓦、石灰、草席、土坯等建材，由部队解决钢筋、水泥、木材等建材并组织施工。到1959年11月14日，完成砖木结构、砖土结构、砖土木结构、土木结构的房屋共计一万多平方米，并正式交付使用。先后有10万建设大军开进额济纳草原，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715个厂矿企业和各军兵种通力协作下，到1960年8月，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基地建设。经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考核验收认为基地“工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所有工程被评为优质工程，投入使用。
　　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终于矗立在了人烟稀少的荒漠戈壁上，这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孙家栋参加研制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实践一号”卫星、返回式卫星都是在这里发射升空的，孙家栋与这块浩瀚的戈壁大地也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个“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国航天史上更是创造了许多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