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乾隆身世

康熙五十年（公元１７１１年），八月十三日夜半子时，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禎府里（今雍和宫），伴随着一声脆亮的哭声，　一个男婴来到世间。　“胤”字辈之下是“弘”字辈，第二个字用“日”字偏旁，于是亲王府循例为其取名弘历，这便是后来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按玉牒上的记载，弘历的母亲是格格钮祜禄氏。格格是钮祜禄氏在胤禎府里的位号，她是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女，时年２０岁。由于钮祜禄氏位分不高，秋天，胤禎又正在远离京城四五百里外的木兰围场随从康熙皇帝打猎，因而，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邸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未引起全府上下人等的特别重视。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的父母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属兔的孩子日后竟有九五之尊，并且临御天下达６０余年！

“闲云淡影空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转眼之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康熙老皇帝和并不太老的雍正皇帝相继驾崩，一向鲜为人知的弘历登上皇帝宝座。从此，先是满头银丝的旧时宫女和两鬓苍苍的年老太监，开始绘声绘色地私下向人们述说这位当朝天乾隆传　　　　　　　　　　　　　　　　　　　　　　　?３·子的早年轶事；而后，随着漫长的乾隆时代的结束，众多臣民也怀着诸般动机参加到了这一行列。在这些引人入胜的轶闻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是乾隆皇帝到底是谁的儿子？有关传闻不仅关系到乾隆皇帝的生母，而且也关系到乾隆皇帝的生父。

根据清人石韫玉的《存海斋集序》一文透露，早在乾隆时期，一些宫女、太监即在私下传播乾隆皇帝诞生于热河避暑山庄狮子园的小道消息。按照清朝官方的正统说法所认定的乾隆皇帝生母钮祜禄氏，这年却未在热河随从。此说如此标新立异，不难看出，即使其说属实，　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乾隆皇帝在宗室廷臣中结怨甚多。此说流传，甚不足怪。对此，乾隆皇帝本人虽甚为愠怒，但却无法把问题挑开来正面反驳，只好在有关的一些文字中正面宣传自己是出生在雍和宫。据统计，仅乾隆御制诗篇中，“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　尽管乾隆皇帝郑重其事、不厌其烦地再三宣示，谁也知道，在出生地这个问题上，乾隆皇帝本人所说绝非权威定论。世间哪有不经人说便知自己出生地的道理呢？因而，乾隆所说，并不为世人所重。连那只藏于雍和宫内据说是乾隆皇帝出生时洗身用过的鱼龙变化盆，也无法把沸沸扬扬的众口封住。相反，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之说虽近无稽之谈，却是不胫乾隆传　　　　　　　　　　　　　　　　　　　　　　　?４·而走，在臣民中广为流传，以至在乾隆皇帝死后，嘉庆皇帝为其纂修实录与圣训时，凡是涉及乾隆皇帝出生地问题，几乎都遇到了诞生避暑山庄说的挑战。最初，因为乾隆皇帝虽死，余焰犹烈，修纂实录、圣训的馆臣只好仍取正统说法。但至嘉庆皇帝中岁以后，时过境迁，兼之以乾、嘉两帝虽为父子，年龄却相差５０岁，哪里想得到关于乾隆皇帝诞生地的不同意见会有如此深刻而又特殊的内涵？眼见朝野皆称乾隆皇帝诞生于避暑山庄，因而也就稀里糊涂，人云亦云，在自己所作的御制诗篇注解中两次提到“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年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廷”。　而且还将此大量刊印，颁赐群臣和天下学宫。这样一来，乾隆皇帝诞生避暑山庄的说法更是推波助澜，风靡全国，从而导致了嘉庆皇帝死后因遗诏内容而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病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　嘉庆皇帝第二子智亲王□宁于灵前即位，这便是道光皇帝。这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受命为嘉庆皇帝撰拟遗诏，颁布中外，以为道光皇帝继位为君的合法根据。因为嘉庆皇帝死地和当时人们习惯上认为的乾隆皇帝出生地都在避暑山庄，为了表彰孝道，几个军机大臣绞尽脑汁，舞文弄墨，生拉硬扯，在遗诏中以嘉庆皇帝口气提到自己虽死，但死在父亲诞生之地而无遗憾之类的乾隆传　　　　　　　　　　　　　　　　　　　　　　　?５·话。时年３９岁的道光皇帝在审查定稿时，竟未加注意，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分发琉球、安南、朝鲜、缅甸等邻近藩属。一个多月后，国丧告一段落。为了理政，道光皇帝开始阅读乾隆皇帝实录、圣训，方才看到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的正统记载。直到这时，他才如梦初醒：实录、圣训皆载乾隆皇祖生于雍和宫而遗诏却称诞生于避暑山庄，岂不是说实录不实、圣训不足为训？即使撇开实录、圣训所记真伪不论，宣传此说，岂不是说皇祖生母另有其人？这不是在给祖宗和自己脸上抹黑又是什么？想到这儿，道光皇帝又气又羞，立即传旨诘问。谁知几个军机大臣一时转不过弯子，竟然很不服气地举出嘉庆皇帝御制诗注解为据进行申辩。这使道光皇帝愈加恼火，当即下令追回以前颁发的所有遗诏并下令重新撰拟，再行颁发中外。与此同时，还对几个军机大臣严加处分：托津、戴均元均被轰出军机处，仍回本衙门，降四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另外两个军机大臣虽然未被撤职，也都给予了各降五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的处分。至此，这场因遗诏内容而掀起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在道光皇帝的强力压制下，外廷臣工不敢再公开提乾隆皇帝诞生在避暑山庄，然而，宫女、太监中的有关传闻却总是禁而不绝。清朝末年，熊希龄任职热乾隆传　　　　　　　　　　　　　　　　　　　　　　　?６·河，看到避暑山庄东宫院内有一间茅草小屋，与整体建筑极不协调，对此，熊希龄甚感诧异。这时，一位老太监向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乾隆皇帝生母为南方人，诨名傻大姐，随家人到热河营生。当时热河行宫外有各式南方工匠，如漆匠等。这时正选秀女，临时缺一名，就把这傻大姐列入充数。当时，雍正皇帝还是太子，一次得了重病，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夜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就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来傻大姐怀了孕，　在茅棚内生了一子，　即后来的乾隆帝。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其生母，就在其出生之地盖了一间茅舍　。”

熊氏得知此事后，于１９２２年４月告诉了胡适，胡氏并载入日记。由于辗转相传，此说增、漏之处颇多，但其基本情节，与乾隆皇帝有关传说相仿。按照这一说法，乾隆皇帝不仅不是满人，而且身份也极为低贱，母亲竟是《红楼梦》中那个整日嘻嘻哈哈、缺心少肺的傻大姐之类的人物，难怪道光皇帝对此传说要大发脾气并且要严厉禁绝了。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道光皇帝虽然竭尽全力将乾隆皇帝诞生避暑山庄的传说压制下去，但是，为时不久，另外一种传说，即“乾隆皇帝是海宁陈家之子”又流传开来。由于当时朝政日非、皇权日益削弱、阶乾隆传　　　　　　　　　　　　　　　　　　　　　　　?７·级矛盾空前尖锐，以及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增长，这一传说内容之杜撰、渲染，较之前说更加肆无忌惮。不但否认乾隆皇帝为其母亲所生，而且公然否认其具有满洲血统而认定其为汉人之子。矛头所向，直指整个清朝皇室和所有满州权贵。该说大略是这样的：康熙年间，海宁陈氏名宦迭出，陈元龙、陈世倌、陈诜、陈论等父子叔侄，位极人臣，因此便成了谋夺储位甚力的皇四子胤禎争取和联络的重点。当时，有某一陈氏之妻与胤禎之妃同在孕期，同时临产且同称得子。为表庆贺，应胤禎之邀，陈氏送子到王府让王妃看视。但至送归之时，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陈氏夫妻不敢声张，而抚养此女情同己出。２０多年后，陈氏所生之子继位为君，就是乾隆皇帝。为了探访本生父母，乾隆皇帝特借六巡江南之机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并以人子事父母语气为陈宅书写了爱日堂、春晖堂两块匾额。至于那个陈氏抚养成人的公主，后来择嫁常熟蒋氏，蒋氏特为其筑公主楼，云云。此说传出后，海宁陈家后人立即跟着帮腔，编造了自己祖坟风水的种种异征，借以证实这个“帝出于陈”的传说。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陈氏始祖姓高名谅，原籍渤海，流寓海宁。一天，因连日奔波劳累，在一小桥上休息时，失足落水。当时，桥边有一个豆腐坊，主人陈明遇，父女相依为命。是日，陈明遇恰因梦见青龙蟠绕乾隆传　　　　　　　　　　　　　　　　　　　　　　　?８·桥下而出门看望，遂将其搭救上岸，领回家中，讯明身世，便将己女许配为妻。后来生子，遂袭外祖之姓，取名陈荣，仍以制作豆腐为生。一日，陈荣半夜起来磨豆腐，忽于门缝中看到远方有二人提灯向近处走来。陈荣暗中出门查看，原来是一个秀才和一个道士在附近谈话。只听道士说，这个地方风水最好，如果将祖坟迁此，后世将位极人臣，并且还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数。秀才便问有何根据，道士遂从腰中摸出两个鸡蛋扬了扬说，将两个鸡蛋埋在这里，明天此时，就会孵出小鸡来。随后，二人蹲下将鸡蛋埋入土中，飘然而去。次日晨起，陈荣又磨豆腐时，忽然想起昨天秀才、道士说的话，匆忙放下手中营生，到那个地方查看究竟。果不其然，唧唧声中，两个鸡雏正在破壳而出。恰在此时，忽见远方两盏灯光向这里移动，原来，秀才、道士来取小鸡。陈荣赶紧俯身捧起两个鸡雏回屋，又另从室中拿出两个鸡蛋依样放回原处，关起门来，听那秀才、道士说些什么。顷刻之间，秀才、道士已到原地。看到鸡蛋还是鸡蛋，毫无变化，秀才便嘲笑道士大话骗人，道士则目瞪口呆，围着那两个鸡蛋转来转去，满腹狐疑，无法回答。而后，各自散去。事后，陈荣确知此地风水决非一般，乃将其父高谅之尸骨移葬于此。说也奇怪，两代之后，陈氏子弟便有科举登榜者，至道光时，陈氏一家举贡进士登第者已达乾隆传　　　　　　　　　　　　　　　　　　　　　　　?９·２００余人。其中，位至宰相者３人，官至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１１人……。按照这一记载，陈氏祖坟风水是如此之好，难怪会有一帝出于陈家了。对于这种悖逆的传说和文字记载，如在乾隆时期，所有干连人犯早已被凌迟处死并举家连坐。然而，当时各地人民起义风起云涌，西方列强也虎视眈眈，炮舰相向，为此，上自皇帝，下至廷臣无不忙得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这些事情。因而此后这种说法和其他许多有关清朝统治者的传说能一起广泛流传。清末民初，更几乎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这对于动摇清朝统治并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反清民主革命，起了重大的煽动作用。

乾隆帝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虽对近代以来的政局发展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细加考究，该说也很牵强。据已故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考证：乾隆帝出生之时，　其父雍正正在壮年并且已生四子，“以女易男　”，实无必要；而乾隆帝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实为视察海塘工程而不是省亲；为陈家书写宅匾者乃康熙帝，而非乾隆帝；陈氏盛时，乃在康熙以前，至乾隆时，已经衰落。对于陈氏先祖以及后人，乾隆帝也毫无宠幸、加厚之意，不但在修撰国史时，将陈之选等列入贰臣传，而且对于陈氏子弟仕宦者，也动辄加以打击、斥逐。至于陈氏后人关于其祖茔风水的传说，乾隆传　　　　　　　　　　　　　　　　　　　　　　　?１０·更是荒诞不经，不足为凭。而且，参阅《清秘史》等书可知：陈元龙于乾隆元年去世时已八十几岁，而上一年雍正去世时年五十八岁，两人年龄相差几近三十岁。因此，乾隆帝为海宁陈家之子一说看来可以否定。至于乾隆帝是否系宫女所生，学界至今尚未论及。不过，如果将之和嘉庆帝御制诗注以及道光帝即位后朝廷发生的那场风波联系起来，又颇耐人寻味。本来，“宫闱之事，日久易忘　”，可是有关乾隆帝生母、生父的议论却是时常不忘，经久不衰，这倒是值得寻味的。

乾隆传　　　　　　　　　　　　　　　　　　　　　　　?１１·


二、奋发有为的青年君主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八月，雍正得急病死。大臣鄂尔泰和史贻直一面料理丧事，一面齐集文武百官到太和殿，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拿下雍正帝立储的遗诏，向诸皇子宣读。遗诏上写着　：“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于是，　原为宝亲王的弘历就被拥上宝座，阶下大臣齐呼“万岁　”，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他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庙号为清高宗。

从幼年时代开始，　乾隆皇帝即熟读《诗》、《书》，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儒家经典中关于尧舜禹盛世的记载成了他所神往的境界。继承皇位为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舞台。这样，即位伊始，这个青年君主即着手对前朝败政加以废除，从而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巩固并加强了自己对全国的统治。

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是一个杰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以极其严厉的手段打击自己的政敌和专横不法的权臣。在此同时，有鉴于清康熙末年以来朝政废弛的现象，他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机构和赋税制度进行了乾隆传　　　　　　　　　　　　　　　　　　　　　　　?１２·大刀阔斧的改革。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皇权的加强和清朝统治的巩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他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了历史上长期积存的各方面的问题，其影响面几乎遍及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而且，由于时间仓促、思虑不周、用人不当等原因，不少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弊端甚多。因而，雍正帝的治世思想和改革措施招致了相当多的人的议论，并且几乎成了政治上反对势力的众矢之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清朝统治的巩固。为此，乾隆帝即位之初，审时度势，在维护雍正皇帝改革基本成就的同时，对雍正皇帝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在统治政策的调整中，最先转变的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雍正皇帝为政崇尚严猛，应该说，这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法门。但也因此而树敌过多，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有鉴于此，雍正皇帝刚刚去世，乾隆皇帝即借颁布雍正皇帝遗诏之机放出了改变雍正皇帝治世思想的信号，提出了自己的宽严并济的治世思想。而后，他又利用各种场合，对他的宽严相济的思想进行了愈加具体的解释。　他说　：“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天下之理，惟有一中。　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　根据这些思想，他对雍正皇帝的政乾隆传　　　　　　　　　　　　　　　　　　　　　　　?１３·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并进行了纠正雍正帝败政的工作。

其一是处理政治积案。雍正一朝，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次数多、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阿、塞和年、隆两案。阿其那、塞思黑原名允祹、允禟，本是雍正皇帝的同胞兄弟，仅因在康熙末年竞争皇太子，从而成了眼中钉。雍正继位后，分别将他们勒令除宗，废为庶人，名字改为阿其那（满语猪之意）、塞思黑（满语狗之意），时间不久，即先后迫害致死。受此株连，阿、塞二人子孙被革除宗籍，雍正的其他几个弟兄如允祉、允礻我、允禵皆被囚禁高墙。一夜之间，皇室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皇室内部关系紧张是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的一个严重的内顾之忧。为了收揽人心，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即以“亲亲睦族”为旗号，释放囚禁宗室，着手办理革除宗籍人员“附载玉牒”、“分赐红带、紫带”事宜。根据他的指示，允礻我、允禵等先后获释出监，还给爵位；阿其那、塞思黑及其党羽骨干延羽、苏努等人的子孙也被发还产业，赏给俸饷，赐予红带，收入玉牒。在此同时，他还提倡以孝治天下，对宗室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对于宗室中的长辈，撰封册文时不称“尔某　”，以示敬长之意。对于诸皇子的名字，因为都是圣祖仁皇帝所赐，载之玉牒，如果因自己一人而让乾隆传　　　　　　　　　　　　　　　　　　　　　　　?１４·弟兄的名字都为避讳统统改过，于心不安，所以颁旨废除皇子改名之例。对于孀居紫禁城内的康、雍两代皇帝的几个妃子，因为他们和封藩在外的儿子见面的机会极少，则于岁时伏腊、令节、生辰准许各王贝勒迎养于各自府邸，以享天伦之乐。对于康、雍以下的近支宗室，也普予封爵。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为团结统治各阶层人士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年、隆一案的主要当事人是年羹尧、隆科多，原来都是雍正的亲近大臣。年羹尧是协助胤禎夺得皇位的一员大将，其胞妹被封为贵妃；隆科多是胤禎的舅父，为胤禎登上皇位在内出力极大，胤禎一继位即谕知内阁，隆科多以尚书之职同贝勒胤□、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凡有谕旨必须由四大臣传出。年羹尧、隆科多对于雍正朝统治的建立和巩固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专横跋扈、恃功不臣，对雍正的统治渐渐构成了威胁。为此，雍正三年至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对他们二人及其党羽进行了清洗。年羹尧先被革职降级（　民间传说年羹尧一夜连降十八级），后被判“九十二款大罪　”，以一条白帛自裁；隆科多先遭变相放逐，后经王公大臣会审，定大罪“四十一款　”，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在此同时，雍正皇帝还大兴“文字狱　”，对和年、隆二人有过来往的官吏和士人加以残乾隆传　　　　　　　　　　　　　　　　　　　　　　　?１５·酷打击。其主要者有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江西乡试试题案。《西征随笔》由汪景祺所著，其中记载着年羹尧征服青海时的见闻，胤禎认为有对康熙皇帝不满之处；查嗣庭曾任礼部侍郎，在江西主持考试时，试题中有一句“　维民所止”，胤禎认为他是故意把“雍正”的头砍掉。汪景祺和查嗣庭二人和家属因此受到诛戮和流放的处分。牵连所及，汪、查二人浙江原籍的乡、会试被停止，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字狱也连绵不绝。雍正皇帝的这些举措，使得全国上下各级官吏、士子人人自危，“士子以诗文为戒　”，“乡、会试两试考官，每因避讳字样，必择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　”，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局面。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在“备位藩封”时便已有所闻，因而，即位之后，首先允许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起复，“酌量降等录用”。然后，又将各起文字狱涉及人员通行释放回籍。除此之外，为了解除广大官吏、士子的疑忌心情，他还连颁谕旨，反复劝谕　：“嗣后一些章疏，以及考试试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为了制止民间的“挟嫌陷罪”和各级官吏的“见事生风，株连波累　”，他除下令各省对以往文字狱案件通告复查以外，还特别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乾隆传　　　　　　　　　　　　　　　　　　　　　　　?１６·告之罪　”，承审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律论”。　这些规定，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士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巩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对于各级官吏、绅衿生监和广大农民，乾隆皇帝也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即位之初，即将雍正朝因亏空钱粮而被革职的两千来名官员悉数宽免。不久，又下令将在京大、小文武官员俸银各加一倍。对于内外佐杂官员，也普遍给予养廉银。对于绅衿生监，雍正时期管理一直十分严格，先后革除儒户、宦户等名目，规定士民一体当差。抗欠钱粮、包揽词讼者，当即革去功名，严加惩治。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将原先因抗欠国课而遭褫革的生员分别开复，同时，又陆续作出决定　：“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行免派杂差　。”　发遣犯人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役　。”生员犯过，地方官当先经学政批准，“始能会同教官于明伦堂戒饬，　不得擅自饬责”。　从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广大劳动人民，　他也频施恩惠。登极恩诏中，　首先宣布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全数宽免。而后，又陆续放宽灾蠲范围，针对各地遭灾实际情况，分别进行了一些地域性的钱粮蠲免。在此同时，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划一赋税征收标准，减免一些地乾隆传　　　　　　　　　　　　　　　　　　　　　　　?１７·区过重的正额赋税；禁止滥收耗羡，限止各级官吏的额外剥削；削除一些地区的苛捐杂税和非法摊派，清厘并豁除各地雍正年间虚报的开垦地亩数字，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三，对于雍正朝的其他明显败政和一些累民措施，乾隆皇帝上台以后，也都用力加以革除。首先是限制和打击僧道势力。在雍正帝的纵容下，雍正时期的僧道势力发展极快，引起了广大正统儒生和官僚的不满，也影响了雍正帝本人的声誉。雍正帝驾崩的第四天，乾隆皇帝即颁布上谕将供奉内廷的僧道全行驱逐回籍；而后，又分别通过颁发度牒、禁止各地擅造寺观等措施，对全国僧道严加限制。经过他的整顿，在政治上排除了僧道势力对国家事务的干扰，在经济上也限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因而，这一活动得到了广大官吏、士民的支持和拥护。其次是禁陈祥瑞。和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帝王一样，雍正帝相信天人感应。在他的影响下，终雍正一朝，祥瑞不绝。什么嘉禾、瑞麟、凤鸟、甘露、卿云现、黄河清等，不胜枚举。这股虚夸风气使得最高统治者很难掌握全国的实际情况，而乾隆皇帝对此深为反感。他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　”，　也毫无用处。他还告乾隆传　　　　　　　　　　　　　　　　　　　　　　　?１８·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　因此，他下令，“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至此，十几年来对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过极大影响的这股陈奏祥瑞的歪风方才停了下来。再次，是除去各种累民措施。除上述败政外，雍正还有不少举措也都直接、　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如为了兴建浙江海塘和对准噶尔地方政权用兵，　雍正皇帝曾先后开捐，　致使官吏队伍的素质因此而有所降低。因为人口繁殖、政务繁忙，而为了便于统治，雍正皇帝曾允许各地曾设州县和一些官职，也给地方制造了一些混乱。此外还有宣扬乐善好施、道不拾遗、岁举老农奖给八品顶带、兴办八旗井田、派遣外省教师担任福建正音教官等，也都在执行中弊端百出。如各地陈奏的“乐善好施　”，大多不是出自绅民自愿而是各级官吏勒索摊派所得，“名曰利民，而适以病民”；　宣扬“道不拾遗”也招致了“奸民邀赏，有司干誉”的流弊。岁举老农，给予八品顶带的作法，原为劝农而设，而在施行过程中，“往往有似农非农之辈觊觎钻谋，恃职不法”。　后来改为三年一举，“较前更难，贿嘱更甚　”，　更多为乡曲无赖所把持。为解决八旗生计而在京畿推行的井田制，也因八旗子弟盗卖官牛、出租土地而变得不伦不乾隆传　　　　　　　　　　　　　　　　　　　　　　　?１９·类。至于为教授官话而进驻福建各地的浙江、江西的正音教官，又因“虽谙官音，不晓土语，师弟问答，彼此扞格”而无法开展工作。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或者斟酌实情，严格批准手续；或者停止执行，改复旧章。如雍正十三年十月，以捐纳“无益吏治”而停止开捐。在此同时，　还以改隶州县，“百弊丛生，增设州官，事绪益纷，供给送迎，闾阎滋扰”；　陈奏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直是另开捐纳之条，而胥吏士豪，乘此得以侵蚀　”，于是分别下令禁止督抚滥请改隶州县，不许再行陈奏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等。乾隆元年七月，停岁举老农给予八品顶带之例；十一月，改井田为屯庄。二年三月，又将各省进驻福建之正音教官悉数发回，改从本省教职中“慎选熟晓官话者，专司正音教职”。

在封建社会里，多数封建帝王都恪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从而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对前朝败政予以纠正，表现了他的讲求实际、不墨守成规的精神。因此，他的这些措施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拥护。当时民谣云　：“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应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

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后，乾隆皇帝开始一步步把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

乾隆传　　　　　　　　　　　　　　　　　　　　　　　?２０·

因为雍正皇帝规定秘密建储，乾隆皇帝即位前，在法制上没有自己的僚属，更谈不上在官吏队伍中有自己的亲信，所以他即位时，年仅２５岁便一肩担起管理十几万官吏、近百万军队、一亿多人民的重担。那么这位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是用什么方法挑起这副重担的呢？如果对此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正像驭手驾驭马匹需要鞍辔缰绳一样，乾隆皇帝管理国家也有两条无形的绳索。其中一条绳索是秘密奏折制度，另外一条绳索就是军机处。

奏折制度最早始于入关之初的顺治、康熙时期，本为当时两种上行文书题本和奏本的补充和附庸。其主要特点是：具折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联系，不必像题本、奏本一样经通政司转呈内阁，经内阁票拟之后再和皇帝见面，而是直达御前。当时，可以具折言事的只限于少数高级官员和皇帝的几个亲信。雍正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控制各级官员，对于奏折制度更加重视。不但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中央供职的身份较低的监察官员和各省布、按两司以及一些知府皆可具折言事，而且奏事内容也更多地转到和统治安危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上来。这样，皇帝随时可以通过全国各地官员打来的这些秘密报告，了解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军政财文各方面的情况；而各级官吏却因此而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乾隆传　　　　　　　　　　　　　　　　　　　　　　　?２１·地捆住了手脚，只能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对于这种特务制度，乾隆皇帝大加赞赏。即位之初，虽对于雍正政策多所改动以博取宽大之名，而且，在居丧期间，还把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工作交给总理事务五大臣办理，然而对奏折制度，却一不废除，二不假手于人。雍正皇帝去世的第二天，　他即规定，“若有密封陈奏事件，　仍令本人自行交奏”。并下令“其从前何等官员准奏何事，或有特旨令其奏事者，俱著照前折奏”。在此同时，　他还不顾一些臣下对奏折制度的批评，而进一步扩大拥有奏折言事权力官员的范围。他下令“于大臣九卿科道外，并准部属参领及翰林等俱得奏折言事，以收明目达聪之效”。　对于处理奏折，　乾隆皇帝也十分认真，“详细览阅，不遗一字，若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　而且，外出巡幸期间，也不委人代办，而规定“自起銮之日为始，凡有外省奏折，俱赍付在京总理事务五大臣加封，交由内阁随本呈送，候朕批示，随本发回”。　在此同时，有鉴于奏折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他还在雍正朝各种旧有规定的基础上，提高奏折在所有上行文书中的地位。乾隆十三年，　他正式下令，“将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　从此，奏折又成了与题本并行的两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之一。而且，由于当时许多机密政务，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是先用奏乾隆传　　　　　　　　　　　　　　　　　　　　　　　　 ?２２·折报告皇帝，得到皇帝首肯后，再以题本形式正式向中央政府有关机构打报告，以便完整批准手续，因此，虽然其与题本并为上行文书的两种基本形式，但其作用却远在题本之上。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采用各种措施，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一是坚持满洲官员奏事用清文具折而不得使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上皇帝的批语引入具题本章；三是不准具折人将具奏内容和乾隆皇帝之批语泄露于同僚或上司官员；四是为防奏折呈送途中发生泄密，对所有具折言事官员，概行颁发凭匣和钥匙，只有具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样，由于乾隆皇帝高度重视和制度健全，奏折制度在乾隆皇帝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举凡统治集团中几次较大的政治斗争，各级官吏各种贪污不法案件的揭发和处理，多起文字狱的制造和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等，无不通过奏折的形式而得到了极为迅速和秘密的处理。乾隆皇帝利用奏折管理国务，简直达到了出凡入圣，妙不可言的地步。

军机处初建于雍正七年，本名军机房，原是西北用兵期间为了军事上的保密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机构。由于在此期间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机宜事务既不经内阁票拟批答，又不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而是经由军机处直达御前，由雍正帝亲自处理，故而，这一机构的建立对于雍正皇权的加强起过一定的作用。乾隆传　　　　　　　　　　　　　　　　　　　　　　　?２３·尽管如此，终雍正一代，军机处的工作范围却大致没有超出筹办西北军务之外，有些重要事务如雍正十三年的平定苗疆叛乱，雍正皇帝还于军机处之外另行任命办理苗疆事务五大臣。而且，雍正皇帝去世之后，在统治政策的调整中，乾隆皇帝还将其作为前朝的一项败政予以取消。这些情况表明，军机处建立之初，由于皇权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军机处在管理国家事务中所发挥出来的重要作用尚未引起最高统治者足够的重视。

即位之后，巩固和加强自己统治的强烈愿望推动乾隆皇帝着手重建军机处。雍正皇帝去世后，由总理事务五大臣暂时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但因这些人不是宗室，就是重臣，职位尊崇，联络广泛，长此以往，很容易自成体系而尾大不掉。再者，为了处理要务，乾隆皇帝每日仍需阅看并处理大量的奏折。对于一个刚刚二十多岁的青年皇帝来说，这一工作，无论就个人精力还是就统治经验来说都有极大的困难。阅览、处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核实情况和督促落实并检查办理情况了。因而，他迫切需要一个既能贯彻自己意旨、又有工作效率的工作机构。这样，三年丧满之后，乾隆皇帝撤消了总理事务处，又恢复了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

由上可见，乾隆皇帝重建军机处的直接目的是加乾隆传　　　　　　　　　　　　　　　　　　　　　　　?２４·强皇权。因而，在确定军机处的编制、规模、预选军机大臣、赋予军机处权力和工作范围等方面都较之雍正时期更为自觉、更为主动。首先，在人员编制上，雍正年间，军机大臣在职者始终没有超过３人，而乾隆皇帝重建军机处，一下子便任命了６位军机大臣。其次，对于军机大臣的预选，乾隆皇帝也有自己的标准：一是不准宗室担任，以防大权旁落；二是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以保证满族权贵在政权中枢的指导地位；三是不问资历，提拔亲信。如果说，军机处重建之初，乾隆皇帝尚不得不任用鄂尔泰、张廷玉等雍正时的旧臣担任军机大臣，那么，乾隆皇帝１０年以后，随着其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他便先后将傅恒等亲近拉进军机处，从而将军机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四是完善军机处的各项制度，　加强保密。乾隆十四年，他下令将雍正年间军机处“办理军机事务”六字印文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八字印文，并规定印信本时由内奏事处之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之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了保密，不但军机处的听差皆选１５岁以下不识字的孩童担任，而且在军机处值庐，此外还专派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对于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报的各地督抚，则严加处理。再次，是通过各种方式，削弱中央和地乾隆传　　　　　　　　　　　　　　　　　　　　　　　?２５·方各机关的权力，而将之集中在军机处。因而，和雍正年间相比，乾隆时期军机处处理事务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内至六卿部寺暨九门提督、　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１５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　在这中间，除了帮助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核内阁、翰林院所拟诏旨、议大政、谳大狱、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奉派出京查办事件、陪同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等事务性工作之外，还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的使用和任免提出草案，供皇帝本人选择，从而使其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可是乾隆皇帝却始终没有为之专设衙署，从军机大臣到军机章京皆为兼衔，其工作范围虽广，但说到底，不过是“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本人的秘书班子而已。因而，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难怪清代臣民老实不客气地把军机大臣比作抬轿的轿夫。给官老爷抬轿的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形容：前面一个昂首挺胸，叫作“扬眉吐气”；　第二个走在官老爷面前，叫作“不敢放屁　”，因为一放屁官老爷首当其冲，吃罪不起；第三个在轿后，视线被轿子挡住，因乾隆传　　　　　　　　　　　　　　　　　　　　　　　?２６·而叫“不辨东西”；　最后一个亦步亦趋，叫作“毫无主意”。　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几名轿夫一样。军机领袖“扬眉吐气　”，奏对时照例由他一人发言；居后的便“不敢放屁”；　新入军机的不摸底细，所以“不辨东西”；　位次在最后的，叫作“打帘子军机　”，当然是“毫无主意”。　即使是军机领袖也只是扬眉吐气而已。鄂尔泰、张廷玉、傅恒、阿桂都曾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学士和珅也曾极得乾隆皇帝信任，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控制朝廷大权。乾隆皇帝讲　：“大学士之于宰相，　虽殊其名，而其职自在　”，“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岂无一二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骫法能移主柄也”。“本朝纪纲整，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说话的乾隆皇帝，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的确，他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不但把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把明朝以来的内阁搞得形同虚设。在利用军机处这条绳索攫取权力、管理国务上，乾隆皇帝算得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

在乾隆时期的各种国家事务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口急剧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矛盾。据估计，三藩叛乱平定之初，全国人口近７０００万，乾隆传　　　　　　　　　　　　　　　　　　　　　　　?２７·而至乾隆初年人口普查时，已逾１１ ４亿。这样，全国人民生计问题愈益突出。为了防止发生新的社会动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乾隆皇帝对农业生产予以高度的重视。即位之初，他就反复强调“重农务本　”，并先后指示臣下编修、　刊布农书、试验区田法，　推广双季稻、扩大甘薯种植面积等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对于其他可资民生的经济作物如栽树、植棉、种茶、育桑、　养蚕等，也大力提倡。　对于不事生产的游惰之徒如僧道、娼妓以及有妨粮食生产的酿酒、烟草种植等，或严加限制，或明令取缔。在这诸多措施中，对农业生产起了较大作用的是劝垦田地和兴修水利。

乾隆五年以后，针对当时“各省生齿日繁而地不加广”的严重现实问题。乾隆皇帝对劝垦田地表现了异常积极的态度。当年七月，他颁布谕旨，命令各地“开垦闲旷地土”并规定，全国各地的所有荒芜田地，“悉听该地民夷垦种　”，免其交纳赋税。为了调动各级官吏的积极性，他下令将此作为官吏考课升黜的重要内容。按照这些规定，　无主荒地，“官为招垦，给照为业。若本地人力无余，准邻近无业之人承垦，编入土著”。　土地业主如已他徙而“承佃之人久经应差纳课，　已达３０年以上者即准永为世业”。此后，他还一再颁布谕旨，不断扩大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增加免于升科的垦荒亩数。　在此同时，　对于内地各省乾隆传　　　　　　　　　　　　　　　　　　　　　　　?２８·人民自发地移垦边远省份的活动，他也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政策。如东北原是清朝先世发祥之地，乾隆以前，历来严禁内地民人出关垦种。但至乾隆时期，禁令明显放宽，不但容其居留，而且准其入籍，以致不长时间，即由出关民人垦出大片肥田沃土。再如对山西、陕西、直隶民人租种蒙古牧地，他也以“边民获粮，蒙古得租，彼此相便，事属可行”而批准执行。这样，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不下数十万户”。对于广东、湖广和江西各省无地民人移垦四川，他的态度也很积极。在他的过问下，南方各省先后有大批贫民获准携眷入川，远至当时人烟稀少的川西、川南等地，开辟荒山野岭，兴修水利工程，种植粮食、茶叶、棉花等。除此之外，他还主抓了京旗移垦和西域屯田，其中京旗移垦始于乾隆七年。根据他的指示，先后有数千户在京旗人东行出关，在哈尔滨以南拉林、阿勒楚喀两地垦荒种地。不长时间，该地“满洲日多，居民日密，商贩牲畜不期而集　”，一片繁荣景象。西域屯田虽然始于康熙时期，但因当时中央政权和准噶尔地方政权兵戈不休，效果一直不甚理想。准噶尔、回疆两次叛乱平定之后，乾隆皇帝专拨内帑３００万两，采购牛、具、种子，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才正式开始。以屯田范围而言，原先不过巴里坤、科布多、哈密数地，此时，除原来地区继续增垦外，西至伊犁，乾隆传　　　　　　　　　　　　　　　　　　　　　　　?２９·北至塔尔巴哈台、雅尔，南至哈喇沙尔、辟展、托克三、乌什等地也先后规划屯田。以屯田形式而言，除原来的军屯之外，回屯、民屯、商屯、遣屯（　即犯人屯田　）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屯田形式也相继兴办。根据他的指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不少民人在当地官员组织下携眷出嘉峪关外，前往指定地点屯种；不少商人也纷纷携资前往，认垦田地。以种植农作物而言，原只有青稞一种，此时则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无不大量种植。至乾隆三十年，各种形式的屯田总数已在４０万亩以上，而且以后还在不断增加。由于乾隆皇帝重视和屯田措施有力，屯种田地连年丰收，当地军民自给有余。乾隆二十九年以后，甘肃连年遭灾，这时，根据政府安排，还由乌鲁木齐等地调拨粮食赈济内地饥民。总之，在他的劝垦田地政策的鼓励下，乾隆前期，全国垦田数字直线上升，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因人口迅速增长而造成的耕地相对不足的矛盾，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发展农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各地水利工程的兴修，乾隆皇帝也相当重视。继位后不久，他即亲自抓了江南水利、浙江海塘工程和直隶水道疏浚等重要水利工程的查勘和兴修。乾隆三年，他专拨库银１００万两兴修江南水利。不乾隆传　　　　　　　　　　　　　　　　　　　　　　　?３０·过三年，上、下两江各条水道得到了一番普遍的疏浚和治理。除此之外，还于江南各州县修建陂塘沟渠、圩埂、土坝近百处。对于江浙两省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的沿海海塘的修建和保护，他也花了不少心血，曾先后拨银上百万两，兴建柴塘、石塘，以保护沿海土地免受潮汛破坏。与此同时，根据他的指示，以治理永定河为中心，进行了规模颇大的兴修直隶水利活动。在这一活动取得一定成就后，乾隆九年，又将治河重点移到永定河上游——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对于全国各地的水利事业，他也不遗余力地予以提倡。在他的关心下，不少地方的官员重视水利事业，全国各地不同规模的水利工程相继兴建。如甘肃巡抚宗室德沛和署理陕西巡抚崔纪，即分别在所辖境内组织民众“开渠凿井”。　直隶平山县令郭殿正、阜平县令罗仰镳又分别于滹沱河、沙河两岸引水灌田，改造良田数十百顷。河南嵩县知县康基渊则组织人民将县内伊河两岸古渠一律疏浚深通，灌田６５０００公顷。阿尔泰任山东巡抚期间，注重水利，先后修渠灌田，种植水稻近５００顷。调任川督后，仍以兴修水利为事。在他的组织下，名山、三台、屏山、南江等县人民在新垦荒地上挑渠灌田数千顷。乾隆三十一年，他又以都江堰“为数十州县水利所关”而组织人民挖深堰底，加固大坝。此外，一些边远地区如广东、乾隆传　　　　　　　　　　　　　　　　　　　　　　　?３１·广西、云南和新疆巴里坤一带也都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巴里坤水利工程还别具特色。乾隆十八年前，该地军队屯种土地，向靠引南山雪水进行灌溉，但因遍地黄沙，渠水流失严重。为此，乾隆十八年，该地屯军凿木为槽，铺设了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木渠，灌溉了大片的良田。所有这些，都对农业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注重兴办水利的同时，乾隆皇帝还十分注意除害。当时，全国水道为患最剧者莫过黄河。因此，他逐年拨出巨帑，对黄河进行整修，加固堤堰、疏浚河道、开挖引河等，减轻了黄河为患的严重程度。

乾隆皇帝推行的这些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在清初以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整个社会也因此而比较长期地处于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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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上朝廷

乾隆一代有“十全武功”之说，乾隆皇帝也自称是“十全老人”。　所谓“十全　”，指的是１０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即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合计为１０。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

提起“十全　”，不能不提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对苗疆的用兵。

在贵州“苗疆”地区，雍正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贵州“苗疆”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往贵州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　”，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苗疆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疆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继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要对苗疆大举用兵。他初次调兵遣将，自不免要稍示威严。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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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订了“督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所向克捷。三路兵马步步紧逼，层层封锁，对苗寨群众大杀大烧，清军攻破苗民据点牛皮大箐，杀死１万多人。清军又回头对熟苗大肆杀戮，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先后毁掉苗寨１２２４寨，赦免３８８寨，杀死１１７万人，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　”，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６０年间，他多次对属国和边疆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次。

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隅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乾隆传　　　　　　　　　　　　　　　　　　　　　　　?３４·数，而战功全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　”，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实际上就是赐死。讷亲自知不免一死，遂用这支祖剑自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致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帝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大小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进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２０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他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乾隆传　　　　　　　　　　　　　　　　　　　　　　　?３５·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了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弟为定边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皇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最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恩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　”，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乾隆传　　　　　　　　　　　　　　　　　　　　　　　?３６·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朝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号。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弟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俨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还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叛乱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兵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３０００人，被霍集占率领的１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３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帝因为连年用兵胜利，心中十分高兴。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他特命画工为各功臣画像，将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供人观瞻。各大臣也都能以入紫乾隆传　　　　　　　　　　　　　　　　　　　　　　　?３７·光阁为荣。这也是乾隆皇帝鼓励臣下为国立功的一个措施。

平定准噶尔、回疆叛乱后不久，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乾隆皇帝又干了一件有功于历史的漂亮事，这就是接受土尔扈特异域来归。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原是蒙古四部之一。１７世纪２０年代以前，该部一直居于准噶尔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和邻近蒙古各部发生矛盾，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近代居住的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几经辗转以后，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对异国殊俗，土尔扈特部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他们不顾山险路长，一直和中央政府以及留于原居地的厄鲁特各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部落人民表示深切的关怀。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专派内阁侍读图里珅等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人民。对于土尔扈特和清朝中央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沙俄当局极为不快，他们为了加强对土尔扈特部人民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改组土尔扈特部落会议（扎尔固），以限制土尔扈特汗的权力。一方面又实行宗教渗透，逼迫广大土尔扈特部人民改宗东正教。同时，沙俄还把广大土尔扈特丁壮作为炮灰，大量征调他们参军，去和瑞典、土耳其等国乾隆传　　　　　　　　　　　　　　　　　　　　　　　?３８·作战，“归来者十之一二”。对于沙俄当局的压迫，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而清朝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又使他们返回原居地成为可能。这样经过长期的准备，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的１７万土尔扈特人同时发动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彻底摆脱沙俄政府的控制，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祖国的征程。在回国途中，　他们击退了沙俄军队的追击，　战胜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骚扰，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疫流行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次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早在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乾隆皇帝即得知土尔扈特正在向中国边境转移的消息。由于在来归土尔扈特部众中，有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叛逃国外的舍楞、劳章扎布等人，一时之间，对于其入境意向，不少官员疑虑重重，“议论沸起”。他们一则怀疑土尔扈特前来投顺只是犯境借口，二来又惧怕收受“俄罗斯叛臣”会引起沙俄干涉。对此，乾隆皇帝经过通盘考虑，力排众议，决定对万里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众予以热烈的欢迎。为了使土尔扈特来归人众了解自己的态度，当年六月初，大队土尔扈特部众刚刚进入中国境内，他即派得力大臣舒赫德前去迎接。　在此同时，　为了解除叛而复归的舍楞、劳章扎布等人的疑惧心情，他还专派使者至其驻地面传谕旨，表示“断不究其前罪，乾隆传　　　　　　　　　　　　　　　　　　　　　　　?３９·务与渥巴锡等一体加恩”。　针对土尔扈特人众远道跋涉，各种生活用品奇缺的情况，根据乾隆皇帝“口给以食，人授之衣”的指示，大批清朝官员投入了赈济来归人众的具体工作。为了救急，乾隆皇帝除指令土尔扈特人众所至之地官员运用库存衣物、茶叶、布匹、粮食和官中牛羊之外，还专拨库帑２０万两，于西北各地购置牛羊衣物，“驱往供馈”、“均匀分给”。对于其投顺之后的耕牧地区，也作了妥善的处理。分别将之安置在科布多、珠勒都斯一带地方。在一切大致就绪之后，当年九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隆重地接见了前来入觐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并将渥巴锡封为卓哩克图汗，其弟策佰克多尔济封为布延图亲王，舍楞封为弼里克图郡王。其他来归头目也都分别封为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这样，由于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来归态度积极，安置妥善，使得这些“新投之人，一致如归　”，很快地安下心来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西北边疆。不到两年时间，土尔扈特居地“游牧安帖，田禾茂盛　”，一片繁荣景象，乾隆皇帝的积极政策收到了极大的成功。

土尔扈特部人民回国定居后不久，沙俄政府便行文清朝政府，一方面胡说“渥巴锡人等俱系悖教匪人，不当收留　”，另一方面，又节外生枝地声称土尔扈特乾隆传　　　　　　　　　　　　　　　　　　　　　　　?４０·回国时，曾将１５０多名俄罗斯人带入中国境内，要求查出放回。在此同时，沙俄政府还蛮横无礼地要求清政府，如不交回，“恐兵戈不息，人无宁居”。对于这些无理要求，乾隆皇帝下令断然拒绝，严词驳斥。对于沙俄政府的武力恫吓，　也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　他的这种严正态度，挫败了沙俄企图重新奴役土尔扈特人员的阴谋，同时，也使我国的西部边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甸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继续放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帝看到，大小金川已平，准噶尔部也多年太平无事，现在缅甸和暹罗又臣服了中国，心中十分快活。他与和珅等贴身大臣不是下棋，就是喝酒。高兴乾隆传　　　　　　　　　　　　　　　　　　　　　　　?４１·的时候，他与和珅一起微服出宫，逛一逛京城有名的妓院。弄得不好，被御史们知道了，还要叩头谏奏一番，乾隆帝只是一笑置之。只有军机大臣刘统勋能直言正色地谏劝。因为刘统勋是个老臣，以清正闻名，乾隆帝对他颇有几分忌惮。

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六月，广西地方官上奏，谓安南国王黎维祁被阮文惠所逼，被迫出走。其母逃来广西，请求中国出兵相救。乾隆帝闻报，遂命两广总督孙士毅赴广西处理此事。十月，孙士毅督师进击阮文惠，并预先铸好了敕封黎维祁的大印。这时，阮文惠已于顺化称帝。他听说清兵来袭，便遣使伪降。孙士毅因麻痹打了败仗，退入关内。乾隆帝闻及大怒，立命福康安代孙士毅经营安南事。阮文惠马上遣使求和，并入贡中国。第二年五月，乾隆帝因不想长时劳师，遂答应了阮文惠的请求，准予入贡。乾隆帝命原安南王黎维祁剃发易服，编入八旗为佐领。这时，阮文惠已改名为阮光平，乾隆帝下诏，封他为安南国王。他随后亲来北京，朝觐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见外国国王来朝，很是高兴，便厚加赏赍，遣使护送回国。后来，阮光平数次派兵，帮助清廷剿捕海盗。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乾隆传　　　　　　　　　　　　　　　　　　　　　　　?４２·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察，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２０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略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财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订的最高法律。它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它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由上可以看出，在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中，乾隆皇帝耍了个小手腕，把征服准噶尔汗国这一功分作了三功——平准噶尔汗部、再平准噶尔汗部、平回疆。这一分为三就很能看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除首乾隆传　　　　　　　　　　　　　　　　　　　　　　　?４３·次平大小金川之外，另外六次用兵都在征服准噶尔汗国以后，不能说与他的此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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